大滅絕

中文版序

許靖華

我父親受過高等教育並曾留學美國，但仍在念完中學後，花了三年時間追隨一位洪先生研讀古典文學。所以他的人生哲學深受儒學薰陶，而且也只有了解中國歷史的人，才明白他的善惡觀。到了我成長的年代，達爾文主義取代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的新信仰。我從未進過私塾，年甫四歲即就讀揚州實驗小學。

所謂「實驗」，指的是率先引進西方教育制度和人生觀。學校教導我們蔑視宗教，視之為迷信。反對崇拜偶像，幼年時就已勇氣十足的打斷泥菩薩手的孫中山先生是兒童心目中的英雄。尊崇孔子無妨，但僅止於敬之如良師。學校中傳授儒家學說，不過僅止於作為道德課程而非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中，我們接受的通篇全是實用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價值觀的西方思想：生活是一場生存的掙扎，唯有勝利的一方得以延續。這便是主張國家主義的國民黨和主張階級鬥爭的共產黨二者意識形態的基礎。

■回首前塵

最近我讀了一本普西（James Reeve Pusey）所著的《中國與達爾文》，頓時明瞭從第一次鴉片戰敗之後，達爾文主義是如何無情的滲透進入我們的社會。這種意識形態原已根植在早於達爾文的十九世紀英國社會。達爾文自己也承認，這種無情無德的學說可以溯源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所有的人對抗所有的人的戰爭」（War of all against all）教條，並成為啟蒙時期和法國大革命以降的歐美國家物質主義傳統。

1859年《物種原始》出版之前，英國人業已連同邪惡的鴉片向世界輸出這個邪惡的學說。1855年，英國駐上海領事亞庫克（Rutherford Alcock）寫道：「控制生命、成長和國家興衰的自然律，同樣也彰顯在人類生活上。文明發展幫助了智力和身體較低劣的種族，但結果還是弱者臣服於強者。」

所以英國人鼓吹蠻橫的力量，與愛及和平的道德觀背道而馳。發明達爾文主義的不是達爾文。他只是誤給了它望似可敬的科學煙幕，促成霸權主義如野火燎原席捲世界。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是告知社會：達爾文主義並非科學，其實是以傳統英國社會哲學為基礎的錯誤科學解釋。

儒家道德觀恰好與此南轅北轍。學校及家庭教導我們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儒家美德，然而我們這些正在成長的孩子卻認為那些只不過是過時的字眼罷了，除了在看武俠小說時還感覺得到忠誠義氣的價值，現實中人似乎都認為那些全是空話。其實中國人長久以來以儒學為歷史實驗。即使是專制的君主王朝，也要仁愛治國。位高權重如秦始皇，也不免在死後不久就失去江山；成吉思汗轉戰各地的豐功偉業雖然傾圯得比較緩慢，但仍不可逆轉。

至於西方，進行的是另一場歷史實驗，到了十九世紀，他們似乎已證明成功的祕訣在力量而非德政。兩次鴉片戰爭總算給中國人上了一課，1895的甲午戰爭更是最後一擊。許多人覺得日本揚棄從中國學來的儒家價值觀，所以致勝；但汲汲於保有儒家美德和博愛的中國，卻因軟弱無能而一敗塗地。

亞庫克預言，中國或許能苟延殘喘，但依照自然律是注定會滅亡的。那時社會輿論相當一致。掙扎求生的中國人，必須拋開儒家思想的桎梏，所以達爾文主義的種子，在戰敗後的中國找到了萌發新社會原則的肥沃土壤。

嚴復、康有為和梁啟超三位儒家學者，在重塑二十世紀七國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發揮了極大影響。赫胥黎《天演論》的中譯者嚴復寫道：

「且中國蒙累朝列聖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修明，度越前古。遊其宇者，自以謂橫目冒耏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鳥言夔面，飄然戾止，啟關求通。所請不得，遂爾突我海彊，虜我官宰甚而至焚燬宮闕，震驚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

