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的相逢─兩岸和平之旅

我的筆，已經鏽了五、六年。

我有個毛病，凡事都受情緒左右。年輕的時候，哪怕是「強說愁」，一、二個月也要寫一篇。那時，孩子小，要寫稿，要看書，等於和孩子們一起成長，生活的快樂，靈感文思便源源不絕。戰哥也一直從事教職，由國外而國內，在學術的園地裡，悠然自得，本來以為這一生，大約就是這樣吧！

怎麼也沒料到，一天深夜，電話響起來，我衝下樓去接，原來是前外長沈昌煥親自打來的。他告訴我，當時的行政院長經國先生，要派戰哥去中美洲服務，至於是中美洲哪裡，他沒說清楚，我們也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等一切都確定後，戰哥換了一個頭銜，而我們的一生，從此完全改變。

我不能說中美洲有什麼不好，年輕人嘛！總要到處闖闖。但是，語言不通，生活習慣完全不同，我又懷孕，情緒掉到谷底。有時，長夜無眠，爬起來，想動動筆，卻是半個字也寫不出來。我的靈感和我的西班牙文一樣，踟躅不前。這種情形繼續了兩年，直到我們再被調回台灣服務。

一回來，我全身已僵掉的細胞開始一點一滴復甦，不時會寫一些短文在報紙副刊上。文壇先輩徐鍾珮阿姨常鼓勵我多寫一些在國外的經驗。奇怪，在中美洲寫不出來的，此刻卻像行雲流水一般順手而來，這不是情緒在作怪嗎？

我寫的不多，卻是從未斷過，二十多年來，集結了四本集子。很可惜的是，有不少已在報章雜誌上刊載過的文章，預備以後要集結出書的稿子和剪報，卻因搬家，不知道被塞到哪裡去了，連哀悼父親辭世的紀念文也找不到了，除了怪自己粗心大意外，又還能說什麼呢？

這幾年來經過了兩次大選，也目睹了台灣社會的紛亂，大環境每況愈下，尤其經濟大不如前，窮困勢將出現，因此，總覺得前途沒有希望。自己沒有希望也就罷了，反正人生已過了大半。戰哥常和我討論，退休後住到哪裡去，國外嗎？住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住三個禮拜也總要回家了吧！我們和西方人究竟不相同啊！

究竟何處是我家呢？而孩子們呢？他們一個個都純正而優秀，但是，在這樣的社會中，他們的前途又在哪裡？他們都在台灣受了最高的教育，有責任有意願服務自己的家園；若是再這樣下去，他們是不是終究會被迫成為異鄉人，一個個到國外謀求發展呢？所以，這幾年，我的情緒總是帶著幾許無奈和失落。每每拿起紙筆，總是廢然作罷！我寫不出好的文字來和朋友共享。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年四月，我跟著戰哥去大陸作「和平之旅」。

這次到大陸，感觸最深刻的是大陸朋友的誠懇與他們不吝給予的信任。兩岸經過半世紀的分離，而且戰哥又多年身為台灣的政治人物，大陸朋友卻依然願意熱烈誠摯的面對戰哥的到訪，並且傾心的聆聽戰哥所說的話。傳播媒體全天守候直播，他們怎能預測戰哥要說什麼？但是他們卻選擇毫無保留地對戰哥付出最大的信任。原來，中國人之間的血緣歷史臍帶，以及對和平共同的祈求，是可以化解長達六十年的隔閡和陌生的。

大陸的建設與成長，也使我們印象深刻。南京是戰哥小時候經過的地方，但是那時候是戰後的殘破，如今，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那綿延無盡的高速公路，那些保留完整的名勝古蹟，那車如流水馬如龍，和號稱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並無差別。西安是文化古都，但同時，它也是高科技與航太中心。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西安不能向下挖，一挖就是古蹟，但是向上發展卻是無可限量。筆直的高速公路兩旁是伸展無垠的褐色麥田，那將會是豐收的糧倉呢！遠眺西安城，這歷經十二王朝的古都，依稀彷彿，太真含笑入簾來。

北京、上海的進步與成長，更是不在話下，這東方之珠，它們閃爍著無比的光輝。在大陸正上下齊心拚經濟的時候，台灣卻有許多人倒過來搞「文革」、「去中國化」，真正愛台灣的人，如果能放下過去的糾葛，和大陸好好合作，把握現在，開創未來，大家本來同文同種同根生，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什麼事都難不了我們，這就是所有中國人的希望，華人的驕傲。

