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平等主義的聖經
金恆鑣﹙林業試驗所研究員﹚
一位留美十多年的老同學,去年舉家返國省親訪友,要與我全家相聚,我便約他們到附近的國家公園一遊。
在廂型車後座的小孩子歡笑中,我們抵達了一個比較幽靜的地方停車。正要下車時,車內卻突然雀然無聲起來。隨即聽到一個小女孩說:「怎麼有這麼多骯髒與脫毛的狗狗,牠們好可憐哦!」她在國外的家裡也養了狗,真是寵愛有加,所以對狗是不會有惡感與懼怕的,她只是看到了台灣的流浪狗沒有尊嚴地苟且求生而心生憐惜。這令人殺風景的一幕,不只是一群流浪狗的出現,我也看到許多背井離鄉的外來種植物,孤單地與其他「非我族類」混生在都市公園內。
我國的人情是濃厚與溫暖的,但其輻射範圍卻十分偏窄與集中,大都僅止於親友之間。即使台灣的經濟富裕了,這倫理關係並未向外擴張得太遠。這使我想起了環境倫理與環境權的問題。
■美國環境權演進史
以美國的環境權演進史為例,可以說是從十七世紀初開始醞釀。白人初抵北美洲的時候,森林資源是他們能利用的最大與最便利的自然資源。為了生活以及防禦印第安人的襲擊,他們破壞了大片森林,尤其是砍伐與焚燒居所附近的森林,終於導致森林資源出現匱乏的徵兆,因而殖民地政府頒發了〈伐木與木材賣買法〉﹙一六二六年﹚,來管制森林資源的濫用。這可以說是美國建國前的第一個有關環境權的法律。其後又連續增加了禁止焚林、獵鹿、伐木,保留林地,保護水禽與野生動物的各項法律。然而,這些環境權是以生物資源利用為出發點而制訂的,而非因認清這些生命有其生存權而予以立法保護。
這樣過了兩百年,到了十九世紀初,在自然學家兼文學家喬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及許多環境人士的奔走與呼籲下,美國終於在一八七二年設置了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公園﹚,作為保育環境的開端,同時許多人也認真地開始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
其後美國的環境權史演進至今,可依序由三位自然學者為代表。他們是亨利‧梭羅﹙一八一七—一八六二年﹚,約翰‧繆爾﹙一八三八—一九一四年﹚及阿爾多‧李奧帕德﹙一八八七—一九四八年﹚。
梭羅在《華爾騰》,一般譯《湖濱散記》﹙一八五四年﹚一書中,強調人要接近自然,要追求生活簡樸而心靈富沃的生活。這段時期的環境概念,存在於消極愛護、積極親近、細心觀察與欣賞自然的範疇裡。十九世紀期間也是美國政府熱中私有化國土與大肆破壞森林與原野的生態與環境黑暗期。然而梭羅愛自然及親近自然的概念,並未普遍地深植於當時的社會人士心中。
梭羅病逝後,出現了一位也是喜歡接近與探索自然的人。他就是約翰‧繆爾。當他提出「動物權」之時,美國黑人的人權都還踐踏在南方佬手中,所有其他的女性權、原住民權根本不存在。繆爾的最大貢獻在於推動美國的保育運動,後來榮獲「保育運動之父」的美譽。然而人與自然關係的概念仍然停留在人文主義下的合理與睿智地利用自然。保育自然的目的是在於後人的利用。美國的國家公園與自然保留區便是在這一時期一一成立的,繆爾與其他的一群保育人士居功厥偉。
■生態平等主義環境權概念的誕生
美國以人文為中心的自然保育概念又維持了將近一個世紀。在這一百年期間,由於生態學的發展,人們明白了這種保育概念是無法永續自然的。這時,原本為林務官的阿爾多‧李奧帕德,認為保育應包括「尊敬」自然。自然除了有經濟功能與物質價值之外,應該還有「倫理」的價值。激進的保育人士主張,自然有內在的價值且具有生存權。
到了這個時候,以人文主義為中心的傳統環境權概念被突破了,產生了生態平等主義的環境權概念。這個生態平等主義的聖經便是李奧帕德寫的《沙郡年記》。這是一本建立典範的環境權的撼人之作。從人類擁有自然權到自然有權,環境權的演進也邁入了一個新里程。
環境權演進到眾生命有其生存權後,是否會繼續演進到「生態系」、「地球」、甚至「宇宙」的環境權是值得深思的。當今人類儲藏了許多核子武器、破壞了臭氧層、製造了酸雨、暖化了大氣溫度,並將許多人造衛星送到太空,造成許多太空垃圾,我們要以何種態度面對這種宇宙的環境權?
面對這樣的情勢,再思考我們的倫理觀,不禁令人感到沮喪與不安。我們社會的環境權概念,連以標榜永續人類社會的自然保育都無法落實,根本談不到萬物有其自然權的土地倫理概念。我們對待瘟雞、口蹄疫病豬、流浪犬的方式,還停在與《沙郡年記》中例舉的古希臘史詩中,以一條繩索吊死十二位女奴的奧狄賽的作為。我們的環境倫理概念是否還停留在那個時代呢?
