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概念

一九八三年版作者序

《企業的概念》這本書在一九四六年首度出版，至今已經快四十年了。不過，這本書還沒有成為「古典名著」──所謂每個人都知道，但沒有人讀的書。這本書現在還賣得很好，差不多每十年要出一到兩個新版，所以今年這一版是第六版了。很明顯，這本書對當今的讀者還很有意義，不過，與它四十年前對讀者的意義當然是不一樣了。

四十年前，當我撰寫這本書時，很少人知道「公司」，更不用說了解「公司」。就像中世紀的非洲地圖，一大片空白上註記著：「這是一塊象群咆哮的地方」。當時有關企業或企業管理的書籍不到五本，扳扳一隻手就數得完，而且根本就沒有所謂「管理學」或「管理研究」這種東西。

這本書完成時，書評家都不知道該怎麼寫評論。因為這本書寫的是企業，但又不是經濟學；它探討結構、組織、政策、統治原則、權力關係，但又不是「政府學」。一位好意的朋友，也是當時頂尖的政治學者，在一份主要的政治學期刊評論我，「吾人衷心期盼這位優秀的年輕學者，未來會把他可觀的才能用在比較值得令人尊敬的課題。」另一位朋友，我當時任教學院的院長，根本就反對我出版這本書。他說，「你在政治學或經濟學研究生涯都有很好的開始，出版像這樣絕對會同時得罪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的一本書，只會毀了你的專業機會。」

在我撰寫本書時，通用汽車公司，本書用來做為現代大企業和現代組織典型的範本，聲勢正如日中天。通用汽車的生產能力，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然有目共睹，戰後，通用汽車的生產能量和經營績效仍然驚人成長，頗有再造奇蹟之勢。其時，通用汽車的產量快要到達戰時的兩倍，獲利則將近四倍。汽車業是當時成長極快的產業，既是「高科技」的縮影，也是「現代工業經濟」的中心，而通用汽車則是全球汽車產業的領導廠商。

如今，每年都有有關大企業和其管理的大批書籍出版。我的老朋友，那位學院院長的確說對了：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至今都還沒有接受《企業的概念》分析並提出「組織是現代社會重要現象」的現實。然而，這本書卻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管理學，有系統地研究現代組織的結構、政策、社會和人性議題的新學科。此後，管理學也成為全球相當受重視的專業和研究領域。

由於管理學肇始於大型企業組織（四十年前出現的現代機構）的研究，所以管理學者通常都在企管學院任教，人們聽到的多半也是「企業管理」，而不是「管理學」。不過，「管理學」的研究範圍正逐漸包含今日「組織的社會」的所有機構。譬如，企管學院（很多已經改名為管理學院）正把公共行政學院或醫院管理學院納入；多數「高階管理課程」同時招收企業和非企業機構（包括聯邦政府和專業協會）的高階主管學員；而哈佛商學院也開設「管理課程」供學院院長選讀。此外，很多神學院最熱門的課程是「教會管理」，而《企業的概念》就是這門課的基本教科書。

當戴高樂將軍想師法拿破崙，決定史無前例地開創一所培育法國未來領袖的國家行政學院（Ecole National d'Administration）時，這個定位為研究所層級的管理學院，以美國管理學院的課程為藍本，而發給學員的第一本書，就是這本《企業的概念》。

與四十年前比較，如今全球汽車業都面臨嚴重危機，這個危機更因為能源短缺和石油輸出國家聯盟而加重。過去二十年來，西方國家汽車市場的成長便一直低於該國的國民生產毛額或個人所得成長率。五年前，也就是七○年代末期，日本的汽車市場也不再成長。這表示，汽車產業即使不是衰退，也已經成熟。

雖然本書批評裝配線的無效率和違背基本工程原則，但在四○年代，裝配線仍然是最進步的製造過程。如今，裝配線已經像恐龍般應該被時代淘汰，而且成為真正自動化的障礙。就汽車業的科技和配銷系統而言，這個產業已經是個老舊、甚至過時的產業。科技和工業發展的領導地位，以及經濟成長的動力，都已經轉移到以知識或資訊起家的產業，如製藥業、資訊處理產業或通信產業。

