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建築有熱情,對數位有憧憬
劉育東
本書想介紹的是建築在數位時代的新發展,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談到數位建築自1990年開始的全球風貌,第二部分則介紹交大在過去十年來的一些數位建築實驗。先讓我向本書主編林榮崧、責任編輯黃雅蕾、美術編輯張議文致謝,三位的專業與熱忱,的確展現了國內出版業的大將之風,尤其榮崧兄還耐心等待我遙遙無期的拖延,讓我很不好意思。
1996年我花了六個月寫完我的第一本中文書《建築的涵意》,那是個意外,因為當時我滿腦子想寫的書,不是建築入門的書,而是研究類的書。十年後的今天,我花了三年半再度寫完本書(其實前三年一字未寫,只在腦中想、在演講中講),還是個意外,因為原先我想寫的,只有本書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會是另一本建築作品專輯,而不是現在呈現的「背後故事」(inside story)。第一本書我用7萬字寫什麼是建築、什麼是數位建築,純粹講「道理」、寫的是「別人」;本書用12萬多字,除了改寫什麼是建築、什麼是數位建築之外,也大量在寫十年來我們交大師生做設計前後的種種,開始講「感情」,寫的是「自己」,因此常常寫太長、太瑣碎、太抒情,但是,沒辦法,下筆不能自止。
本書之所以能「意外登場」,首先要感謝高希均教授。2003年在交大的一場座談中,當我在30分鐘內、以75張影像,介紹數位建築在歷史上的發展與交大近年的數位創作後,高教授立刻邀我把這個架構寫成一本書,以數位建築的角度談歷史、談現在、談未來、談台灣、談大陸,也為本書命名「數位建築與東方實驗」。能得到高教授寫書之邀,是人生很重要的榮譽,因為我從大學時代就精讀高教授的文章,「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錯誤的決策比貪汙更可怕」,這些經典的字句,以最清晰的頭腦、放最真誠的情感、用最淺顯的文字、講最重要的道理,我一直把高教授當作「學者」的典範。
第二要謝謝林懷民老師。大學時代看雲門,只知道林老師很拚、很棒、很有名,而且高不可攀。回國後竟開始有機會到雲門練舞場、到林老師家、到許多場合見到林老師,不但和林老師講到話、甚至同桌吃飯,與大師對話的快樂,只能親身體驗,很難書寫。後來讀了他的傳記《飆舞》,深受感動與啟發,才知道極度甜美的果實,都是極度辛苦甚至辛酸下的產物。所以,潛意識中,林老師是我的心理醫生,當我極勞累時,比起雲門,小巫見大巫;當我內心受傷想離開台灣時,告訴林老師要找他談談,他告訴我「為什麼還沒來」;當我耗盡全力才請到安藤忠雄來蓋房子,正不知下一步的徬徨時刻,突然收到林老師的卡片,鼓勵我說「前天才知道你已請到Ando到交大為你設計你的『家』!Bravo!!!佩服你說到做到的生命力與Vision!」我立刻又精神飽滿。林老師在《飆舞》序文中說,「陳達是我心目中台灣第一名藝術家」,我在所有場合中告訴大家,「林懷民是我心目中台灣第一名藝術家」。我們在青島的作品用懷素的狂草,是受到當時林老師「行草」的啟發,後來知道林老師陸續有「行草貳」和「狂草」,更加興奮,因為我就是把青島大學城的作品看成「狂草I」,明日建築展中的藝術空間看成「狂草II」。學林老師是多麼令人驕傲的事,當然我知道,我們只學到皮毛,但皮毛也驕傲,因為我一直把林老師當作「創作者」的典範。
第三要謝謝我的博士指導教授威廉‧米契爾(William Mitchell,我們都習慣叫他的小名Bill)。Bill不但收我進哈佛、再帶我進麻省理工,他教我們要在建築歷史與建築理論中大膽的看未來,與意見相反的大師辯論也別害怕。當我畢業在美國找教職時,他告訴我:「回台灣會比在美國好,因為在美國,你只是眾多好教授的其中之一,回到你的國家,有可能是少數帶領方向的教授中的一員。」當我辦遠東國際數位建築獎已五年、正猶豫不決是否該繼續或該功成身退時,他告訴我:「再辦五年,會對這個關鍵時代的影響更大。」當我回台灣後,所有需要他大老遠飛來「相挺」時,他從不說不,到現在共12年,他來過5次。Bill至今大約有50位博士學生,在世界各地教書,我們心中都很想知道:「我是不是Bill學生中的前三名?」我還沒有答案,但他鼓勵我回國,讓我除了教學和研究外,還有機會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至少我很清楚,我是Bill學生中前三名令人羨慕的。
第四要謝謝大阪大學榮譽教授笹田剛史(Tsuyoshi Sasada,我們都習慣稱他的小名、英文字母開頭的“T”)。Bill教我研究,T叫我創作,當我剛拿到博士學位,一心只想繼續做「更深」的數位研究時,他常告訴我,在100分的研究成果中,若不限定自己僅紙上談兵,而開始創作,只要能在真實土地上實現10%,對建築的影響會「更廣」。他在美國、日本、大陸、韓國等地親身的示範,讓我在大膽將數位研究成果中的十分之一,轉為設計創作時,心裏很放心。十年來,我跟T的學習和合作,讓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有位「人生最好的朋友」。他在前年(2005年)離開我們,我在告別式中致詞:「我們別難過,壽命長短無所謂,因為T的一生夠精采。」去年的週年紀念會上,我長大了一些,向大家說:「經過這一年,我才知道什麼叫做失去人生最好的朋友(losing the best friend in my life),那就是,你再也沒有最好的朋友了,而且第二名朋友不能遞補,因為我要把the best friend的位置空下來,留給T。」
最後要謝的人,就一大群了,是參與我所有設計的交大學生,沒有他們,真的不會有這些成果,真的,我不是在講客套話。在國內和國外,經常有人問我,或私底下問我學生,劉育東的設計團隊是什麼樣的一種組織?怎麼工作的?怎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做出這麼多不一樣的東西?這個團隊怎麼可能不是全職的設計公司、或建築師事務所?怎麼可能只有碩、博士學生?設計品質怎麼控制?答案其實很簡單,我運氣好到不行,我有一大群傑出的交大建築所學生,他們個個都有進美國前十名建築研究所的實力,他們跟我一樣對建築有熱情、對數位有憧憬。我們經常日以繼夜,經常一起工作到凌晨才去路邊攤吃晚飯,舉杯之際,建立了太多太多的革命情感。在幾十位學生中,我特別要謝謝跟我上山下海、沒日沒夜的李元榮和林楚卿二位博士,元榮和楚卿是我所有設計成果的支柱,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寫的其實是我們三人與交大學生的「背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