《沙郡年記》的作者開啟了人類的另一扇智慧之窗。在人類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前夕,我們不妨藉這本書,作一次深層的自我反省,好好迎接第三個「千囍年」的來到。
一九九八年元月於植物園內的研究室
土地倫理的倡言書
劉克襄(自然寫作者)
就我所知,大概在八○年代初期,李奧帕德的重要著作《沙郡年記》就在台灣一些喜愛自然觀察的作家裡流傳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像韓韓、馬以工兩位早年開啟台灣自然生態報導之窗的女士,想必對這部作品就不陌生。我自己是透過旅美作家洪素麗的介紹,因而接觸到這本原文著作。
至於幾位友人,諸如歲數小我一些的王家祥、涂幸枝,還有大自然推廣協會的成員陳健一、陳世一等,陸續接觸到的時間可能稍微晚了一些,但對李奧帕德所闡揚的土地倫理,恐怕是更加服膺,甚而,在自己的土地進行了相類似的體驗。
譬如:王家祥在柴山的長期踏查,或是陳健一等人在九份的經年走訪,以及主編《參與者》雜誌闡揚土地關懷,多少都和這位美國自然生態寫作者的理念,有著不謀而合的認知。
後來,我自己也曾以其土地道德的規範,嘗試著在台北盆地的小綠山實驗,把自己當成整座山的一份子,體察做一位土地共同體的公民。
這是我個人所知的李奧帕德在台灣自然生態界的些微影響。少數的自然觀察者好像生活在魚缸的小金魚,在對方吐出的濡沫裡,小心翼翼地探觸著一個新到來的事物。
■自然寫作的先驅者
這本在美國四○年代末出現的自然寫作經典所揭示的生態保育觀念,正如一八五○年代梭羅《湖濱散記》所表露的自然觀和簡樸生活,後來都深刻地影響了許多人對生活環境的態度。
《湖濱散記》出現於工業革命初期,整個生態環境面臨了農業化學的研發、農業機械化、製造人造肥料的出現。《沙郡年記》晚了近一百年,大戰已然結束,但一個由科技引發的生態危機卻正式宣告到來。
兩本書在不同的時代,對生活的土地都有深層的生命體驗,對當時社會體制也提出充滿生態哲思的警語。在文學的成就上,成績愈加斐然;更是美國自然寫作書寫的重要典範。
《湖濱散記》因有多種譯本,在台灣擁有廣泛的讀者群,並且深度地影響台灣的文學創作。八○年代台灣自然生態意識萌生時,我們即可在陳冠學、孟東籬的隱世作品裡,閱讀得到這種生活哲學的思維。
《沙郡年記》則因缺少譯本和推介,幾少有讀者知道,甚而充分地了然其原義。儘管到九○年初期,類似李奧帕德的土地倫理觀,在台灣各地默默地被許多文史工作者,或者喜愛自然觀察的朋友所實踐。然而,這裡對家鄉自然環境的摸索,始終缺少外來強力共鳴。《沙郡年記》卻擁有相似的土地經驗波段。只可惜過去的譯介有限,囿於管窺,無法探究全貌。
這是最近看到《沙郡年記》即將有完整譯本出版時,充滿興奮地期待之因。我好像有一種未婚媽媽即將被社會認可的快樂。
■土地道德的精神
然而,李奧帕德土地道德的最終精神何在呢?最後,容我再不自量力,以個人於山林觀察自然律動的經驗,試著演繹三、四個小故事:在低海拔的小綠山,我曾經觀察一隻五色鳥,每年春天時都回到同一棵枯木築巢,直到這棵枯木傾倒,牠就未再回到這座小山。
秋天時,每天陪孩子到學校上課時,在一處牆角總會聽到蟋蟀的聲音。我知道那兒是牠的家園。有一回,孩子忍不住想看牠,翻開了草叢和泥土。此後,我們經過那兒就未再聽到鳴叫聲了。
華中橋河濱公園,每年冬天都有一隻遊隼前往那兒過冬,定居在河心的高壓塔上。今年秋天,我到河邊賞鳥時,依舊看到牠在天空翱翔,因為整塊環境沒有破壞。
十六年前,我在植物園觀察時,知道一塊草嶼上住了一對白腹秧雞。最近去看時,那兒依舊有白腹秧雞出現。我猜想,大概是以前那對的子孫吧?由於這裡保護良好,所以世世代代都有秧雞定居於此。
這裡敘說的,不止是每一種動物都有牠生存的空間和意義,還包括了既有環境存在的義理。像這樣的觀察內容,在自己近二十年的自然觀察經驗裡,我至少可以舉出上百個相似的記錄。李奧帕德強調的土地道德,我是全然認同的。
至於,由此演繹出來的,每種動物都是土地公民的一份子,更是一個自然觀察者所必要的信念。我們堅決相信,每種動物都有牠棲息的權利。這類事過去好像只發生在李奧帕德觀察的家園,現在則是每一分一秒都在世界上每個角落發生,包括我們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