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文化

給台灣讀者的話

這本書的書名，看上去有點突兀。

「何謂文化」——這樣的問題，是不是有點不尊重讀者的基本常識？既然是讀者，當然早已親近文化，怎麼還要他們回到起點？

其實，一切起點都非常艱深。人們往往活了幾十年，還無法面對「何謂生命」、「何謂自我」這樣的詢問。同樣，要從根子上來說說文化，難度也很大。我只能拼將自己一生對古今中外的研習和考察，來勉強回答。

臺灣讀者如果讀到過天下文化版的《中華文化——從北大到台大》那本書，就會知道我在回答當代大學生提出的各種社會難題時口氣非常輕鬆、簡捷。將兩本書一比較就可以看出，我對文化的態度是多麼虔誠、恭敬。

我以「學理的回答」、「生命的回答」、「大地的回答」、「古典的回答」四個方面，來漸漸靠近文化。這四個方面中，「生命的回答」我最看重，也最牽動感情。

但是，恰恰這一部分的絕大多數內容，是臺灣讀者非常陌生的。因此，這本書從開筆到截稿，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出臺灣版。

但是，高希均教授還是在第一時間見到了這本書的大陸版，並立即表示出巨大的出版熱情。我問，如果推辭不了，能不能刪去臺灣讀者過於陌生的內容？答覆是：不用刪。與此同時，香港一家著名出版社也要為這本書來簽約。

這讓我進一步領悟，「讓文化回歸文化」的課題，已是目前很多地方的共同困惑。那麼，這本書也算是抛磚引玉吧。

近三十年來，世界上的幾個主要華語圈，都急速地把文化推上了意識形態化、口水互貶化、低級娛樂化的軌道。與世界上其他幾個大語種相比，這種態勢最為嚴重。

例如，我對一件事情很驚訝：幾個昔日香港文友，本來還是能夠談談文化和文學的，但幾年不見，完全換了一個人，滿口都是政治語言，還把這種政治語言當作文化語言的「升級版」。

其實，他們的很多觀點我並不反對，只是覺得他們畢竟是文人，憑著想像、形容、驚歎來談社會問題，雖然因為文筆流暢而吸引了不少年輕人，但是只要稍稍推敲就紕漏百出，連做個認真的反對派都缺少力度。

更何況，他們的立場又不斷轉變，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讓人很難捉摸。

臺灣的情況就好得多。讀者從這本書裡看到，我曾在＜仰望雲門＞等文章中鼓勵大陸文化向臺灣學習。

我說：「從文化氣氛、文化底線、文化守護、文化品行等方面來看，臺灣至少在目前，明顯優於大陸。」「我一直主張，大陸在這方面不妨謙虛一點，先到臺灣仔細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

說這些話是誠懇的，而且我回憶了白先勇、余光中、林懷民這些老朋友的某些感性細節，很讓大陸讀者信服。此書在大陸出版至今，讀者都對我的這一個觀點高度認同。

但是，在今天這個臺灣版的序言中我必須附加一個說明，我的這些回憶，也約略表達了對臺灣當下文化的某種遺憾。我是個開通的人，一點兒也不反對新興文化方式的出現，至今還是臺灣電視的熱心觀眾。

我只是表明，在被不少優秀主播、名嘴、藝人們調理得耳聰目明、能言善辯、喜樂連連的千萬觀眾之中，還需要靠一些巨匠大師的努力，構建起更值得天天仰望和終身皈依的精神高地和美學高地。

臺灣的文化根基比香港深厚得多，因此至今還沒有讓政治評論完全吞噬文化本義。但是，臺灣讀者比較天真，容易相信外來的種種說法，自己在民主化的進程中也大大提高了政治敏感，結果，不少臺灣文化人已經把政治移位到了文化之前，貶損了自己的專業。

記得我在回答臺灣大學學生提問的時候，聽到大量的政治問題，有不少信任我的臺灣學生還希望我直接參與政治，這是我與北京大學學生對話時沒有遇到過的。

我對臺灣大學的學生說，這些問題我也能回答，也不怕別的，只怕誤導了他人。這就像，每個人都有權利對健康問題談談經驗和意見，但萬不可掛牌冒充醫生。現在世界各地，這種本應是文化人的「假郎中」太多。

八年前在美國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南美洲的兩位學者痛切論述自己國家依傍著世界經濟大國不知利用，自己卻依然貧困的原因，找了很多條，最後都集中到了一條：寫社會評論的文化人太多。

這些文化人的評論，觀念來自傳統，歷來以「公平」來反對市場化，以「主權」來反對國際化。他們的文筆牽動輿論，輿論又牽動國策，結果，幾十年下來，越來越落後。這也就是我所說的文化人扮「假郎中」的壞處。