於是那份愉悅、那種期盼，全化成了筆下的文字，敘述我看見的大陸，看見的錦繡河山和熱情的朋友，「各方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我的筆，終於醒了，這後半輩子，該不會變了吧！不只寫作，每樣事都活起來，不是嗎？「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梧桐樹下的生態文化

余秋雨（文化學者）

連戰先生的夫人方瑀女士寫了一本訪問大陸的書，指明要我寫序言。出版這本書的高希均教授笑著追問她為什麼選我，她神祕地說：「經一些高人指點。」 哪些高人？猜不出來。但我知道高教授為什麼追問她，因為高教授很清楚我這個人歷來遠離政治，不會作這方面的評論。

我遠離政治，是為了維護自己在文化立場上的獨立和純粹。在過去很長時間內，海峽兩岸，政治比什麼都大，因此，「不問政治」成了一種冒險的節操；現在，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明白，比政治更大的是文化，政治事件中只有極小的一部分才夠得上文化的評述，條件是它們必須確實地反映和改變廣大民眾的價值觀念和心理走向。

由連戰先生開頭的台灣政治領袖訪問大陸，便是極少數具有文化評述價值的政治事件，不管這樣的事件在政治領域是什麼結果。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國共兩黨的血火爭鬥，早已超出政治範圍，成為中華文化在現代的嚴峻歷史話語、道義話語、情感話語，甚至成了文學話語和藝術話語。僅從大陸這方面來說，老兵老將猶在，遺孀遺孤猶在，戰場陳跡猶在，課本記述猶在，即便是波及千家萬戶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的定義也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這種籠罩處處的敵對情緒，凝凍成了幾代人的人文認知，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大有緩解，但一直沒有一個終結儀式。

如果說，今天的這個儀式還屬於政治範疇，而且還遠不是終結，那麼，當這個儀式被全國幾乎所有的電視台直播，多少億人看了之後居然都心情平靜，這樣驚人的事實就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文化現象了。

再說得遠一點，國共爭鬥，其實又是悠久的中國文化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因迫於外力而試圖走向激進的自我突破的結果，因此今天這個儀式的文化意義，更不可小看。

那天夜晚，正是連戰先生一行還在黃浦江上遊覽的時候，幾位台灣友人約我和妻子在江邊的一個樓頂喝咖啡。天下過雨，有點涼，我當時已看了幾天來自台灣媒體上一些習慣性的政治褒貶，便說：「多麼想告訴我眾多的台灣朋友，不管眼前這個事件的起因如何，它實際上已經觸動了多數中國人的一種集體文化心理。把它再打回到政治權謀的小格局裡是輕而易舉的，因為這種集體文化心理還比較脆弱，但我希望不是這樣。」 我所說的這種集體文化心理，在內容上，是指那麼多大陸民眾不約而同地獲得了有關昨天和明天，有關仇恨和和解，有關民族和世界的某種共識；在形式上，是指大家不再敏感於陳舊的概念、界線和防範，反而關注起彼此交往時最尋常的一切，包括表情、聲調和儀態。這種改變，似小實大，已屬於文化。

因此，說實話，聽到有些台灣朋友在媒體上反覆評論連戰先生在北大演講時講到了什麼主義是多麼重要，沒講到什麼概念是多麼遺憾時，我不禁啞然失笑，因為這實在是有點小看北大了。今天人們注意的，是一個政治人物的學者風度，以及超乎預期的輕鬆和幽默。大家本來就是因為不再敏感於陳舊的概念才會有這次儀式的，那麼又怎能回到概念堆裡來解讀呢？ 由概念回歸尋常，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從政治回歸文化。生態文化的歸結性標誌在於：先不問理由，只問大家是不是對一種突然來到眼前的「宿怨信號」竟然聽順耳了，看順眼了。在這方面，感性是理性的歸巢。

連戰先生這次最大的成功，是讓為數眾多的中國人聽順耳了，看順眼了。這很難，歷來很少有人做到。而且我想，這也是化解政治問題或別的問題的感性基礎。另一個被大家看順眼了的，就是站在他身邊的方瑀女士。儘管她一再自稱「不懂政治」，大家遠遠看去也願意相信她確實不怎麼懂。由此進一步證明，順耳順眼，與政治標記關係不大。

