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了沒？

抽離了「教」與「學」，教育還剩下什麼？

劉兆玄（東吳大學校長）

台灣在過去數十年中，以一個沒有任何天然資源的國家，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蹟，所持者唯人力而已。回顧過去50年的歷史，在我們倚賴人力密集產業賺取外匯的時代，我們的九年國教及職業教育提供了最優秀的中低級人力，使我國勞力密集產業的競爭力全球無敵。然而此時我國並未因這種人力需求的結構而忽略了高等教育﹔儘管高等教育的菁英有一段時間大量出國留學，但是隨著產業升級的壓力，當我們勞力密集產業的競爭力逐漸下降時，高等教育的擴充及高科技產業的引進，帶動了海外學人歸國教學及創業的熱潮，這些有國際經驗的高級人才，加上國內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學士、碩士、博士，密切結合成極具競爭力的團隊，創造了新一波高科技產業的榮景。

然而就在21世紀來臨的時候，我們的產業及人才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頸。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更需要有創意、有視野、能與國際結軌的高級人才投入各行各業，而此時我國的人才培育產生了嚴重的落差。留學潮已是歷史名詞，歸國學人不再是我們高級人才的主要來源﹔而我國大環境的國際化的程度相當不足，難以吸引國際人才來台為我所用，剩下的一條路就是依靠自己，依靠本土的高等教育能培養出大量知識經濟所需的人才。

台灣十年教改，高等教育在量方面大幅增加，而質方面卻沒有長足的進步﹔平均而言，甚至因量的擴充太快而使品質下降。其實不僅是台灣，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都面臨非常類似的問題。伯克校長本書中談到美國的情形如此，我們近年來與中國大陸大學校長的交流中得到大陸的資訊，亦復如此；我們都面臨一系列共同的問題：

菁英教育vs.普及教育
博雅教育vs.職業教育
通識教育vs.專業教育
​研究vs.教學

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原因是，實際上每一項都需兼顧。因此，問題是如何的分配比例才恰到好處，又如何因應時、地、發展程度等現實條件所產生的個別差異。

從推動教改以來，我一直強調兩件事：「師資」和「微調」。師資是任何教育活動的核心，有優質而盡責的師資，教育已成功了一半；而上述的討論正好說明了「教育」這樣複雜的體系，任何一種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只可微調（持續作），不宜巨變。世界各國的教改經驗清楚顯示，沒有哪一種體制一定優於其他，既然如此，何必每一段時間就作「革命性」的改變？

我們需要多元的高教體系，讓不同特色的大學並存求精。有的大學博雅教育特別出色，有的則職業訓練實際有效；有的通識課程寬廣融會，有的則專業卓越；有的大學集菁英師生深度創新，有的則強調紮實普及。學生有選擇，選擇的依據是多元的價值，而不會是單向的排行榜。

然而，所有的大學，不論是哪一種類型，「教學」都是必須追求精進的共通要素。「教學」包含了「教」與「學」；試問抽離二者，教育還剩下什麼？

台灣過去數十年的發展成就中，教育的貢獻功不可沒，而面對未來的挑戰，使教育提升外亦別無他策，伯克校長的書對上述的問題都談得很中肯而深刻，對台灣的大學教育工作者應該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大學教育的「量變」與「質變」

彭宗平（元智大學校長）

哈佛大學前校長伯克（Derek Bok）在本書提出了對美國大學的大學部教育內容與品質的看法與改進之道，值得台灣高等教育界人士的省思與參考。

伯克校長指出，學生從大學帶走的知識和心智習慣，較少取決於他們上了什麼課，而是取決於課是怎麼教和教得多好。學生對學科內容資訊的記憶消逝得很快，但興趣、價值觀、認知能力以及經由自己的思考努力所獲得的觀念或知識，則會保留得較長久。因此，教學的品質遠比課程的內容與分量來得重要，對學生的影響亦更深遠。

