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在過去三、四百年裡，憑藉啟蒙運動、科學進步與資本主義的推動，快速躍升為全球的主流力量。然而，繁榮背後卻隱藏著深刻的困境：資本主義帶來了財富與創新，同時也製造了貧富差距與社會撕裂；民主制度被視為普世價值，卻在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矛盾中，不斷面臨挑戰...
現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困境
在過去討論的課題之中，我們經常提到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提到過，西方文明正在面臨嚴重的關口。這個關口究竟是象徵著西方文明走到了衰亡的階段？還是可能經過一次調整，又一次走向新的高峰？目前，我們還很難斷言，主要由於這個現代文明，確實有其自我調整的機制。
資本主義推動現代文明誕生
如果我們以最近三、四百年的發展來說，過去我們經常提到，西方主流文明是從西歐的啟蒙時代開始，在那個關節上，歐洲的國家擺脫了宗教桎梏，發展了自由思想。在自由思想的基礎上，開展了科學和技術改進。這兩者，逐漸互相支持，終於匯為巨流，到今天，科技發展的潛力，還正在增長不已。
從技術的改進上，西方步入工業革命，將過去農業生產和作坊的手工業，一改為大規模的集體生產。這一個生產模式，又必然牽扯到如何取得大量的資源，以及如何開拓巨大的市場？於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也就應運而生。在這個制度下，技術、勞力和資金，三合一的結構，不斷拿人的生產力量，一波一波地推向新的高峰，而財富的累積，也隨著不斷地增長。
資本主義下，市場經濟的潛力是驚人的，代價也十分巨大。貧富之間不再是生活型態的差異而已，金錢的力量比武器更厲害，更足以奴役許多弱勢勞工，也剝削許多消費者，將社會分割為貧富兩截。這一個困境，刺激了社會主義的成長，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一個背景下出現，在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各處，都發揮了極大的影響，而且曾經有大規模的實踐；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這些實踐，卻都在不同的地區，出現了重大的修正。有許多人問，馬克思主義是否必然為資本主義的代替品？這個大的問題，我們在此處先提個頭，將來我們還要花更多的篇幅，衡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
「民主」與「民族」的兩難
現代文明的另一個重大特色，則是民主政體，在各處普遍地呈現為國家組織的基本型態。經過幾次大革命，尤其是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幾次大革命，將啟蒙時代提出的人權觀念，落實到民主政治。「民主」兩個字，正如同「科學」兩個字，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幾乎是「靈丹妙藥」的同義字；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自從五四以來，都被大家認為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幾乎不再有真正的帝王，除了一些宗教性特強的國家以外，世界各地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以民主政治的面貌，建立其國家共同體。
雖然在近代中國的思想史上，「民主」高唱入雲；但我們一般的了解，只當作投票、選舉就是民主。我們必須理解，民主政體的國家，象徵的是國民以憲法，或者類似機制，用合約的方式建立一個共享主權的政治共同體。這一個共同體，是一代一代的國民，用法律保障自己權益，也以自己的意志，經常地監督受委託行使治權的政府；國民也一代又一代，經過同樣的合約機制，不斷修正這共同體的權力結構和功能。理論上，任何經過合約建構的共同體，都可以經過參與者，也就是選民，改變其內涵和外延。
在這種定義下，近代文明的政治結構上的特色，卻不免常常會面對兩難的糾纏。一方面，任何國家的背後，都有一個民族的觀念；而「民族」又隱含著種族或血緣的意義。無論是種族或是血緣，乃是有預設定義的團體；於是，民族國家不免成為預設不容置疑的共同體，竟與國民合約造成的共同體之間，有難以調和的困難。究竟國家大於國民？還是國民大於國家？身為簽署共同體合約的國民，必須接受這個共同體的存在？還是有權力加以改變？如果改變的過程激烈，說不定又會影響共同體本身的穩定？甚至，顛覆和消滅了這個國家共同體？這些，都是在近代歷史上不斷因為如此的糾纏，而產生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和國與民之間的壓制與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