至於通用汽車本身，雖然現在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者，到最近也還是最賺錢的製造業者，但無論是在它的本業或是在它的基地美國，很明顯都已經被迫採取經營的守勢。

然而，本書出版以來最大的變動，恐怕還是我們的社會本身。

我們在一九八三年所看到的社會，與一九四五年代的人所看到的社會非常不同。現在，我們大致以《企業的概念》這本書首次揭露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社會。

今天，我們視現代組織為當然。事實上，我們都知道，現代已開發社會是由組織所組成的，主要的社會工作都在機構內或經由機構來完成，這些機構包括企業組織、政府單位、醫院、學校、大學、或軍隊。四十年前，企業組織最多被視為新穎而獨特的機構。如今，企業組織顯然被視為諸多組織中的一種，而且不同組織之間相同的地方，還遠高於不同的地方。所有組織都需要結構和重組、所有組織都需要我們稱之為「管理」的器官、所有組織都有管理工作、所有組織都有政策和策略、所有組織都要面對成員的地位與功能的問題、所有組織都要確保資源的生產力，尤其是人力資源的生產力，所有組織也都要處理內部權力關係，以及因此需要界定的體制或統治秩序。而這些都正是《企業的概念》這本書首次提出來討論的重要課題。

此外，現代組織社會中，所有機構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它們都是整個社會或更大社區的一部分，因此都面臨所謂「社會責任」的問題。而這也是《企業的概念》首次提示的問題。

今天所有這些問題似乎都已司空見慣，但四十年前卻新得讓人震驚。當時，半數以上的年輕美國人連高中文憑都沒有，如今，半數以上的年輕美國人上了大學；當時，五分之四的美國勞動者是在農場、工廠、礦場、鐵路或工匠店裡做工的藍領階級，如今，只有五分之二的美國勞動者是藍領工人，比四十年前整整少了一半，此外，在西元二○○○年左右，這個比例還會繼續降低到二五％或更少；一九四五年，將近半數的美國人在製造業上班，如今，這項比例已降至二○％，預計到二○○○年，製造業勞動人口將只剩下一○％。

四十年前，「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指以學校學得之知識，而非以體力或手工技能謀生的人）這個名詞尚未問世，這是我在一九五九年《明日畫時代事件》（The Landmarks of Tomorrow）一書中所創。如今，美國勞動人口中已經有半數是知識工作者了。

一九八三年，所有已開發國家都已成為員工的社會（an employee society），因為，今天已開發國家裡，多數人都是組織的員工。這種景象與四○年代迥然不同，當時社會上如果不是自我雇用者，就是農夫、工匠、律師、醫師或小店舖老闆。

四十年前，高等教育者都是自我雇用者，無論是企業或政府單位，沒有人聽說過大學校園甄才這種事。甚至大企業的高階主管，也很少有人擁有大學學歷。不過，那個年代的通用汽車卻是個異數，因為多數通用汽車的高階主管已經上了大學。反之，ＩＢＭ卻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前一、兩年，才招募了第一位大學畢業的工程師。

如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有九○％畢業就為某個組織工作，而且在退休前都是組織的員工。事實上，如果沒有現代組織，我們可能無法為大學畢業生找到工作。大組織是我們可以讓高等教育者發揮生產力、賴以謀生的唯一場所。同樣，現代組織如果缺乏接受大量正式專業教育的員工，也沒有辦法順利運作。

不過，在這個員工的社會裡，企業（尤其是大企業）正逐漸為員工的利益而經營，而不是像法律或政治理論所說的，為股東的利益而經營。首先，薪資所得稅，也就是員工繳稅的那一部分，現在已經相當於國家稅收的八五％；歐洲則更高，譬如荷蘭就高達九六．五％。反之，一百年前，當第一個勞工工會發表工會宣言時，薪資佔國家稅收比例還不到四○％。

同樣，在這個員工的社會，員工正快速變成唯一真正的「擁有者」。譬如，透過養老基金，美國員工正很快變成美國企業的所有者。多數大企業的稅後利潤，有半數或以上是分配給養老基金的；此外，由於養老基金現在已經擁有包括「財星五百大」等大企業股權的半數，無論是以股利或資本重估的名義，養老基金又將配得剩下的另一半。在別的國家，員工也以其他方式變成所有人。譬如，日本企業的終身雇用制便無異於「除非企業破產，否則員工保證可以分享企業的收入」。