我們習慣把「教學」兩個字合起來當成一個名詞或動詞，其實「教」與「學」是兩個不同的動作與過程。「教」只是手段，「學」才是主體。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上施，故從攵，下效，故從　。」因此，「教」的本身包含了兩個動作，即教師的上施與學生的下效，是一種師生互動的過程。而「學」的古體字則作「斅」，說文解字解釋「斅」為「覺悟也」，並說「古之製字作斅，從教，主於覺人；秦以來去攵（攴）作學，主於自覺。」因此，以「學」為主體的教學方法，必須讓學生受到啟發，能夠因自覺而覺悟，才真正達到「教學」的效果。所謂「學」的自覺，就包含了引發學習動機、培養學習興趣、建立學習態度、達到學習效果以及養成終身學習等。這種以學生的「學」為主體的教學方式與品質，才能讓學生終身受用，建立屬於自己的知識體系。

同樣的，一般人也經常把「教育」兩個字當成一件事。其實「育」與「教」仍然是兩個不同的觀念與過程。說文解字對「育」有精闢的闡釋，其義乃「養子使作善也」。因為「育」從「ㄊ」，即「倒子也」，意即「不順忽出也」。「育不從子而從倒子者，正謂不善者可使作善也。」因為「育」是要教養小孩使其成為良材（即作善也），所以「育」亦廣泛用於其他各種雙向互動的過程，如孵育、孕育、培育等。因此，教育的方式，必須透過師生密切與雙向的溝通與交流，才能真正達到啟發學生學習的動機，增進學習的效果。教師的經驗與見識，透過「育」的過程，才能感動學生，影響學生。易言之，以「育」為主，而「教」為輔的教育，才真正能使學生在讀書、做人、做事，甚至生涯規畫受益，達到教育加值的功能。

伯克於1971-1991年擔任哈佛大學校長達20年，並於2006-2007年受命代理校長，對哈佛大學及其他美國大學的大學部教學品質及教學方法知之甚深，也極為憂心。他指出大多數教授甚少正視大學部的教育問題，也很少深入研究改進教學的方法及品質，讓學生真正受惠。這個現象，其實不只發生在美國，而是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的普遍現象。國內各大學亦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且在教育部推動的「教學卓越計畫」支持下，正透過教師精進、課程改革、教材改進及激勵學生學習動機等方式，俾達到更佳的教學效果。談到教學方法，其實遠在兩千多年前《禮記》的＜學記＞篇就已有極精闢的立論。＜學記＞有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又云：「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這些道理，歷久而彌新，確可與伯克倡議的教學方法相呼應。

伯克校長也指出，若只把大學教育的目的限制在知識發展的範疇，是窄化了大學教育，並阻礙了大學培育學生重要情操的努力。大學部的教育應該追求多樣的目標，培養學生幾項重要的能力，包括溝通、思辨、道德推理、履行公民責任、迎接多元化生活、迎接全球化社會、拓展興趣以及就業準備等。這八大能力除了就業能力外，其他七項能力，似亦呼應了哈佛大學最近通識教育改革所列舉的八大領域。易言之，伯克確實認同大學部的教育，應以博雅的通識教育為主軸，而不應淪為專業教育或職業訓練的養成。伯克所列舉之各項能力，其實也是近年來通識教育廣泛討論的核心議題，一旦大學生具備了這些能力，才能在未來的就業與事業發展，大開大闔。

台灣近年來高等教育蓬勃發展，不僅大學校數急遽增加，各式各樣的學系亦紛紛出現，這是高等教育的第一層「量變」。因為學系名稱繁多，對應的課程數目亦大量增加，這是第二層「量變」。又因為配合科技的發展及社會的變化，課程的內容與教科書的篇幅亦隨之擴充，這是第三層的「量變」。這三層的量變已逐漸導致高等教育的扁平化與淺碟化，學生的學習，逐漸流於資訊的蒐集與堆砌，而無法轉化為知識，深化為見識，更難演化為智慧。面對這些「量變」，大學的教師與主管必須深思，如何透過教學方法的改變，提高「教學」的品質，並回復到「教育」的本質，兼顧培養學生底盤的功力，包括本書中伯克所提議的八大目標能力，並特別建構各校與各系的教學特色及培育人才的目標，或有可能將層層的「量變」扭轉為對應的「質變」，並進而提升整體高等教育的品質與學生的競爭力。

