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重焦慮不是你的錯!減重名醫蕭捷健《碳水循環》:你不是意志力不夠,而是選錯了方法
蕭捷健醫師在《碳水循環》中溫柔呼籲:體重焦慮不是你的錯,你只是選錯了方法。本書針對常見減重迷思,提出與身體合作、非極端的科學方法,幫助你改善代謝、找回健康與快樂。無需禁澱粉、不必自我折磨,讓瘦身成為自然且可持續的生活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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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與信任》揭示了網路時代中人際關係的變化,探討在市場思維與社群媒體滲透下,傳統的「共享關係」如何被「交換關係」取代,導致信任感下降與人際疏離。從心理學觀點出發,作者指出數位量化與社會比較讓我們愈來愈難真誠互動,也讓自我價值感受到衝擊...
從賣掉過期的玉米片與狗餅乾,到經營高檔社區的送報生涯,少年時期的巴菲特展現出超齡的生意頭腦與金錢敏感度。雖然他在課堂上叛逆搗蛋、甚至蹺家闖禍,但在送報、推銷雜誌、收款追繳的過程裡,卻磨練出紀律、責任感與效率意識。十四歲就存下1,000美元,這份超前的進度,成了他邁向投資巨擘的伏筆。
小生意人
搬到泉谷不久,霍華一位年長的朋友米勒(Ed S. Miller)從奧馬哈打電話給巴菲特。
「他說:『華倫,我有一個大麻煩。公司的董事會要我結束掉華盛頓特區的倉庫,這對我來說是個大問題。我們倉庫裡有數百箱過期的玉米片和狗餅乾。我遠在千里之外,而你是我在華盛頓唯一認識的生意人。』
「然後他說:『我知道我可以拜託你。事實上我已經叫我們的倉管員把玉米片和狗餅乾運到你家去了。不管你賣了多少錢,只要給我一半就好,其他錢你留著。』
「突然間,有好幾輛卡車開到我家,卸下的貨物將我家車庫和地下室都塞滿了,害我爸沒辦法把車開進車庫。」
「現在我手上有這一大堆東西。我只好想想誰用得上這些東西。當然,狗餅乾可以賣給養狗場,玉米片已經不能給人吃了,但我想應該可以給動物吃,於是我把玉米片賣給家禽養殖業者。這批貨大概賣了100美元,我把其中一半寄給米勒先生,他回信給我說:『你幫我保住了工作。』
「奧馬哈有一些像他這樣好得不得了的老實人,所以我很喜歡和大人在一起。我可以走到教堂或其他地方去,和人們聊起來。」
「我爸的朋友也很好。他們會在牧師寓所辦讀經班和其他活動,有時活動結束後會到我家打橋牌。這些人對我都非常好,他們都很喜歡我,總是叫我華倫尼(Warreny)。我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學會打乒乓球,並在YMCA練習。他們知道我喜歡和他們在地下室打球,他們也會與我單挑。」
「我在奧馬哈有許多事情可做,我在那裡過得很好。」
「搬到華盛頓後,乒乓球桌不見了,短號和幼童軍活動也沒了。我以前會參與各種活動,但這些活動都在我們搬家時結束了。」
「所以我很生氣。但我不知該如何宣洩這些情緒。我只知道,自從我爸當上議員後,生活就失去許多樂趣。」
霍華帶巴菲特去看過幾次國會的開會過程,巴菲特想在國會打工,但霍華無權做此安排。結果,巴菲特在雪維卻斯俱樂部(Chevy Chase Club)當桿弟,但再度發現自己不適合勞力的工作。「我媽在我的襯衫內縫上毛巾,因為我必須背很重的袋子四處走動。有時候有些打球的人,尤其是女性,會覺得我很可憐,於是就自己背球袋。」巴菲特需要一份更能發揮他技能的工作。
巴菲特和其他家族成員一樣,打從一出生就活在新聞的世界。他喜歡聽新聞,而現在他開始送報,也很喜歡這工作。他的工作包括一條送《華盛頓郵報》的路線和兩條送《時代前鋒報》(Times-Herald)的路線。
巴菲特開始在泉谷送報,離家不遠。「頭一年,訂戶住得很分散,送起來有點累。我必須每天送報,連耶誕節也不例外。耶誕節早上,我家人必須等我送完報,才能開始慶祝活動。假如我生病了,我媽就幫我送報,不過賺的錢歸我。我房間有幾個罐子,裡面裝滿了五毛和二毛五的硬幣。」 後來,巴菲特又加了一條下午送報的路線。
「《晚星報》(Evening Star)是城裡銷量最大的報紙,老闆是華盛頓地區的望族。」
下午的時候,巴菲特會騎著腳踏車在街上跑,從車子前方的大籃子裡抓《晚星報》丟到訂戶家門口。在送報路線的最後一段,他必須小心控制車子,因為「那裡有隻惡犬」。