嚴復追問，是什麼造成我們的積弱不振，西方力量又從何而來。他的答案由攻擊儒家道德觀的行動，以及鼓吹「科學的」奮鬥求生、適者生存自然哲學中，顯露無遺。但「爭」這個字眼含意不佳。儒家學者荀子諄諄教誨爭鬥即災難的觀念。

道家的老子則稱頌無為的美德。嚴復要接受達爾文主義，就得先把最重要的傳統中國價值摧毀殆盡。嚴復以「群」取代了儒家的自力更生，主張「群與群互鬥」。正是由於這種中國達爾文主義，造成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命定要遭受內戰的煎熬，最終以視國家為群以及視階級為群，兩者間的大規模爭戰作為終結。

康有為是新派儒家人物，試圖綜合東西雙方思想，他的想夢是世界大同，然而1895年冬甲午戰敗後，康有為眼看大同無望，轉向達爾文主義，接受了其中關於進步和進化的概念。康有為揚棄中國傳統認為上天「全知全能，懲惡揚」的信念，接納達爾文主義中認為「上天無知，獨厚強者」的教誨。有感於「團結就是力量」的中國傳統主張，康有為強調「團結」以及由結群獲得的力量。西方科技的成功和船堅炮利獲致的軍事勝利，在在都是「科學」價值的明證。康有為不得不承認：達爾文是「科學家」，而科學家似乎總是所言不虛。

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對《物種原始》和《天演論》的狂熱一發不可收拾。在所辦的《時務報》上，他發表了自創的達爾文主義草律：強者必盛，弱者必亡。全球所有國家都靠戰爭求生存。積極備戰者興盛，鬆懈避戰者必將覆滅。梁啟超結合嚴復的輕己重群和康有為的團結，得出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心思想的結論：以群體生命為重，個體次之，只因人人和群體命運密不可分。他堅持歷史過程的必然性，後來證實促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肇端。

梁啟超在1897年離開新聞界，前往湖南教書。吸引一群滿懷熱情的年輕學者群集長沙。以不容置疑的科學原理取代子曰，達爾文主義成為世界歷史的科學闡釋。科學告訴我們，唯有透過為生存進行的種族鬥爭才有進步；歷史就是人類群體進化的故事，因此毛澤東才開始相信：世界進步有賴階級鬥爭，無人能扭轉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梁啟超對他的影響大於馬克思。

■揭開事實

我就和眾多中國人一樣，盲目的接受了這種「科學理論」和中國達爾文主義，對學校所教的社會哲學起源可謂一無所知，也未曾讀過達爾文的經典之作。直到多年後開始涉及地球生命史中大規模滅絕事件的研究，我才有所改變。和眾多其他科學家一樣，我們都以為恐龍乃是因為在生存鬥爭中失敗，才在六千五百萬年前滅絕，而哺乳類動物則是生存的適者。1970年代，我在作科學研究的期間，偶然發現了海洋浮游生物大規模滅絕的歷史。千百種頑強種屬突然死亡殆盡，卻只有一種小小的叫「古抱球蟲」Eugubina）的種屬反而倖存，而這個微不足道的種屬成為不計其數現代單細胞浮游生物的祖先。因此我覺察到，勝利一方並非強者，反而是弱者。

我想把這本書寫成追查「謀殺」恐龍以及大規模滅絕原因的偵探故事。透過現代地質化學紀錄，遠古化石閱讀起來就像是一冊史書。曾經發生過一場宇宙飛來橫禍，彗星撞擊後，生物幾乎無一倖免；生存下來的是幸運兒而非適者。看到這項反達爾文主義的科學結論，我不禁懷疑達爾文學說在科學上的根據，開始去探討他的結論是否可信。

正如聖經所載，捷足未必先登，強者未必得勝，反而是謙遜者得到世界。地球的生命歷史上根本沒有生存競爭這回事，更沒有保存優秀種族的天擇。這就是今日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研究後得到的合乎邏輯的解釋。那麼達爾文何以作出不同結論？我終於購買了一冊《物種原始》，驚訝的發現達爾文基本上沒有支持自己結論的科學證據。