我們必須正視過去高等教育各層的「量變」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伯克的觀察與見解，提供我們高等教育改革「質變」的方向，期望有識之士一起來進行「質變」的改造工程。當「質變」成為共識並成為教育主流後，高等教育將有一番全新的面貌，而大學所訓練出來的每一個大學生都將是棟梁之材，也都是社會向上提升的力量。

為台灣培養優秀人才

蔡長海（亞洲大學創辦人）

近幾年，很多人憂心在全球化浪潮下，大學生缺乏競爭力，加上台灣少子化的影響，將導致大學過剩、高等教育質量失衡。面對這些危機，亞洲大學特別響應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本書，特別推荐給全國大專教授及教育部官員。

大學教育的目的，主要在實現「全人教育」與「愛的教育」，除了傳授專業知識之外，還有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廣闊視野、人文素養以及終生學習的態度。當初，我邀集許多有志於奉獻教育事業的學者、專家及企業領袖們共同捐資創辦大學，就是希望培養具有專業素養、國際視野與人文關懷的菁英人才，發展為兼具「健康、關懷、創新、卓越」精神的綜合高等學府。因此，我們的發展規畫皆以「多元化、資訊化、國際化、未來化」為考量，建設藝術化的校園，加強人文和藝術的陶冶，讓學生在各方面都有均衡的發展。

亞洲大學，是一所充滿健康、活力與衝勁的學校，創校四年即獲教育部核准由「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改名為「亞洲大學」，升格速度創紀錄。同年，2005年，獲教育部「大學校務評鑑」私校第三組第一名，領先其他新設大學，2006、2007年又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大學」的殊榮與肯定，是國內進步成長最快的大學之一。

德瑞克．伯克在書中指出，大學主要追求的目標，除了智識發展之外，還要培養大學生的溝通能力、思辨能力、道德倫理，以及外語能力、文化欣賞和美學興趣等人文教育，讓他們能夠多了解社會的許多議題，例如健康醫療、社會安全、國際關係和全球暖化等，以迎接多元化的生活和全球化的社會，拓展興趣並作好就業前的準備。

然而，最後他也強調，這些目標並不是大學教育唯一重要的目標，當然還有培養想像力和創造力、領導能力、發展智慧和判斷力等，但是，大學領導人和教授有沒有能力去追求這些有價值的目標，譬如許多大學將重要的課程留給經驗不足的教師來教，或以缺乏效果的方式來授課。換句話說，大學領導人和教師追求目標和執行任務的價值觀和態度，對於學生所接受到的教育品質很有關係。

全球化競爭下，世界各國政府幾乎都挹注大筆資源，提升大學的國際競爭力。台灣在每年50億「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五年500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下，是否能拿出好的成績，培養優秀的學生、訓練走入國際舞台的學生？希望能藉著此書，指導鼓勵國內大學領導人和教授們如何自我改革、挑戰世界一流大學之林並永續發展，為台灣培養出符合國家社會需求及適應世界的優秀人才。

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

張善楠（譯者）

台灣近幾年來在有識之士的呼籲和教育部的推動下，開始重視大學的最基本功能──教學。德瑞克．伯克（Derek Bok）這本書，就是討論美國大學教育的「教」與「學」的問題。他經驗豐富，觀察入微，點出許多影響美國大學教學隱而不顯的問題；同時旁徵博引，審度時勢，提出許多具體的建議來改善大學生的學習成效。他的另一本著作《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討論大學外部的商業行為對大學的影響，這本書則是從大學內部的問題，來討論如何改善大學教育的品質。

對大學領導人和教授的忠言

伯克同意今天的美國大學在世界上舉足輕重，但認為在「教學」上，美國大學還可以作得更好。比起半世紀前，今天大學的建築、設備、各類新課程都顯著增加；大學生可以看到電腦投影的課，可以在個人電腦印出文章，可以經由網上繳交作業。但伯克問到：大學的教學品質改善了嗎？學生學到更多嗎？學生的寫作、外語、閱讀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更進步嗎？大學生的道德推理、公民責任感及文化包容度升提升了嗎？伯克認為，大部分大學無法確切的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從「學習型組織」的過程來看（一個組織不斷的自我評量、找出問題、嘗試作各種修正、拋棄沒有成效的舊作為、加進有成效的新作為，以持續改造組織的過程），大學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大學是評量社會上其他機構的先驅，教授們常用研究和實驗來了解和改善其他機構的運作過程和活動，卻沒有對自己的機構如此作；大學領導人和教授群並不積極以持續性及系統性的措施來改善大學教育品質。