對絕大多數今天的大陸觀眾來說，突然覺得聽不順耳的，反倒是西安后宰門小學那些可愛孩子的朗誦表演，因為編排得矯情，離開了尋常態。由此可見，今天生態文化的著眼點，已普遍轉移。 方瑀女士的這本書，提供了一個置身政治儀式中心而又不太懂政治的妻子的獨特目光。書中寫得有趣的部位，是那些與政治若即若離的尋常生活細節，例如在短短幾天時間裡準備服裝的苦惱，每次餐飲的具體狀況，遠遠看見一個酷似母親的白髮長者便上前抱住叫「舅舅」的場面，尤其是幾處寫到在北京與吳儀女士交談、吃飯，聯想到自己年輕時的婆婆的情景，都相當生動。

方瑀女士讀過很多書，也能寫散文。她常常能從尋常態的旅途敘述中拔身而出，聯想到與眼前景物有關的歷史和詩文。本書最後一篇文章寫到某個夜晚由兒子指引去上海一家餐廳用餐，得知那裡原是白先勇先生家的住宅，而白先勇先生的父親又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她走神了： 看著窗外的梧桐樹，搖曳的蔭影下，我似乎看到了永遠的尹雪豔，穿著月白色的絲緞旗袍，梳著髮髻，嫋嫋婷婷在四周徘徊。

這又由政治跳入了文化，而且是由生態文化跳入了文本文化，讓人一喜。 政治紛爭間當然也有是非曲直，最終裁判和消解的，是廣大民眾的生活方式即生態文化。是的，幾十年的劍戟鏗鏘早已變成了梧桐樹下的杯盤叮噹，啜飲一口後扭頭看窗，永遠嫋嫋婷婷徘徊在人們四周的，總是文化。 也許，這也正是那些「高人」建議由一個文化人來為這本書寫序的理由？ 那就寫這些吧，方瑀女士。

時尚與開放中的中國  

陳文茜（媒體文化人）

很難說，她們的旅程是從那一點開始的。

國民黨主席連戰與他的夫人連方瑀在今年的四月底訪問中國大陸，那一段旅程，像是人變老，也像是人變年輕。他們都變老了，回到隔閡五十多年的出生地，一切都變樣，包括自己、河山和時代；他們也都變年輕了，歲月輕輕一撥，原來跨越不了的距離與障礙，竟然不知不覺中，消失不見。

一趟旅程，好像只為了銜接曾經消失的過去，又好像正要鋪陳一段即將發生的未來。如同歷史的晃遊者，他們在歷史的介面中，創造著各式各樣的想像；儘管這一切只發生在短短的八天。

或許是女人吧，也或許是對色彩的堅決迷戀吧，我在連戰登陸過程中，除了感動於他們創造的歷史意義外，經常驚豔於連方瑀帶動的時尚符號。色彩是上天給我們眼睛中，最寶貴的禮物；在西安，我看到連方瑀上身穿著紅色的套裝，下著橙紫花彩的裙子，站在灰濛濛的兵馬俑前，她燦爛的笑容，伴隨一語不發的兵馬俑，好似一場時尚與歷史的最佳對話；西安當晚大唐芙蓉團的舞劇，連方瑀、男人們與演員共影；舞者的綠與黃，襯著舞台上的紅，只有連方瑀在合影者中像溶入其間的參與者；男人的黑色西裝成了多餘的道具；初抵南京的連方瑀，穿著白顏色的百摺裙，國民黨與共產黨廝殺百萬人的歷史悲劇放下了，一個有點年紀卻遮掩不住純真的女人，無意中撥開了太多隱藏於歷史折疊下的感覺，在她自己都未充份意識的服裝語言中，她的時尚與顏色帶領觀看者跨越了腦海裡存在已久的意識障礙。

連方瑀的衣裳顏色，在一個歷史性的訪問中，不再只是她一個人的顏色，也是眾人的幻覺。觀看者在歷史的鴻溝裡，想像、模擬、主觀、客觀，不斷地一點一滴隨著訪問行程，滲入一般民眾的腦海裡。 有那麼幾十年吧，中國曾活在一個沒有顏色的世界裡。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關於時尚的概念，被框架於社會勞動等價交換的政治經濟學裡。時尚與顏色，不是一種想像，而是意識型態，一個對消費主義未經反省的商品依賴。