在員工的社會裡，任何人要謀生、獲得社會地位、認可，以及事業生涯，都要透過組織所給予的工作職位。任何人想獲得財產也一樣，因為除了極少數極有錢的人以外，養老金戶頭便是他所能支配的最大一筆資產，即使是律師或醫生等專門執業人士也不例外。

以後，每個人都一定要在組織裡有個工作，以便行使公民權，被認定是社會的一份子。

不過，我們所創造的是員工的社會，而不是工人的社會。政治理論還在談論勞方和資方，然而，我們社會的主要代表群體（或者說是真正的大眾）卻既不是勞方，也不是資方，而是受教育、受雇、做「知識工作」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這個階級固然由受雇者所組成，但卻絕不是「無產階級」。他們是知識工作者，而不是靠勞力謀生的藍領工作者。他們固然身為部屬，但也常是主管，擁有自己的部屬。即使他們完全了解個人的目標、利益和組織（無論是企業、醫院、大學或政府機構）之間有緊張關係，但他們仍然自認為是資方。到目前為止，他們沒有明顯的自我認同，也沒有明顯的政治或社會性格。

事實上，這群人才將真正是已開發組織社會裡的問題。譬如，他們的地位為何？與權力結構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都尚待解答。

在這本書開始動筆時，甚至沒有人預見這個群體將要出現。《企業的概念》已經指出這個群體的出現，但沒有想到它的重要。就像當時的其他人，「企業的概念」也只看到勞方和資方。但是，這個新群體當然既不是勞方，也不是資方。

這個代表真正大眾的群體出現後，一針見血地指出已開發國家中，傳統政治學所面臨的危機。這群中產階級還沒有政治歸屬，他們無法用任何傳統政治的觀念來歸類。這群人很多方面都可說是個保守群體，但又不全然符合保守主義者（傳統仕紳或商人）的形象；他們很多方面也都可說是自由派，但又不屬於任何已知的自由派──無論是三○年代主張新政（New Deal）的自由派，或歐洲的社會民主派。這群人是政治上可能被掠奪的對象，因為他們既不信任傳統領袖，又還沒有發展出自己的領袖。這說明了為什麼近十年來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包括美國前總統卡特、雷根、英國前首相佘契爾夫人（在英國，還有什麼比保守黨黨魁是女性，而且出身於小店店東的女兒，更難以想像？）或日本前首相鈴木（鈴木足以傲人的出身只是漁村世襲的漁隊隊長，而他當選日本首相的唯一理由，竟然是他除了為漁民爭取補助以外，從來沒有表示過其他意見），從傳統角度來看都只能算是「政治冒險家」（political adventurers）。

這些改變多半是因為大企業和其他現代組織紛紛出現。當然，這些發展回過頭來，也根本改變了現代企業和組織所屬的內外在環境。而大企業或大組織本身也隨同它所屬的社會在改變。然而，四十年前現代組織的典型，通用汽車公司，卻始終都是一家單一產品、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公司。如今，典型的現代公司是高度多角化的，通常不會只有製造事業，而會有財務和服務等非製造事業；同時，也會是多國籍的。最後，通常也不會以製造事業為主，尤其不會像通用汽車一般，以機械製造為主。

通用汽車曾經是（到現在還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者。四十年前，大當然就是好，因為那個時代的企業多半太小，以致於無法運用現代的組織、行銷或科技。但是，明日企業的代表，卻可能不以大取勝。明日企業將還是大企業、將還是專業化管理，將還是有結構、組織、政策和策略，換言之，將和通用汽車公司同屬一類，但規模不會像通用汽車那般大，因為屆時小可能比大好。打個比方，通用汽車就像是哺乳類中的大象或鯨魚，而明日企業很可能只有人類一般大小。大象和鯨魚都是藉由體積龐大來謀生，而人類則憑腦筋求生存。隨著資訊科技和自動製造技術的發展，規模經濟可能很快轉移。「最適規模」指的可能是擁有最大調適能力的組織，而不是體積最大的組織。