伯克一方面肯定少數教授創新有效的教學方法，另一方面則明白指出大部分大學教授對「教學」的習慣性忽略。大學的課程檢討會議上總是在討論哪些是重要的知識及是否列為必修，卻鮮少觸及教學方法。這些討論假設學生記得多數所學的知識。事實上，學生對學科內容資訊的記憶消逝得很快（有人計算，一般學生在課後十五分鐘就無法回憶課堂講授的內容）。相反的，興趣、價值觀或是認知能力，會保留得較長久；那些經由自己的思考努力所獲得的觀念或知識，也保留得較長。因此，學生從大學帶走什麼樣的知識和心智習慣，較少取決於他們上了什麼課，而是取決於課是怎麼教和教得多好。

伯克認為，大學教授躲避教學法的論辯，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因為改革教學法相當吃力；教師得改變長久以來的習慣教法，再學會別種他們原先不熟悉的新技巧。為避免這些困擾，大學教授把學術自由的原則，過度延伸到變成授課有不被干擾的權利。在多數學校，教學法已成教師個人的特權，而不是一個可以共同討論的議題。結果導致大學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避開了教授共同審核（Faculty Review）的機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授人數的成長，只造成在選課單上加進更多的課，而不是讓教授少開課以增加其教學品質及對個別學生的關注。學科內容比教學方法更受重視，結果只是課程增加，卻無法顯示學生的學習進步了多少。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教育目標

伯克認為，大學應有清楚的教育目標來引導課程、教學甚至課外活動（尤其社區服務）的安排。他建議的目標有溝通能力（準確有風格的書寫能力及清楚有說服力的口語表達），思辨能力（清楚確認問題及找出爭議中各方論點的能力，以及蒐集相關事實來構思多種可能解決方案的能力，並運用推斷、類比和一般推理來檢定各種論點的說服力，以選出最適方案的能力），道德推理的能力和道德實踐的意願，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迎接多元化生活和全球化社會的能力，廣泛的興趣，以及就業能力等。

伯克認為，大學的發展需要一個活躍、蓬勃發展的民主社會；因為沒有一個學習機構可以在威權政體中繁榮成長。當公共生活的品質因無知和冷漠而受損時，教育者盡其所能的來解決這個問題，是自我保護，也是公民責任。而社區服務和某些知識對積極的公民參與有持久的重要性：如介紹民主政治、政治哲學（討論基本的規範性議題）、經濟學的基本要素、國際事務的知識等。

全球化的理解（global understanding）是新發展出來的大學教育目標，它的意義仍有待補充；但至少要發展「文化互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透過學習和比較本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文化，培養學生開放、寬容、尊重他人觀點等態度，及專注傾聽、考慮他人價值和觀點、察覺異同之處並作比較性的推理等能力。

討論培養學生博雅興趣的通識教育中，伯克介紹了四種思想學派。第一類為研習經典名著，因為它們是人類智力和想像力的結晶；第二類為主題式導論課程，介紹人類生活經驗中的重要課題和領域，如西方文明或科學、價值觀、科技等；第三類是把通識教育課程按人類想了解自己和其所居世界的主要「思考方式」來組織；第四類是要求學生從課程的幾個大類中（如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來選讀規定數目的學分數。但他也特別強調三類學科的重要性。第一是科學，它包含了許多人類偉大的智識成就，它解釋了人類本身、環境、生活方式、和許多危及人類福祉和生存的問題。第二是歷史學，它不僅幫學生了解我們所知的世界之發展，也提供對人類事務和社會變遷更細緻且有彈性的觀點，充實了政治學或經濟學上的簡單理論或假設。第三是文學賞析，除了實質價值，文學褱可以活生生的展現他人的痛苦，因而喚醒道德的同理心；增進我們對他人經驗和視野的了解，幫助我們解除刻板印象，增進對性別、種族和文化差異的了解。