因此除了紅，中國只活在灰色、深藍的世界中。顏色從一個曾經光彩絢麗的帝國文明淡化消失了。直到近幾年，中國年輕的一代，漸漸恢復了時尚的追求。

連戰大陸行的到訪，在中國民間社會形成莫大的迴響。這裡頭有民族情感的、有自由民主價值的、有兩岸情緒的，有未來經濟的；幾個不同層面的迴響，並未隨連戰一行離去後而離去。人們聚在一塊兒，總愛提起那短短的八天，試圖延續那場過份短暫的歷史驚奇，不想一切就此打住。 這些影響，並非僅限於一般人理解的政治層面；他和他的家人們所創造的某些新風格，更是連戰大陸行最深層的文化意涵。我最驚異的是連方瑀的服裝，她把時尚悄悄地帶入中國。如此不經意且純真的將時髦、色彩等概念，重新附著於中國政治舞台；是許多年來，第一個穿著「時尚」的政治女人。

女人的服飾在女人的心裡，是第二個自我認同。衣服一直是女人人生戲劇中的道具，表演著她們內心世界中的言語。失去服裝與顏色的女人，如同失戲的演員，她無法在生命中不斷地換裝人生情節；於是放棄了顏色，等同放棄了想像。沒有服裝的女人，有如失語的女人，只是在一式的衣服中，流逝她一天又一天的人生歲月。

連方瑀衣著顏色的奇妙，我在當時連戰訪陸的八天裡，還不立即那麼明白。兩個月後，我再去上海，溫度比四月底的天氣熱一點，每天下午天空都會和上海人打個大招呼，下起傾盆大雨。這就使忙碌的上海人，不的不撥點時辰，每日聊個下午的天。我在上海的某一天，炙熱的的正午後，來了一場狂風暴雨。一群女人躲在一塊兒，談連戰大陸行。一位上海活躍的山東籍女子流淚地敘述，「電視上看連戰在南京謁中山陵，好像不是真的，像夢一般，這麼久了，鬧這麼大了，一家人還能在一起，多好。」說話的音調低，且盡是感概。

另一名當地的企業家夫人，將她的焦點集中於連方瑀的優雅與形象。她說不上來，時髦的女子，上海到處都有，名牌也四處可見，可是連方瑀身著粉白色、金黃、白短裙、灰色翻領、粉色長褲……走進人民大會堂、老舍茶館、官方認可的中央電視台框框裡，像把一個好似已打破，又沒真正打破；一個已銜接，但沒真正復原的古老願望，重新確立起來了。這是一個曾經斷裂的、被壓抑的女性衣著與色彩的表演慾望；它比連戰在北京大學演講所提的「自由主義」，造成更強的感性蔓延；在中國女人的生活層面裡、自我意識裡，方瑀的衣著，打破五十多年來的顏色與形象禁忌，透過人民大會堂這個高度權力象徵的場域，與中央電視台轉播的官方正當性，她成了大陸許多女子膜拜的象徵。

文化研究者說到衣服的奇妙，常隱喻它附有神祕的任務。它不像言語，好像不那麼表白直接；可是它抓著人們感官的第一印象，又比言語更坦率且更令人無所逃避。中國人成語有一句「潛移默化」，衣服正具備這樣的功能。它完成你的意志，幫襯你輸出自我，甚而形塑你的角色定位；在不知不覺中。

法國思想家傅柯解釋權力與衣著身體的關係，他認為你我的身體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聽話的、服從的，受限於社會對個體的種種控制和塑造。整部人類服飾史，就是人的自我和社會控制的對話過程，人又想服從又想脫逃，這種矛盾使得女人衣著的發展，永遠在快樂與痛苦、展現與束縛、馴服與反叛之間擺動。 每個女人或多或少，都會在衣服裡尋覓屬於她的美麗傳奇。

衣服本身是一個複雜的題目，它永遠是奇觀。就算穿著灰暗套裝的女人，也是一種奇觀。她為何如此服從於體制的束縛？為何丟掉了女性獨特的衣著自由？在女人的角色扮演裡，往往最大的演出就是服裝。因此CoCo Chanel在發明她的黑長褲裝時，她給女性留下了柔媚又舒展的線條，這讓那個年代的道德家不舒服極了，CoCo說「服裝正是最大的政治」。Christian Dior也在三0年代的女權時代崛起，這些名牌都是資本主義，但也是第一波的女性主義。它們共同解放了歐洲女人的身體，也是初期幾大名牌崛起的社經意義。

