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你們的時間有限,所以不要浪費時間活在別人的人生裡。不要被教條困住,不要活在別人思考的結論裡。不要讓旁人七嘴八舌的雜音淹沒了你內在的聲音。
今天,我很榮幸能參加全球頂尖學府的畢業典禮,和你們共聚一堂。我大學沒畢業。說實話,現在是我離大學畢業最近的一刻。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我人生中的三個故事。我不談大道理,只說三個故事就好。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人生中的點點滴滴怎麼串連在一起。
我在里德學院待六個月就辦休學,但之後又旁聽大約十八個月的課程才真正離開學校。那麼,我為什麼要休學?
這得從我出生前講起。我的親生母親當時是年輕未婚的研究生,她決定讓別人收養我。她強烈覺得應該讓大學畢業的人收養我,所以她安排我一出生就讓一對律師夫婦收養。但是,當我出生後,這對夫妻在最後一刻反悔了,他們想收養女孩。所以,排在候補名單上的我的養父母,半夜裡接到一通電話問他們:「有一個意外出生的男孩,你們要領養他嗎?」他們回答:「當然要」。後來,我的生母發現,我的養母沒有大學畢業,我的養父甚至連高中都沒畢業,於是拒絕在最後的收養文件上簽字。幾個月後,我的養父母承諾將來一定讓我上大學,這時她才同意簽字。
十七年後,我真的上了大學。但是,當時我無知地選了一所學費幾乎跟史丹佛一樣貴的大學,我的藍領階層父母把所有積蓄都花在我的學費上。六個月後,我看不出唸大學有何價值,我不知道這輩子要做什麼,也不知道唸大學能對我有什麼幫助。何況,我為了唸大學,花光了我父母這輩子的所有積蓄。所以,我決定休學,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當時這個決定看來相當可怕,可是回過頭來看,那是我這輩子做過最好的決定之一。
我休學之後,再也不用上我沒興趣的必修課,還可以去旁聽那些我有興趣的課。那一點也不浪漫。我沒有宿舍,所以我睡在友人房間的地板上,靠著回收可樂空瓶的五美分退瓶費張羅三餐。每個星期天晚上,我走七哩的路穿越鎮上,到奎師那(Hare Krishna)神廟好好吃一頓。我很喜歡吃。憑著我的好奇與直覺,我偶遇的大部分事物,日後都成了無價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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