他自稱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得到靈感。其實我們如今愈深究生命歷史的紀錄資料，適者生存並非自然律的事實就愈明顯，它只是英帝國的邪惡政治哲學。愈鑽研史料，就愈發現達爾文主義主張的天擇並非科學，而是宗教信仰。1945年的諾貝爾生物獎得主張恩（Ernst Chain）勇敢的說：「適者生存是毫無根據而且違反事實的假說。長久以來，眾多科學家不假批判的囫圇吞下達爾文學說，真是令人驚訝。」

多年來，社會把達爾文理論視為科學的自然律接納，也許是因為它為我們社會的所有自私天性提供了正當的理由。資本主義者毫不容情的競爭、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開發、馬克思主義者殘酷的階級鬥爭、種族主義者不道德的優生學、納粹黨徒有系統的迫害少數民族、民族解放戰士漫無法紀的恐怖主義等等，達爾文主義的口號為這些激進份子的不當行為提供了藉口。這種邪惡的社會政治哲學驅趕開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及中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愛國主義和群體意識取代了仁愛與個體的人權。以戰爭及鎮壓手段對待其他群體，成了歷史最終的目標。

我想用一般讀者可以了解的文字引介生物演化的科學事實。過去十年來的科學研究徹底的改變了我們對地球生命歷史過程的了解。關鍵字眼是共演，而非爭鬥。花無蜂不能傳種，珊瑚無共生藻類不能存活，人類最後若消滅了我們的自然環境，也會滅亡。

在十億年的自然過程中，互助共存是通則，互鬥而亡才是特例。嚴復、康有為和梁啟超之後百年，中國人回首往事，認清了這些「哲人」的短視。二十世紀的歷史教訓是什麼？殖民地先後獨立自主，而德意志帝國、大英帝國、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第三國際乃至蘇聯，如今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又是如何？

在過去國與國爭鬥的情況中，結盟有其軍事上的必要。而現在我們也逐漸的覺悟人類不再能用戰爭解決國際爭端。嚴復主張的群、康有為主張的團結、梁啟超的進化說，都不合時代需要了。我們目睹南斯拉夫分裂成五、六個共和國，蘇聯更瓦解成十五個共和國。我們也目睹了歐洲聯邦的不合潮流。

我們不需要地大力強的群，更不需要用戰爭維持和平；而是要用教育、道德、仁愛及民主達到大同。馬爾薩斯─達爾文主義的歷史實驗行將告終。我們不再認為群與群對抗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更不再相信大我的強盛理應重於小我的人權。我們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我自的國防經費不該再花在為鬥爭或戰爭作準備，而該致力於自然環境的保存、人類棲息之地的維護。

許靖華 作者
知名地質學家，一九二九年誕生於南京，十五歲考入中央大學，十九歲獲理學士學位，並以優等生資格獲政府獎學金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深造，得碩士學位。二十五歲時成為美國UCLA理學博士。他在美國生活、求學和工作近二十年，一九七六年移居瑞士至今。 許靖華在地質學中主要研究包括：造山事件、阿爾卑斯構造、推覆構造、大地構造學、碰撞構造學、混雜堆積、印支期造山帶、古特提斯、沈積序列、地質演化、海洋浮游生物、集群滅絕、全球性生物事件、相模式、深海沈積、古海洋學、白雲岩、湖泊、鹽度臨界、地球物理、地球化學、石油地質、環境學、白堊紀、米新期（Meddinian）和大地構造相。在此領域中的傑出成就，為他帶來了眾多榮譽：古根漢基金會高級研究獎、伊莉莎白女王二世高級研究員職位、一九七九年美國地質學會名譽會員、經濟古生物學家和礦物學家協會名譽會員。此外，更先後成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名譽教授、第三世界科學院協理高級研究員、地中海科學院院士，以及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八四年是他的獎章年，共獲得經濟古生物學家和礦物學家協會授與Twenhofel勳章、倫敦地質學會授之Wollastan勳章，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學授與之Bownocker勳章。
任克 譯者
筆名。許靖華教授的學生。在大陸研究地質頗有成就。文革時練習書法，如今卓然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