伯克擔心人文科教授不重視學生的職業需求，不願幫助作就業準備；也擔心職業科系教授忽略了更宏大的教育目標，如道德敏感度和公民責任心。他呼籲兩邊教授要努力合作，以求得兩者平衡。他也提醒教授們不要忘記主修系成立的目的，要協助學生對該學門有深度學習及思考的能力；但也不要落入修太多課，以致超過該學門當初成立的目的。

新世紀的教學方法和態度

針對上述目標，伯克逐一以許多教育的實證研究和自己親身觀察來檢討美國大學的教學成效，並提出具體建議。他認為教學要想盡方法來喚起學生的好奇心，使學生因為對該課程有內在的興趣而想學，而不是只為了成績；要找出學生帶進課堂裡的普遍錯誤概念，並想辦法在課堂上公開討論，以克服那些先入為主、干擾學生學習的觀念；要拋出有趣的問題來鼓勵學生思考；運用討論、合作計畫及其他積極學習方法來發展學生思辨能力的習慣，養成他們敬重慎思明辨的力量；以課程目標來評估學生的報告和考試結果看學生是否配合著進步，並給學生即時的回饋以幫助學生檢試自己的進展情況並加以改善。

伯克主張運用測量方法來發現哪些重要技能學生並不精熟，哪些課目學生並不完全了解，或哪些學生群的表現比不上其應有的潛力。一旦找出問題，教授可以實驗新的方法來改善學生的學習，別的教師也可以加以採用。但他對最近幾十年發展出來的全國性大學排名嚴加批評，因為用來排名的學生素質（SAT分數）和教授名聲（他校的校院長來評），大部分和教育品質沒有關係。國際排名也只是反應大學的研究聲譽，而不是教學品質；這類調查偏重研究所和專業學院，而輕忽大學部教育。這類排名只是將努力改善學生學習的關注點，轉移成為了提升排名而無謂的浪費資源，如增加獎學金或以高薪挖角他校有名的研究型教授。

政府、社會其他部門及大學領導人的責任

伯克認為政府官員和評鑑機構更好的角色，是檢視大學本身的自我評量、及它們如何應用自我評量的結果來自我改善。大學採取何種步驟來檢討教學活動、找出缺點及實驗新的教學法？是否用心觀摩他校已採行的新方法？有沒有嚴謹的新進教師訓練活動？是否有效運用教學評量的結果？如果有，是如何使用的？在教師任用和升等時，教學所占的分量有多重？提供教師創新教學方法的經費是否足夠？

假如政府和評鑑機構，開始專注每一所大學自我審核和改革的過程，大學官員和教授就得更努力建構這種自我評量的過程，而這種過程最可能帶動大學教育的革新。有心改革者會更大膽的尋求改善教學和學習，也不再覺得改革是一項孤獨而不被看重的任務。

政府和基金會可以贊助大學的示範性計畫，建立系統化的過程，來評量教育活動、找出問題及試驗有潛能的改善措施，以增加改變的動力。過去，政府和基金會曾資助一些特別的創新，如網際網路的運用和電腦輔助教學。但現在應支持大學建立一個持續的「過程」，來改善大學的「教」與「學」的品質。支持的金額不需要太高，也不需是永久性的；只要有起始，大部分的大學可以自行支持這樣的過程。由政府和基金會支持開創經費以發展更好的評量方法，可讓這種努力更具有說服力並能克服阻礙創新的惰性。

校長或院長雖然沒有權力命令教授改變教學方法或課程內容，但他們能指出方向、提醒缺失；他們可以提供肯定、獎賞和資源來鼓勵有心的教授，並吸引更多同仁來進行全校性的更新和改革過程。最重要的，他們有機會來說服教授：改善學生學習的研究和實驗，可以像許多傳統的學術研究和科學調查一樣充滿挑戰及吸引人。

我在讀完此書後，深感伯克的論點對台灣的高等教育深具參考價值，因而主動向天下出版社推荐翻譯此書。在此要感謝高希均先生秉持一向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慨然答應出版此書。也要特別感謝美國麻州萊克星頓（Lexington）公校的簡淑玲老師，她在極為忙碌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協助了近半章節的初譯，並統整了書名、人名。希望本書的出版，有助於大學教育工作者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