表面上看，現在大陸的文化仍然很政治，其實那是表像。大陸幅員廣闊，文化隨地生根，誰也沒有興趣去傾聽那些政治評論，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過去也聽多了，早就膩煩。大家越來越明白，政治與文化，並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

中國歷史上那些傳之千古的優秀文化，至多只有十分之一產生於所謂「政通人和」的「盛世」。而十分之九，卻與災難相伴隨。蘇東坡畢生遭受最大的災難而流放黃州時，回顧一生，最後悔的，是以前老是在寫那些慷慨激昂的「策論」，其實自己哪裡懂得政治。

他決定不再做「假郎中」，於是一下筆就寫出了《水調歌頭．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我在這本書裡把前後《赤壁賦》翻譯並書寫了，讓大家看看一個不願再做「假郎中」的文化人能創造出何等輝煌的文學成果。如果又是「策論」，誰會去看？

目前大陸文化的最大問題，不在內容，而在體制上的官位化。真正的文化創造本不需要多少人來「管理」的，卻上上下下設置了龐大的「文化官員」系統，幸好他們基本不懂文化，主要是為了謀一個待遇，擺一個樣子。為了擺樣子，挑選一些文化人當「代表」、「委員」，又設置了官方機構「作協」、「文聯」。

我不可能做「代表」、「委員」，但似乎應該進「作協」、「文聯」，然而我還是沒有進。倒不是對這些機構有什麼反感，我文學界的朋友如賈平凹、莫言、余華、張煒等等都在裡邊，但他們是創造者，我卻同時要保持一個文化觀察者的冷靜，也就止步了。這在中國大陸的寫作人中，少而又少。

不僅如此，我還養成了一種荒唐的「潔癖」，儘量避免與任何高官交往。倒也不是把他們全都劃入了權貴利益集團，而是怕他們也是我的讀者，萬一建立友誼後影響我思考的冷靜。

北京大學的學生曾經當面問我一個有趣的問題：「有報導說，您在二十多年前辭去上海一所高校的校長職務之後，居然從來沒有見到過上海的任何一位書記，甚至連在集體場合也沒有，整整二十多年都是如此，真是不可思議。這是真的嗎？」

很抱歉，這是真的。不僅如此，我還告訴北大學生：「如果原來的哪位老朋友突然被提升為正部級以上的高官，我一般也不交往了。」這當然沒有什麼道理，就像我和妻子都不吃牛肉一樣，是由一種自創的禁忌，變成了習慣，不想改了。

可能臺灣讀者會問：既然你與官場絕緣，為什麼能成為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的唯一中國演講者，又成為聯合國發佈第一個文化世界報告時與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唯一對話者？

我的回答是：文化與官位無關，是國際共識。國際機構否定了別的很多人而選中我，原因之一就是我沒有官位。

可能讀者又會問：除了國際組織，為什麼在國內，又有那麼多重要的文化古跡選你書寫碑文？對此，我在本書《自序》中已有回答，是各地民眾的選擇。按照歷來官場邏輯，大碑須由大官寫，但民眾並不這麼看。而目前風波疊起的官場，也怕上級起落難料。

當然，這中間還存在一個生硬的技術性原因，我也不必迴避。那就是：我的書法，確實比當代多數官員更中看一點。他們忙於公務，沒有那麼多時間來鋪紙揮毫。我想用這些筆墨回答「何謂文化」的最後一個問題，答案是，一種貫串古今的內心寧靜。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

在中國大陸的文革災難時期，以戲劇為起點，針對當時的文化極端主義，建立了《世界戲劇學》的宏大構架，于文革後出版，至今三十餘年仍是這一領域唯一的權威教材，獲中國大陸「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

同時，又以文化人類學的高度完成《中國戲劇史》，以美學的高度完成了中國首部《觀眾心理學》，並創建了自成體系的《藝術創造學》，皆獲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推舉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並出任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曾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

二十多年前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孤身一人尋訪中華文明被埋沒的重要遺址，之後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萬公里考察了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克裡特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遺跡，是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現場抵達的人文學者。

在考察過程中寫出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書籍，開創「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獲得兩岸三地諸多文學大獎，並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籍暢銷排行榜前列。

近十年來，他憑藉著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資源，投入對中國文脈、中國美學、中國人格的系統著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雜誌等機構讚譽不斷，表彰他「把深入研究、親臨考察、有效傳播三方面合於一體」，是「文采、學問、哲思、演講皆臻高位的當代巨匠」。

自二ＯＯ二年起，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聯合國中國書會講授「中華宏觀文化史」、「世界座標下的中國文化」等課題，每次都掀起極大反響。

二ＯＯ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秋雨書院」院長、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