我曾經詢問方瑀，是否意識到她的到訪對中國大陸的衝擊？當然也順便提了她的衣裳，方瑀如同她往常的風格，坦率地說「都是舊衣服，不同時期、不同城市購置的；戰哥提醒我得注意穿著，我翻箱倒櫃地找出來……」，她還很擔心過度討論服裝是否引發他人的誤會？ 事實上，服裝的典範本來穿梭著各種可能性，它並非表面的「時尚」。張愛玲的信念之一，「生活就是一種戲劇」，尤其服裝；連方瑀的性格中蘊藏著令人難以置信的純真，她曾經歷那麼複雜的人生，見過那麼多殘酷的權力過程；可是一種天賦，讓她維持了少女的天真，於是在她和她先生的歷史之旅中，這位快樂的大女孩，穿著白色的百摺裙、粉色長褲、金黃直條套裝、紅色大翻領外套；走進人民大會堂、紫禁城、西安古城……。她沒有想太多，在完全無意識下，她把顏色又還給了中國，神秘單調了數十年的中國。

連戰夫婦等一行的歷史之旅，它的意義非凡，而且很難中斷；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那趟旅程不只是政治的、農產品的、兩岸的；還包括生活的、情感的、想像的、歷史的、時尚的。這趟旅程同時跳動著幻想與現實兩個脈搏；同時撞擊著傳統與現代；它不只是兩岸政治領袖的對談，個體性的自我在這之後，尚在鎔鑄。新舊、緬懷、回顧之間，永遠進行著一場未完成的生活實驗。

印我青鞋第一痕

連戰（國民黨主席）

 今年，我終於第一次將腳印再踏上彼岸那片土地。

那不僅是個人生命旅程上的雪泥鴻爪而已，也意味著一個時代向前邁進的痕跡。出發前有人給予喝采，有人持不同意見，一時形成輿論焦點，雖然這步足印可有千萬種解讀，但我內心洞明，思慮單純，只想著為和平、為兩岸人民盡一份心力。我不是為個人寫歷史，我是為歷史負責，我更相信歷史將會為我所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大陸和平之旅訪問團，有一個正確的評價！

從南而北，由西而東，自我與內人結縭四十年來，已不知踏遍多少國家，閱歷無數的風光與人文景觀，但是始終無機緣登上彼岸。但在卸下黨政職務前，終於能率家人親臨西安，到先祖母沈太夫人的墓前叩拜掃墓，一償連家子孫遲來的宿願，也是盡子孫應盡的一份心意。尤其與中共中央領導人胡錦濤先生所達成的五點共同促進聲明，我相信對未來兩岸關係的開展，將有深遠而且無可取代的影響。

我的籍貫是台灣台南，卻出生在西安。我的父親是台灣人，我的母親是東北人，父母卻在對日抗戰前夕認識於北平，結婚以後生下獨子，我的名字是先祖父雅堂先生生前所預命。因此我說，我成長的歷史，其實就是中國近代大歷史的一小部分縮影。

這次的大陸行，恰逢對日抗戰勝利六十年之際。我整整有六十年未回到出生地，因此頭一次登陸，出發前內心很複雜，也覺得有嚴肅的意義。但真正登上彼岸，很多很多的景物都感到新鮮、好奇，甚至震驚。六十年從未回去，但我內人竟然在一個月之內兩次到上海，這個機緣是很奇妙的。 第一次探訪大陸，所見景物卻似曾相識。儘管時空長遠阻隔，但在書籍閱讀與故舊言談之中，這一切早已神遊無數。

回到出生和成長的地方祭祖，陌生的鄉親們熱烈相迎，除了驚喜浩嘆之外，還有一些疑真還假、如夢似幻的感覺，正是杜甫詩中的況味：「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近日以來，常見內人埋首書桌，孜孜於筆耕，其癡情憨態，望而親切，彷彿年輕時與她相伴苦讀的情景又再重現。當年結識於美國密西根湖畔，我先後在威斯康辛大學與康乃狄克大學任教，方瑀也攻讀明尼蘇達及康乃狄克大學的學位，為了寫出好論文，內人是求好心切，一再的找資料，下筆前再三確認。