為什麼大學生學習到太少？——前哈佛校長的忠告

高希均（天下遠見創辦人）

一、最關心的是教育

我讀的是經濟，最關心的是教育。講授經濟是我的專業，討論教育則是我的偏愛。社會上的「貧富差距」使我憂慮，「知識差距」則使我痛心。

凡是與教育有關的議題我都關心：從教育改革、卓越計畫、教育經費、教授治校……到剛去世的前教育部長吳京的抱負：「願做多少事就可做多少事」。

近年來我更不斷呼籲：世界上最令我尊敬的二個稱呼是「教育家」與「和平使者」；同時我還提出了放諸四海皆準的觀察：

（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因為教育落後而社會進步的。
（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因為教育支出過多，而財政破產的。
（三）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因為教育屬於少數人，而人民生活安定的。

二、伯克校長的憂慮完全適用於台灣

當我年前讀完前哈佛大學校長德瑞克．伯克（Derek Bok）的近著：《大學教了沒？》，對他深入的觀察與建設性的建議，如獲至寶，興奮莫名。

就在此一時際，我們駐波士頓文化辦事處文化組組長張善楠博士，也推荐這本書，並且樂意擔任譯者，這真是意外的驚喜。他的導讀：＜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精練的綜合了全書精華，值得先讀一遍。

根據自己在美國教書以及在台灣短期任教的體驗，我從內心佩服伯克教授一針見血的批評。

書中指出：當前美國（台灣亦然）高等教育的現況是：大學生從大學帶走的知識和心智習慣，較少取決於課程內容，而是取決於教學品質。因此，
．課程多、內容嚴謹，不代表學生「學得好」。
．如果教學品質好、學生的興趣、價值觀或認知能力，會保留得多。

作者更進一步指出：
（一）大學校長與教授們，並不積極及有系統的來改善大學教育品質。
（二）「教學方法」變成了教授個人的特權，難以共同討論及改善。
（三）由於「教學方法」難以改進，使得課程增加，卻不保證學習進步。
（四）大學排行榜與教學品質脫鉤。
（五）國際排名反應的是大學研究聲譽，而非教學品質。 

這些令人憂慮的現象活生生出現在台灣各大學。

這位41歲時就接任的哈佛大學校長，擔任了20年。他的專業是法學博士，也擔任過法學院院長；他的熱情與奉獻是教育。他提出了21世紀八個教育目標：
1.表達能力（寫作與口語溝通）
2.思辨能力
3.道德推理能力
4.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
5.迎接多元化生活的能力
6.迎接全球化社會的能力
7.廣泛的興趣
8.就業能力

能力的培養從溝通開始，最後要能增進青年學生的就業能力。

上述八個教學目標，對任何一位教育工作者而言，真是任重而道遠；對任何一位大學生而言，也應當會激起強烈的上進心與求知欲。

伯克校長同時提出了五項改進新世紀的教育方法：
（一）喚起學生的好奇心。
（二）克服干擾學生學習的先入為主觀念。
（三）拋出有趣的問題，鼓勵學生思考。
（四）發展學生思辨的習慣，養成他們敬重慎思明辨的力量。
（五）評估學生是否進步，給學生即時的回饋，幫助學生檢視自己的進展並做改善。

去年六月應邀在台灣大學畢業典禮上講話。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這一個月也是美國大學舉行畢業典禮的日子。如果這是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我猜想演講者還是會鼓吹哈佛所引以為傲的學風：（一）崇真求實。（二）人際溝通。（三）倫理道德。（四）多元智慧。（五）跨域整合。

這個世界在不公平中還是有公平。進了哈佛可以學到這些；不進哈佛，何嘗不可以免費學到這些！」

三、用微薄的力量傳播

遠在1990年10月，《遠見》雜誌就由當時在美國加大洛杉磯校區深造的金傳春（現為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策劃下，專訪過在任上的伯克校長。這篇長達六頁的專訪中，他當時就指出哈佛與其他名校一樣，太重視研究、太輕視教學；輕視教學品質的結果，使得當前的大學生學習得太少。

