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台灣的教育改革中,我覺得很難接受的一點,就是所謂的常態分班。上了國中之後,有些孩子英文字母都還認不全,有些孩子卻已經在讀英文小說,這些孩子被編排在同一班,形式上看起來是很公平,實際上卻是對誰都不公平,不管老師怎麼教,都無法照顧到所有程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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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教育改革中,我覺得很難接受的一點,就是所謂的常態分班。上了國中之後,有些孩子英文字母都還認不全,有些孩子卻已經在讀英文小說,這些孩子被編排在同一班,形式上看起來是很公平,實際上卻是對誰都不公平,不管老師怎麼教,都無法照顧到所有程度的孩子。
這樣的分班法,當初或許是要避免分班造成的標籤與歧視,但卻忘記了每一個孩子需要不同程度的協助。
面對這麼大的程度落差,有些老師很用心,將班級分成小組,希望讓成績好的學生去教導成績不好的同學,只是往往成效不彰。有些人覺得成績較佳的孩子沒有想助人的心,但是事實上,他們只是不知道怎麼「教」,有些觀念不管怎麼解釋,同學都聽不懂。
這也是很多老師在反思的一個大課題——連老師都教不好了,怎麼可以指望學生教學生? 台灣老師的養成,通常是擅於讀書的孩子,才能考上師範體系的學校,其實他們也真的不懂為何有些孩子就是搞不懂,再怎麼教就是不會。
女兒小的時候,常常畫許多娃娃的服飾圖給我看,也會試著裁布製作服裝,我看著那些圖,發現女兒不懂人體是立體的,於是,我買了玩具的衣服模特兒給她,讓她在設計衣服的時候,可以理解人體有弧度,因此衣服的版型不能只是一張平面的圖形。
只是,那時我沒有想到,原來還必須培養孩子的立體眼睛。於是,我帶孩子去參觀勝興車站等景點時,我會領著他們看遠方,鐵路在盡頭相交成一個點,然後告訴孩子「我們去找鐵路連在一起的地方。」不管我們走多久,鐵路都是兩條平行線,我開始用語言精確的對孩子解釋這個現象。
我也開始拿起一塊塊的積木,在家裡畫素描,我讓自己亂畫的圖形長出厚度、高度,我也拆解、組合很多盒子,讓孩子理解平面變成立體的概念。那一段時間,剛好老公大學建築系的同學曹登貴建築師出版了新書《手繪,一種設計思考途徑》(白象文化出版),那是一本教手繪的書,我們去參加新書發表,也買了書。
書中把很多平面轉立體的概念講解得很清楚,也收錄很多圖畫範本。女兒每天抱著那本書練習畫圖,終於她的街道圖開始有了立體的層次,她畫的高樓大廈,不但長出了高度也長出了厚度,她畫的城市開始有了遠近。那時候我才稍微放心,確定女兒已經建立起紙面上的立體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