這回從大陸回來，家裡的書房就已經堆滿各種資料，我很高興她又重拿筆桿，記錄她旅遊的感想。 回想一九六八年盛夏，我們預備回國服務，於是順路先從美國到歐洲旅遊四十天，足跡遍及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德國、瑞士、義大利八國。事後內人應皇冠出版社之邀，著有《歐遊雜記》。

當時我就發現方瑀喜歡寫作，更看出她的觀察細微，文筆細膩流暢。很可惜過去五、六年，我忙著兩次的競選，她也下海為我輔選，把筆桿也丟了，這是我對不起她的地方，也辜負了她的付出。

老實說，我的個性比較嚴謹，而她卻是一貫浪漫夢幻，能夠攜手四十年無怨無悔，是要彼此的互相包容、相互扶持，才能跨越嫌隙，齊心對外。我三十年的公職生涯，對家庭虧欠太多，所幸有賢妻相伴相助，把四個小孩都教育長大成人，並照顧年事已高的母親，讓我從政無後顧之憂。自我決定卸下黨職的仔肩之後，我希望方瑀能有更多時間重拾寫作的樂趣。

這回看她這麼積極地整理我們的大陸之行，為歷史留下紀錄見證，做為她最親近的伴侶，我有幸先睹為快，成為第一個讀者，深感榮幸。此番情景經歷過多年政壇起伏、世事升沉之後，更加體會到家人最是可親可愛，「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家居生活的恬淡自適，亦可令人感到欣喜和滿足。

這一次的和平之旅，是一次難忘的旅行。行前為了北京大學的講演與幾十場的講話，我花了不少的心思準備，至於內人為了家人的行囊所下的苦心，我是看了她的描述才能充分體會她的用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出發前，壓根未想到，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竟然都要題字。因此為了題字的內容，不管在飛機上、車上，乃至於旅館裡，還好有她的熱心協助，才讓我解了圍。

在西安我的母校后宰門小學，看到小小學弟學妹拿毛筆寫書法的情景，我們夫妻倆都很感動。書法、詩詞都是中國文化的瑰寶，當年彼岸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除四舊時，台灣則積極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今大陸的新生代正在學習保留中華文化時，台灣卻要去中國化，流行的是八卦文化。這樣的對比，豈是感傷二字足以形容？

初次登陸雖有相見恨晚的感覺，但也驗證百聞不如一見的正確性。親身走一趟，感受自是不同。一個國家的進步，要的是和平穩定的環境，以及推動建設的雄心與魅力。台灣過去曾有的台灣經濟奇蹟以及近年大陸國力崛起，都是歸功於有安定的內部環境與有強烈企圖心且能正確領導的經營團隊。 此行也讓我更加確認，「堅持和平，互惠雙贏」才是兩岸唯一要走的道路。

「兩岸攜手合作，一起賺世界的錢」是我在北京大學公開的呼籲，並已獲得兩岸人民廣大的迴響。我也發願，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將以我的學識經驗，為兩岸的和平大計、中華民族的振興圖強，奉獻一己之力。和平之路也許要經歷坎坷，兩岸還有許多困難的地方等待突破，有機會我也願意再到大陸其他的城市，多走走多看看，真正做到植根台灣、放眼大陸、胸懷世界。

這本書雖是內人的遊記整理，但也對我大陸之行的整體思想有了最貼身掌握。美國總統布希評論我的大陸之行「是一次歷史性的訪問」，因此我也樂意推薦這本書給讀者，讓大家一起見證國民黨為兩岸和平搭橋鋪路的用心與影響，以及分享我的家人初次大陸行的所見所聞。

一九四五年出生於四川重慶。台灣大學植病系學士，美國康乃狄克大學生化碩士。父親方聲恆先生，為知名物理學家，先後任教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及台灣大學二十餘年。母親汪積賢女士，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來台後任教於強恕中學三十餘年，造育英才無數。 一九六二年，參加第三屆中國小姐選拔，榮膺后冠。一九六五年九月與國民黨主席連戰結婚，育有二男二女。曾任教於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文學。 著有《歐遊雜記》、《伊蓮集》、《親情》、《愛苗生我家》、《半世紀的相逢》、《與子偕行》。 現為「連雅堂文教基金會」及「連震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