不過，如果今天要選擇一家企業當做現代公司的樣本進行分析，可能還是要選擇通用汽車公司。因為，造成通用汽車公司過時的特徵與原因，也正是應該研究的重點。更重要的是，通用汽車是單一產品、單一國家市場、只有少數專業人員與知識工作者，其他多半是管理者與工人的製造業公司，這樣的公司分析起來比較簡單。唯有簡單才好當樣本，唯有簡單才便於分析、便於呈現、便於理解。

無論如何改變，所有現代公司都像是通用汽車的孩子，通用汽車代表一種企業組織，而通用汽車以脈絡最清楚、最結構化的形式來展現這種企業組織。無論今日企業的代表如何超越通用汽車的組織模式，它至今仍然是現代公司的典型。更重要的是，現代結構與組織的基本類型，都源自於通用汽車所創，並率先由《企業的概念》一書所分析闡述。

對於《企業的概念》首次所提出來的問題，我們今天的答案可能與當初有極大不同。但是，問題仍然是一樣的。事實上，四十年前唯一沒有提出來的問題，只有「受教育、受雇的中產階級、知識工作者及員工社會，對社會的涵意與所造成的影響」。至於其他問題，無論是組織內部結構、薪資、策略和政策，或是組織外部的社會責任，都已經在《企業的概念》書中首次被提出來討論，而且至今所用的辭彙也都還是一樣。更重要的，在這四十年間，無論坊間出現多少談論企業和管理的書籍，《企業的概念》這本書還是唯一一本以總體角度來審視重要企業，並且從內部來審視它的著作。

克萊蒙特．加州 一九八三年新年

一九九三年版作者序

一九四三年一月，我開始對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進行十八個月的研究。之後，就在二次大戰末期，我寫成了一本書：《企業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當然，那時市面上已經有不少關於「企業」（business）的著作，不過，《企業的概念》並不只是一本有關企業的著作，它是一本有關組織、管理和工業社會的書。事實上，這是第一本以「組織角度」來分析企業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審視企業社會結構的書，而這個社會結構有能力集合眾人之力來滿足眾人的經濟需要；這本書同時也是第一個把「管理」（management）視為承擔特定工作與責任、履行組織特定機能的著作。此外，本書也是極少數長期仔細從「內部」觀察大企業運作的「外來者」的作品。當然，第一位這樣做的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他曾寫過一本《美國式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40）。回顧過去，無論是對其他大企業，還是對醫院、學校、大學或教會等承擔現代社會需要的大組織，自從我在五十年前出版這本書以來，還沒有人這麼做過。

一般人推崇《企業的概念》這本書，說它奠定了管理學與管理研究的基礎，不過，我卻覺得它還有更重要的貢獻，那就是提出「組織」（organization）的概念，並且奠定了組織學的基礎，因為傳統社會學根本沒有「組織」的概念，傳統社會學研究的是社會和社區，而「組織」既不是社會，也不是社區，卻又兼有兩者的成分。我在前一本著作《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中指出，工業社會需要一種取代傳統社區和傳統社會主要特徵和功能的新器官 （organ）。通用汽車公司就是因為這個說法，邀請我從該公司內部進行研究，以了解它的組織和管理。因此，《企業的概念》成為第一個試圖描寫組織實際工作狀況、挑戰、問題和原則的著作。

本書所要探討的問題過去很少被討論。譬如，就在我撰寫本書的前幾年，一九三七年，美國所有汽車製造業者都組成工會，所以人們當然都聽說過勞動關係（labor relationship）這個詞。可是，在十八個月的研究期間，我花了很多時間和汽車工人聯合工會的領袖們交換意見，尤其是活力充沛的理事長路舍 （Walter Reuther，我們的友誼一直維繫到一九七○年他過世為止），以及通用汽車的工會領袖威爾森（Charles E． Wilson，我和他的友誼也持續到一九六一年他過世）。所以，當勞動關係只被單純地理解為勞資關係（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ment and labor）時，本書即率先從工人和組織、工人和工作，以及工人和工人之間的觀點來探討勞動關係。其實這正是通用人（無論是管理者或工人）的觀點；同時，這也反映外來人從組織內部進行研究觀察的結果。本書的其他論點也都一樣。