「我喜歡自己一個人工作,因為我可以想自己一直在想的事情。華盛頓的生活一開始令我難以適應,但我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我待在房間裡沉思,或是騎車四處送報並想東想西。」
他滿腦子都是憤世嫉俗的想法,並將這些想法在迪爾初中表現出來。巴可絲(Bertie Backus)是學校的校長,她為自己能記住所有學生的姓名而自豪。她很快就有理由記住華倫•巴菲特這個名字。
「我剛入學時跟不上大家,後來落後更多,於是我感到憤世嫉俗。我一天到晚在做白日夢,總是在計畫事情,我會把股市行情表帶到學校去,上課不專心聽課。後來我認識了麥瑞(John McRae)和貝爾(Roger Bell),從此變得非常叛逆。」
巴菲特童年時期的可愛特質都消失了。有一次當老師在上課時,他故意找麥瑞下棋,只為了搗蛋。又有一回,他在課堂上割開一個高爾夫球,結果把裡面液體噴到天花板上。
蹺家少年
巴菲特和他的朋友開始打高爾夫球。麥瑞的父親在崔格榮(Tregaron)莊園負責維護果嶺。崔格榮莊園離華盛頓市中心很近,屬於波絲特(Marjorie Merriweather Post)和她丈夫戴偉士(Joseph E. Davies)所有,戴偉士是美國駐俄羅斯大使。
這個家擁有數十名僕人,但主人很少住在這裡,於是巴菲特和他的朋友就到莊園的九洞高爾夫球場去打高爾夫。後來,巴菲特說服麥瑞與貝爾和他一起蹺家跑到賓州的賀喜(Hershey),到當地知名的高爾夫球場找桿弟的工作。「我們沿路搭便車,走了大約 240 公里路,來到賀喜的一家飯店。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向飯店服務生吹噓自己有多厲害。
「第二天早上我們出來時,看到一個高大的公路巡警正等著我們,他把我們帶到公路警察總局。
「於是我們開始說謊。我們說,我們是得到父母允許才來的。警察局裡有一台電報機不斷印出各種警報。我坐在那裡,心想那台機器很快就會收到來自華盛頓的消息,然後那位巡警就會知道我們在說謊。我一心只想離開那裡。」
不過他們的謊言似乎頗具說服力,於是巡警放他們走。
「我們開始朝著蓋茨堡(Gettysburg)方向走,這次一直沒有人願意讓我們搭便車,後來一位卡車司機停下來,讓我們三個擠在駕駛座裡。」他們當時很害怕,一心只想回家。「那位卡車司機在巴爾的摩一家小餐館停下來,並把我們分開,讓我們去搭不同司機的車。天色漸漸昏暗,我們以為自己無法活著離開那裡,但他們終究還是把我們分別載回華盛頓。回到華盛頓時,貝爾的母親已經因為太過擔心而進了醫院,我對這件事非常內疚,因為是我說服貝爾這麼做的。我的犯罪行為從此以後愈來愈精采。」
巴菲特當時又認識了另一個朋友巴提史東(Lou Battistone),但就像在奧馬哈一樣,巴提史東與麥瑞、貝爾沒有交集。此外,巴菲特在學校的成績愈來愈差,包括英文、歷史、素描、音樂都掉到 C 或 D,甚至是 D–,連數學也掉到了 C。「連一些我原本很擅長的科目成績都不理想。」巴菲特的老師覺得他頑固、無禮又懶惰。有些老師給他兩個黑色 XX,表示特別糟。他的行為在當時算是驚世駭俗,因為1940年代的小孩都很聽話。「我墮落得很快,我的父母為我擔心死了。」
巴菲特只有一門課表現得非常傑出:打字課。華盛頓當時正在進行紙上戰爭,打字被視為非常重要的能力。
迪爾初中的打字課中,學生必須在打字機上蓋一塊黑布,以此訓練靠觸覺打字。記憶力好、手眼協調佳的人比較吃香,而巴菲特這兩方面都很厲害。「每學期我在打字課的成績都是A。我們當時用的是手動打字機,當你將滑動架推回去時,會聽到一聲清脆的『叮!』
「全班二十個學生中,我的打字速度遠遠超越其他人。進行速度測驗時,我會快速把第一行字打完,然後用力推回滑動架。此刻所有人都會停下來,因為他們才打第一個字就聽到我的『叮!』,然後他們開始緊張,想試著打快一點,結果一定出錯。我在打字課上得到很多樂趣。」
巴菲特將同樣充沛的精力發揮在送報工作上。他很喜歡送報,好像他天生就該做這行。後來,根據巴提史東的說法:
「他騙派報經理把老城登利城(Tenleytown)裡的威徹斯特(Westchester)分給他。」巴菲特成功了,威徹斯特的路線通常是分配給大人。
「這是個大好良機,威徹斯特這個區域優美、高檔,荷蘭的薇勒米娜女王擁有這地方。這條路線住了六位參議員,還有陸軍上校和最高法院法官,全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此外,還有霍比夫人(Oveta Culp Hobby)和戰時物價管理局的最高主管亨德森(Leon Henderson)。」霍比夫人出身自德州的出版世家,她搬到華盛頓來擔任陸軍婦女隊(WAC)的總指揮。