在當前台灣一百六十餘所大學中，也有一些大學，除了關心排名、搶取明星教授之外，開始重視大學的教育品質。元智大學的彭宗平校長就積極推動導生制度（mentor program），借重校外的典範人士來鼓舞元智學生；清華大學在陳文村校長的努力下，已經成立「清華學院」，要創造新的學習與生活環境，培養完整的「清華人」。

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年來我常在台灣的高等學府鼓舞大學生要擁有「人文素養」。我常引用威斯康辛大學葛隆納（William Cronon）教授對「人文素養」的看法。這些包括了：
（一）耐心聆聽，並且聽到了別人在說什麼。
（二）勤於閱讀且能體會其精華。
（三）可以與任何人溝通，而不顯得外行。
（四）可以寫得很清楚，且有說服力。
（五）遵行彼此的尊重、寬容與自我批評。
（六）自己清楚如何在現實世界中把事情做對。

如果大學生真孕育了這些氣質，台灣下一代該將有何等美好的遠景。

近年來我們曾出版過近十本有關高等教育的著作，其中幾本也曾引起熱烈的關注。

我熱切地希望伯克校長的這本著作——對教學品質的重視——能引起台灣所有大學校長及教授們的共同響應，為我們的大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機會。

根據自己在美國教書以及在台灣短期任教的體驗，我從內心佩服伯克教授一針見血的批評，對伯克教授深入的觀察與建設性的建議，如獲至寶，興奮莫名。我熱切希望伯克校長的這本著作——對教學品質的重視——能引起台灣所有大學校長及教授們的共同響應，為我們的大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機會。

──高希均，天下遠見創辦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榮譽教授

菁英教育vs.普及教育、博雅教育vs.職業教育、通識教育vs.專業教育、研究vs.教學，每一項都需兼顧，問題是如何的分配比例才恰到好處，又如何因應時、地、發展程度等現實條件所產生的個別差異。伯克校長的書對上述問題都談得很中肯而深刻，對台灣的大學教育工作者應該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劉兆玄，東吳大學校長

伯克校長在本書提出了對美國大學的大學部教育內容與品質的看法與改進之道，值得台灣高等教育界人士的省思與參考。我們必須正視過去高等教育各層的「量變」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伯克的觀察與見解，提供我們高等教育改革「質變」的方向，期望有識之士一起來進行「質變」的改造工程。

──彭宗平，元智大學校長

台灣在每年50 億「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五年500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下，是否能拿出好的成績，培養優秀的學生、訓練走入國際舞台的學生？希望能藉伯克校長此書，指導鼓勵國內大學領導人和教授自我改革、挑戰世界一流大學之林並永續發展，為台灣培養出符合國家社會需求及適應世界的優秀人才。

──蔡長海，亞洲大學創辦人

本書易讀、公允而睿智，所有課程委員及各系所院長都應一讀。此際，許多國家正致力於提升他們的高等教育，大多數關於美國大學的討論卻還在洋洋自得。本書正是驅策國內高等教育，尤其是主管機構，奮力前進的刺馬釘。

──瑪麗．派特森．麥克佛森，前美國布林茅爾學院校長、美國美侖基金會副總裁

伯克教授以有用的證據、可行的處方，說明為什麼大學雖然作得不差，卻還可以作得更好。對於所有心胸開放的美國高等教育成員來說，本書是不可或缺的讀物。

──大衛．克普，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搶救大學：都是行銷惹的禍》作者

高等教育的基本教義派有對手了！德瑞克．伯克的新書審慎拼寫出高等教育的核心目的所在，解釋為什麼美國大學作得不夠好，並且提出改進的建議。最重要的一點或許就是，高等教育不限於課堂，生活中的所有觀念與判斷都與教育界有著難以分割的關聯。

──羅納德．埃倫柏格，美國康乃爾大學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知名法律學者與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並曾擔任哈佛大學校長長達二十年；目前為哈佛大學三百周年講座教授，以及該校「霍塞非營利組織中心」(the 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主席。著作等身，包括與威廉．伯溫(William Bowen)合著的《河形》【The Shape of River (Princeton , 1998)】，以及《政府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Government (Harvard, 2001)】。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博士，曾任大學教授、主任祕書、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長、教務長，中央研究院訪問學人、賓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訪問學人，現為教育部駐波士頓文化組組長及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