當然，書中許多論點如今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但截至今日為止，本書所指出的問題、機會以及疑點，無論是對營利或非營利的大組織而言，仍然適用。事實上，這些論點對工會尤其重要，到目前為止，也還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工會認真或成功地解決本書所指出的問題。此外，雖然通用汽車是一家汽車製造業者，但本書所提出的問題對大型服務業者也一樣適用，因為這些問題是組織的共同問題，而組織則是現代社會的新社會現象。所以，讀者閱讀本書時，最好不要把它單純當成一本有關通用汽車、製造業或企業的書，而要把它當成一本有關大型組織的書。在本書一九八三年版的序言裡，我曾經提到，許多通用人對本書持著冷漠、甚至敵意的態度。現在我了解，其中一個主要的理由，正是因為我把通用汽車當成現代組織的樣本，探究現代組織的問題（包括結構與原則問題），而沒有描述通用汽車本身的工作實況。事實上，我曾經搞不清楚，為何通用人對本書抱持敵意的批評？通用汽車公司一位體諒而善意的高階主管就對我說，「我們通用的管理者，關心的是營收和利潤，而你卻把重點放在別的地方。」

不過，話說回來，本書倒確實也是一本有關通用汽車的書。一九九三年的通用汽車，看起來和一九四六年的通用汽車有相當大的差別，和一九八三年我為本書寫新序和跋的時候比較起來，也顯然不同。雖然我在一九八三年的跋中已經明確指出，通用汽車遇到麻煩，可是，十年前通用汽車的高階主管們連警覺都沒有，更不用說承認自己有什麼不對勁。十年後，時間證明我在一九八三年的預言是正確的，通用汽車在九○年代仍陷在泥沼中。我曾在一九八三年表達過願望，希望通用汽車在九○年代能夠恢復往日雄風與獲利水準，然而，不用我說，這個願望始終還沒能實現。通用汽車之所以至今仍然步履蹣跚、無法自拔，主要的原因卻也正是受制於《企業的概念》這本書在五十年前所指出的問題；但是，我卻因為直指這些問題的核心，而被絕大多數通用汽車的高階主管視為叛逆。現在，所有通用人終於都知道，我所指出的問題確實是關鍵，不過，通用汽車看來似乎沒有能力解決。通用試圖用無效的老方法──多角化，來迴避這些問題。於是，他們採用最古老的管理妄想：「如果無法管好自己的企業，那就去買個不了解的企業玩玩。」通用汽車至今已經先後買下電子資料系統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和休斯飛機公司（Hughes Aircraft）。但我相信這種做法一定解決不了通用汽車的問題，其實，只有再度成為真正有效經營的汽車製造廠，才能解決通用汽車的難題。可惜，通用汽車透露的是，要擺脫五十年的成功經驗很困難、要打破獨佔的心態更困難！另一個成功的美國製造業，貝爾電話公司的經驗告訴我們，大企業只有遭遇災難（以貝爾為例，公司在違反反托辣斯法的判決下，分解成幾個獨立的企業）才可能真正改變心態。我愈來愈好奇，通用汽車除了分解之外，是不是能經由自發或惡意購併，創造反敗為勝的傳奇？

彼得．杜拉克　克萊蒙特．加州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年輕人決心寫一本有關中國的權威著作。他研讀所有有關中國的書籍，努力學中文，終於博得中國專家的盛名。於是，有家出版商開給他條件最好的稿約，付了訂金。諸事準備妥當，他在一個美好的早晨到了上海。第一天，他拜訪幾個頗富盛名的所謂中國通，所到之處真是賓主盡歡。回到旅館已近深夜，但滿腦子都是令人興奮的點子，使這位年輕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睡。挨到東方初白，他坐起身來想寫下這些點子……等他從書桌前站起來，竟然已經整整過了十二個小時。現在，他有了一個非常完整、非常漂亮的寫作大綱，只要把腦袋裡的東西謄到文稿上，這本書就接近大功告成。在此之前，他只需要再去蒐集一些不太重要的統計數字就行。「嗯！」他看著這份完美的大綱自言自語，「晚一天應該沒什麼關係。我明天再去蒐集這些資料，這樣才不會打斷我現在的思緒。」這是四十六年前的事了。最近我們聽說這位年輕人（現在已經很老了）還在尋找細節數字的補充資料。

