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的孩子

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余光中

英文的life一字，本意原為「生命」，卻兼有「傳記」的含意。中文裏面倒難找一個字能包含這兩層意思。蘇格蘭文豪卡萊爾的名言：A well-written life is almost as rare as a well-spent one. 只能譯成：「寫得精彩的傳記幾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麼難求。」原文的life 與one是同一件事、同一個字，中文卻只好分譯成「傳記」與「一生」。相比之下，可見英文的語意學心理是把傳記看得像生命一般重的。

兩年前，高希均先生和王力行女士就勸我要寫自傳。他們的遠見令人感到「受寵」，但是沒有「若驚」，因為我向來沒有寫自傳的念頭。我覺得，過日子已經夠忙的了，何況還要寫文章、翻譯，哪裏還有餘力坐定下來，去寫什麼大手筆的自傳？其實我連日記也不敢寫，難得的例外是在「非常時期」，包括旅行途中，那是因為有意留下細節、信史，以供日後遊記之用。我最佩服胡適那樣的大忙人竟能維持長期的日記。寫信，是對朋友周到；寫日記，是對自己周到。我呢，意志薄弱，對朋友對自己都不周到。

所以當初《遠見》的兩位要角一提此事，缺乏遠見、卻不乏自知的我，就立刻婉謝了。
我不敢寫自傳，不但因為自知毅力不足，抑且深知茲事體大，不可輕試。美國幽默家羅傑斯(Will Rogers)就說過：「要令人家破國亡，什麼都比不上出版回憶錄更厲害。」這當然是言重了。可笑的是，羅傑斯又覺得回憶錄其實不足採信，竟說「當你記下自己本來該做的好事，而且刪去自己真正做過的壞事－那，就叫回憶錄了。」

對一位作家來說，他一生的作品就已是最深刻、最可靠的自傳了。我國久有三不朽之說；不過立德、立功的人或許要藉自傳或他傳以傳，立言的人已經可傳了，又何必靠自傳呢？其實一生事蹟不美滿的居多，何必畫蛇添足，一一去重數呢？又沒有人勉強你寫，何苦「不打自招」？

於是《遠見》兩要角退而求其次，說，「不寫自傳，由別人來寫，總可以吧？」我又苦笑了，還說，那也好不到那裏去。不但要提供許多資料，還得文物出土，把前朝舊代的照片全翻出來，考證年代，編寫說明。這還沒完，還得飽受寫傳人的盤問纏詰，不想說的糗事終於「久磨成招」。你的深院私宅，敞開前門請他進來參觀，他卻要走後門，窺邊窗，爬陽台，翻箱底，務求獨得之秘。愛好窺秘，原是人情之常，所以讀者總是站在寫傳人一邊的。我讀濟慈的傳記，發現他的身高竟然跟我相同，就感到非常親切；讀艾略特傳，發現他的第一次婚姻很不美滿，我深感同情，甚至是讀者派來的戶口調查員、心理醫生，甚至私家偵探；而傳主的家人呢，保密防諜的當然很多，裏應外合的也不是沒有。

我讀傅孟麗小姐撰寫的這本《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的文稿時，有時驚喜，更常驚愕。「我有說過這句話嗎？」我不禁轉頭問自己的家人，又像是在喃喃自語。「你自己不說，人家怎麼會記下來呢？」太太反詰。「你是做過這件事啦！是慶元姑姑接受訪問時告訴人家的。」女兒也來補充。於是我放棄掙扎。既已腹背受敵，也只好認了。　

王爾德有一次對後輩紀德大言自剖：「你想了解我一生的這齣大戲嗎？那就是，我過日子是憑天才，而寫文章只是憑本事。」唯美大師一生驚世駭俗，最擅於自我包裝，但是社會畢竟不像語言那麼容易駕馭，不是佩一朵襟花、說幾句酷話就能擺平的，終於還是難逃同性戀先烈的下場。我倒覺得，一個人真是天才的話，就得省點用，應該拿來寫文章，至於本事嘛，將就湊合著，拿來過日子算了。

所以每次聽人闊談什麼「生涯規畫」之類的高調，就非常慚愧，覺得自己真是茍且極了。正如辦手續要填表，到了「永久地址」一欄，也不勝徬徨。我哪來什麼永久地址呢？似乎該填「陰府」，那未免太沉重了。也可以填「天國」，卻又樂觀得不負責任。從中文大學到中山大學，二十四年來我住的都是不永久的宿舍，「退休」就等於「退房」(check out)，哪來永久地址呢？

為作家寫傳，方便在於有現成的作品可作根據：無論是外在的生活或是內心的感受，其作品多少都可資引證。心理學家靄利斯早就指出：「一切藝術家所作，無非自傳。」但是不便也就在此，因為作家身份的傳主如果多產，寫傳人勢必精讀詳閱，才能鞭辟入裏，把作家的風格和傳主的人格，穿針引線，交織成一個完整的生命。且不提我的評論與番譯，僅僅是詩集與散文集，就有二十七本之多，要全部讀過，而且切題地聯繫到傳主的生涯上來，實在耗時而又費心。傅孟利小姐不辭艱辛，竟然在一年之內完成了這本傳記，令我深為感動。只是她把我寫得太好了。讀者如能把她溢美的部份打一個六折，再將暴短的部份乘之以三，大概就接近真相了。

面對這本傳記，我好像落入了達利的詭異畫境，不知為何竟像站在長廊的一頭，看著自己的背影沒向另一端的遠景，又像是在看自己主演的不太連貫的連續劇，一段又一段的前文提要，有時倒帶，屢屢停格。這，就是我嗎？不禁自問，但封面明明說，是我的傳記。

當日母親生我，是在重九前一日隨眾登高，次日凌晨產下了我。她所登的是南京棲霞山。今日恐怕有許多人不知道，重九日為何要登高了。這風俗已經行之近兩千年。梁朝吳均在《續齊諧記》中說：「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每年到了重九，我都不由不想起這美麗而哀愁的傳說，更不敢忘記，母難日正是我的民族靈魂深處蠢蠢不安的逃難日。書以《茱萸的孩子》為名，正是此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於西子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