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禦的戰略，才有可能與道德畫上等號

這個世界，一方面耶穌、甘地和金恩大力提倡和平（非暴力）福音，並且身體力行；另一方面，我們卻在瘋狂的氫彈毀滅與同歸於盡主義下，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如果可以選擇，有哪一位神智正常的人會選擇暴力路線呢？

我十五歲那年就曾做過這麼一次抉擇，也就是在宇宙合一理論的時代。當時，這個抉擇似乎相當容易，我寧可為甘地捐軀，也不願為邱吉爾打仗。但是那時候開始，事情就不再如此單純了。1940年，法國的通敵者表面上主張非暴力路線，私下卻與希特勒媾和；幾年以後，歐洲的猶太人平靜走向奧茲維茲（Auschwitz）集中營的死地。看到法國的前車之鑑，我決定為英國而戰；看到奧茲維茲的慘劇，劫後餘生的猶太人決定為以色列一戰。非暴力路線常是明智之舉，但並不是永遠如此。用愛與消極去抵抗某些暴政，是頗有奇效的武器，但也並非一概適用。當部族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頭時，我們就被迫使用子彈與砲彈來對付威脅部族生存的大敵；若在生死存亡之際，消極抵抗—這個武器可能緩不濟急，也太不切實際。

尋找得以立足的地帶

假設部族不得不允許族人拿起武器自衛，是否同歸於盡主義便較易令人接受呢？同歸於盡的戰略，正是引領美國與蘇聯拚命製造攻擊性核彈、飛彈的罪魁禍首；這些彈藥的數量已足夠摧毀兩國城市和工業好幾遍，而我們還故意找出許多藉口，否定我們回歸以自衛為主要戰略的可能性。

同歸於盡的戰略脫胎自1930年代的戰略轟炸理論，雖然在1939年至1945年對德作戰期間，已證實這是錯誤的；不幸的，卻在對日戰爭當中，獲致夢幻式的成功。同歸於盡的基本論點是：彼此報復勢必帶來毀滅性災難的可怕後果，嚇阻各方不敢輕啟核武大戰的戰端。這個戰略的確可阻止冷靜、理性又能嚴格掌控自身武力的人；但是如果一個人既不冷靜、也不理性，又無法妥當掌控自身武力，那該怎麼辦？那我們只好盡人事而聽天命了。哪天運氣不好，我們的飛彈升空，執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濫殺無辜……。

我從來不曾接受這個戰略，也永遠不能接受，無論是就倫理或必要的觀點來看。

在非暴力的福音與同歸於盡的戰略之間，應該有一個中間地帶，讓一切理性的人得以安身立命——容許為自衛而殺人，可是禁止漫無目的濫殺無辜的地帶。四十年來，我一直在找尋這樣一個中間地帶。我不敢說我已經找到，但是我認為，我大概知道它在哪裡。我採取的立場，乃是攻擊與防衛涇渭分明的道德分野，分界線通常眾說紛紜，就算拍板定案仍很容易引起爭議。然而它卻是實際而必要的，至少它的主要訴求很清楚：轟炸機不好，戰鬥機和防空飛彈好；坦克車不好，反坦克飛彈好；潛水艇不好，反潛技術好；核武器不好，雷達和聲納好；洲際飛彈不好，反彈道飛彈系統好……。

上述以道德做為取捨標準的清單，和四十年來主流派政治與戰略思想格格不入。而正因為它與習以為常的教條不符，才能給我們更真實的盼望，盼望可以逃脫我們自己布下的羅網。

攻擊乃最佳防禦？

每一個軍人都會質疑這些道德區分，或許在許多場合，引用那句軍事名言「攻擊乃最佳防禦」，都言之成理：最佳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坦克，最佳的反潛武器就是潛艇。

每一種說法都應經過驗證，並就其優劣予以評斷。但是更宏觀來說，倫理的要求與軍事運作的實際，並不必然無法兼容並蓄。攻擊乃最佳防禦的原則，應該是屬於戰術層面而非戰略層面；它適用於營指揮官處理小區域戰役，並不適用於總司令擘畫全盤戰爭大計。錯把這句名言由戰術領域強加在戰略領域，正是拿破崙和希特勒走向敗亡的原因。

所以，在防禦性與攻擊性武器的道德分界下，並不禁止使用坦克與戰機於地區性反攻擊作戰，而是禁止製造專門用於攻擊的坦克與戰機等戰略武力；尤其要禁止的是純粹戰略性的攻擊武器，譬如洲際飛彈、彈道飛彈潛艇等，因為它們並無明顯可見的真正防衛任務。

以上所述，簡單的說，就是我的道德立場。我相信它並沒有和忠勇愛國、真誠關心如何捍衛國家的專業軍人倫理相牴觸；只可惜，它卻不見容於那些民間科學家與戰略專家——正是他們執迷不悟，將我們帶向同歸於盡之路。這些科學家說服了政治領袖與廣大群眾，相信攻擊性武器的絕對優勢，是不變的科學事實。他們將攻擊優勢聖化為教條，使得一般對科學無知的老百姓根本不敢攖其鋒。他們宣稱，由於攻擊優勢是不容變更的最高指導原則，同歸於盡的戰略乃成為其他諸多沉悶方案中最佳的一個。

其實，他們的教條根本就是錯誤的，說現代武器不可能防禦也並非事實。防衛固然困難、昂貴、煩瑣、複雜、不具戲劇性，也不全然可靠，但絕非毫無希望。如果我們在政治上，下定決心將戰略由攻擊主導轉至防禦主導，重新指揮武器之生產、研究與發展，再配合外交出擊，朝著最終肅清攻擊性武器的目標邁進，並沒有任何物理或化學定律可以阻止我們的行動。我們之所以陷入同歸於盡的泥淖、不能自拔，只是因為我們缺乏意志與道德勇氣而已。

數位編輯整理：林柏安，陳子揚
Photo：Keith Roper,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