本書主題是「工業社會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它涵蓋的範圍就像中國那般龐大。而我寫這本書的資格，還遠不如故事中的那位年輕人。所以，本書的論點不能（也不想）宣稱已經夠完整或足以為定論。本書所涉及的問題，無法以這麼一小本書闡述清楚；即使有人比作者高明許多，同樣也無法充分掌握或理解這些複雜問題，所以，我並沒有試圖涵蓋所有可能涉及的層面。不過，省略的部分卻很可能影響結論。本書主題如此龐大，以致於讓作者再怎麼努力，看起來都像是篇報導，事實上，作者的企圖也確實配不上這個主題。作者此時呈現這本只能算是勾勒主題輪廓的著作，是不希望重蹈故事中年輕人的覆轍！否則，本書即使不是永遠寫不完，也要等到作者行將就木之前才能問世（說不定應該這樣才對）。不過，我還是覺得無法避而不談有關工業社會的基本問題，這不但是美國社會當今最迫切的，也是當今最鮮為人知、最鮮被論及的。本書不準備提供答案，只想提出問題。本書不想宣稱這是闡述大企業和自由工業社會關係的權威著作，事實上，我希望它能在人們熱烈而有意義的討論之前，好好做個開場白。

我以社會和政治分析角度（有別於經濟分析角度）探討工業社會問題的興趣，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不過，如果不是一九四三年秋，我接獲通用汽車公司的邀請，我可能連這樣一本初探式的作品也無法完成。當時，通用汽車要我以外部顧問的角度，研究並報導該公司的管理政策和組織，於是，我就以這個身分研究通用汽車，歷時十八個月。通用汽車不但全程資助這項研究，更讓我自由接觸通用的內部紀錄、拜訪工廠，並分享高階主管的豐富經驗。當然，本書的論點和結論完全都是我自己的，而不是反映通用汽車或該公司任何主管的意見。可是，對於通用汽車公司管理階層（包括紐約、底特律總部和各製造事業部）的協助，使本書能深入認識並釐清問題。如果我不找機會表示由衷謝意，那就是忘恩負義了。隨著研究完成，我與通用汽車管理人士頻繁接觸的階段也跟著結束，對這份令人愉快的兩年特殊關係，我覺得非常難忘。

最後，我也要表達對許多朋友的謝意，那些在政府機關、工會和企業界的朋友，他們慷慨地讓我分享豐富的知識和經驗。

彼得．杜拉克　班寧頓，佛蒙特州　一九四六年一月

當代頂尖的管理思想泰斗，有「現代管理學之父」、「大師中的大師」之譽。

1909年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從小興趣廣泛，喜歡接觸新事物，擁有法蘭克福大學國際公法學博士學位，曾擔任報社記者、證券分析員、經濟分析師。

杜拉克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全球經濟大恐慌，親身見證德、日兩國戰後的復甦、共產國家的興起與瓦解。動盪時代帶給杜拉克的刺激，對他日後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37年移居美國後，曾任教於紐約大學商學研究所，專攻企業策略及政策研究。

在杜拉克幾乎橫跨整個二十世紀的九十五年人生中，思考、探討、撰寫有關人、組織和管理的課題，啟發一代又一代的組織管理者。

無論在管理、組織、策略、領導發展、激勵員工等方面，杜拉克皆洞察犀利，不斷提出擲地有聲的觀點；而他對未來潮流及趨勢發展的預見更是精準，宛如為世人劃下「明日的地標」。他曾提出「分權」、「知識工作者」、「目標管理」、「利潤中心」以及「不連續」等觀念，如今已在真實世界中得到印證，並成為主宰世界的潮流。

杜拉克終身撰述不輟，在他長達60餘年的寫作生涯，出版近四十本著作，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發行全世界，是當代影響力最深遠的管理學權威。2005年11月11日，杜拉克於洛杉磯以東的克萊蒙特家中安詳辭世，享年9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