「突然之間,我的業務擴大許多。我那時大概是十三、四歲。一開始我在威徹斯特送《華盛頓郵報》。為了威徹斯特,我必須放棄其他早報路線,令我非常難過。」此時的巴菲特與《時代前鋒報》的經理已經很熟了。「我告訴他,我得到在威徹斯特送《華盛頓郵報》的工作,表示我必須放棄泉谷的工作⋯⋯
他接受我的辭職,那一刻非常感傷。」
巴菲特自認是送報老鳥,但他必須面對複雜的送報路線。
威徹斯特包含五棟建築,占地共11公頃,其中四棟互相連結,另外一棟獨立分開。此外,在教堂大道對面還有兩棟公寓:馬林(Marlin)和沃維克(Warwick),同時他還要負責威斯康辛大道上的幾個住戶。
「我從某個星期天開始工作,他們給我一個本子,上面有訂戶的姓名和地址,我並沒有事先接受訓練,也沒有事先拿到這個本子。」他穿上網球鞋,準備好公車票卡(一趟車程要3分錢),然後睡眼惺忪地登上首都交通公司的巴士,沒有停下來吃早餐。
「我大概清晨四點半到達,那兒有一捆捆報紙,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上面的編號代表什麼意思。我坐在那裡好幾小時,將報紙分類包捆。後來我發現報紙份數不夠,因為人們在去教堂的路上會順手拿走報紙。
「整件事是個大災難。我心想,我到底給自己找了什麼麻煩?到了早上十點、十一點,我才把報紙送完。
「但我慢慢學習,愈做愈好,很快我就變得很熟練了。」
每天早上,巴菲特從家裡衝到車站去搭第一班N2號公車到教堂大道3900號的威徹斯特。他的公車票卡通常是編號001,表示他是當週第一個買的人。假如他稍微遲到,公車司機會等他。公車到達目的地後,他就跳下車,跑過幾條街到威徹斯特。
他找出了最有效率的送報路線,把每天送幾百份報紙這種無聊且重複性的工作變成與自己的競賽。「由於新聞紙配給的關係,當時的報紙比較薄,三十六頁的報紙分量剛剛好。
我拿著一疊報紙站在走道的一端,抽出一份報紙,折成一半,再折成煎餅或捲成餅乾的形狀。然後我把報紙甩在大腿上,再扭轉手腕增加旋轉力道,將報紙朝走道遠處丟出去。我可以丟15至30公尺的距離。這考驗了我的技術,因為每個訂戶的門口與我所站的地方距離不同。我會先丟最遠的那一戶,但訣竅就是如何讓報紙剛好距離門口數呎。而且有些人家的門口會放牛奶瓶,讓這項工作變得更有趣。」
巴菲特也賣月曆給報紙訂戶,同時他還發展出另一項副業。他向訂戶要過期雜誌,回收做為戰爭資源。他還會檢查雜誌上的標籤,看訂閱期間何時到期,記錄在一本暗碼簿上,這是委託他推銷雜誌的摩爾科崔爾(Moore-Cottrell)出版社給他的。他為訂戶製作了檔案紙卡,並在訂閱到期之前去敲客戶的門,推銷新雜誌。威徹斯特的住戶在戰爭期間流動率很高,巴菲特最大的惡夢就是訂戶沒付錢就搬走了,他必須吸收報紙的費用。有了幾次客戶落跑的經驗後,巴菲特開始給電梯女服務生小費,請她預先通知他住戶搬遷的消息。有一次傲慢的霍比夫人(Oveta Culp Hobby)遲繳報費,巴菲特覺得她應該對他這個送報生有多一點同情心,因為她自己也擁有一家報社《休士頓郵報》,但他還是擔心霍比夫人會賴他的帳。
「我每個月準時付清自己的帳單,每天去送報,我是個有責任感的小孩,我還曾經因為服務完美而得到一張戰爭公債的債券。我不想讓應收帳款累積太多。我試過各種方法向霍比夫人收錢,包括留字條,後來只好在清晨六點去敲她家的門,在她逃走之前逮住她。」巴菲特在其他方面很害羞,但講到錢就另當別論了。霍比夫人來應門時,「我把一個信封遞給她,她只好付我錢。」
放學後,巴菲特搭公車回泉谷,再騎著他的腳踏車去送《晚星報》。下雨的冬天午後,他有時會在送報途中到朋友家稍作停留。他腳上老是穿著一雙破了很多洞的舊帆布鞋,下雨時雙腳等於是泡在水裡。他總是穿著過大的格紋襯衫,皮膚由於衣服溼透的寒氣而長出疹子。因為某些理由,他似乎從不穿外套。慈祥的女士們看到他這個可憐樣會笑著搖頭,給他毛巾擦拭身體,為他換上溫暖的乾衣服,讓他沐浴在猶如慈母的關懷裡。
1944 年底,巴菲特第一次申報所得稅。他將手錶和腳踏車列為營業費用從所得中扣掉,結果只繳了7美元稅金。他知道這種做法有待商榷,但他不介意為了達到目的抄些近路。
十四歲時,他已經實現了《一千種賺1,000 美元的方法》書上的承諾,存了大約1,000美元。他對這項成就感到很驕傲。到目前為止,他的進度超前,遠遠地超前。而他知道,進度超前就是他達成目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