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志未酬

自序

王作榮

回顧我這短促而又漫長的一生，少年既未立大志，長大又無雄心，遭逢季世，生存第一，竟是在餬口於四方中度過，從來不曾想到新人類所謂的生涯規劃。我的生涯既是以餬口為主，當然就不會有豐功偉績足以傳世。

但是我有獨特的個性，有專業的知識，有儒家文化的傳統，也有西方文化的修養，這便形成在我生涯的各個階段獨特的作風與表現，從我個人的觀點看，值得一傳。即使從讀者的觀點看，也可從這裡看到我無論公私，為人處世，理事的態度與方式，似乎也值得一讀。

環顧當今之世，像我這樣與四代擁有最後決定權力的總統，都或多或少有相當關係，而與後三代總統關係尤為密切，卻始終沈而不浮，浮而不起，起而不用，用而不當，以致壯志未酬的人，可能不多。

老總統是我中央大學的校長，對我的文章一而再的公開讚揚，要那些達觀顯貴去閱讀，要想見我，當然也想用我。嚴家淦總統更是我的頂頭上司，不僅賞識我，也確實想要拔擢我。蔣經國總統曾經主動召見我，到寒舍拜訪我，還兩次親口要我為國家所用。李登輝總統更是自壯年開始，便往來密切，關係非比尋常。然而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壯志未展，只能歸之於數了。

我常午夜難眠，徘徊斗室，細思往事，前三任總統都確實賞識我，確實想重用我，而始終未能重用我，絕大部份的責任在我，所以我對他們也始終抱有知遇的感恩心情。而與我關係最密切的李總統，則是最不能知我，最不想重用我的人，而我對他的幫助最大，建言最多。這又只能歸之於數了。

不錯，李總統曾經發表我為監察院長，但高官不等於重用，只是安插或酬庸而已，安插或酬庸可以使人做大官，但不能讓人做大事。這對個人有利，對國家無益。我所希求的是適才適所，做對國家有益的事，不在乎做大官，但是此種心事誰能知。

我對於國計民生及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如何從落後與威權的社會轉變為進步與民主的社會，徵諸史乘，面對現實，從理論、從實際方面，形成了一套我自己的想法與路線，與李總統的完全不同。假如李總統採用了我的想法與路線，則今日的國家局面與李總統個人所面對的形勢，及其在歷史上的定位，也將完全不同。至於孰優孰劣，誰對誰錯，或者優劣對錯互見，便只好由上帝來判斷了。

寫自傳或回憶錄之類的書，貴在真實。我的原則是寫出來的一定真實，真實而不便寫出來的，寧可不寫，所以我也有未便寫出來的。我對四任總統都有褒有貶，對許多當代人物也有臧有否，但都不失真實。對於這些人物受到讚揚，都是他們應該得到的；對於這些人的受到批評，則是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總之，我自以為係以公正的態度來寫，希望這些人物也以平常心來看待。

一九一九年出生於湖北省漢川縣西王家村。一九四三年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畢業。一九四九年取得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文學碩士，並選修博士課程。一九五九年取得范登堡大學碩士學位，任職於行政院美援會。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九年，擔任台灣大學教授；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擔任東吳大學教授；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擔任文化大學教授、主任、所長。一九六四年開始擔任《中國時報》主筆，一九七八年開始擔任《工商時報》主筆。一九八四年任考試委員，一九九○年任考選部長，一九九六年任監察院長，並於一九九九年退休，潛心著述。主要著作包括：《王作榮全集》十冊（時報文化出版）、《壯志未酬》、《真話》、《與登輝老友話家常》、《也是沉淪與提升》、《為台灣補上一堂經濟課》（以上五書皆於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