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立場不過是群體認同的延伸?《善惡》深度解析脆弱的意識型態如何被操控
你是否相信自己的政治立場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根據《善惡》所引用的心理實驗,事實可能恰好相反。研究顯示,我們的政治信念其實非常容易被操弄與扭曲,甚至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完全相反的立場辯護...
2023諾貝爾生醫獎得主出爐!由匈牙利科學家的卡塔林.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及美國醫學家魏斯曼德魯.韋斯曼(Drew Weissman)共同獲獎。表彰他們在mRNA研究上的突破性發現,催生COVID-19的mRNA疫苗。《疫苗商戰》揭露兩人相遇的故事,原來是一台慢到令人抓狂的影印機。
圖片來源:Ill. Niklas Elmehed © Nobel Prize Outreach
卡塔林.考里科和德魯.韋斯曼的相遇是因為一台慢到令人抓狂的影印機。
1997年秋天,考里科和韋斯曼是賓州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除此之外,他們幾乎沒有共同點。考里科是個愛社交、藍眼睛、頭髮蓬鬆的匈牙利移民,在賓州大學的神經外科部門工作。她藏不住心裡話,即便那些評論和意見會危及她的職涯。韋斯曼來自波士頓郊區,是一位禿頭、戴著眼鏡的醫學教授。他沉默寡言,以至於妻子曾經開玩笑說他每天開口說的話都有字數限制,不敢超過。
儘管天差地遠,考里科和韋斯曼都很喜歡他們那層樓一台工作量超載的全錄牌(Xerox)影印機。他們經常會走過來印那些還無法從網路上下載的科學期刊文章。在大多數時候,考里科和韋斯曼會小心翼翼地看著對方,有時會為誰先誰後吵架。
後來,考里科決定要自我介紹,並重新開始和韋斯曼建立關係。
「你是新來的吧?」她問,「我是考里科。我可以合成RNA,如果你想的話,我可以幫你合成RNA!」
韋斯曼並沒有欣然接受考里科的提議。韋斯曼是免疫學家,一年前來到這間位於費城的學校,負責一間實驗室。像吉波亞和他在杜克大學的同事一樣,韋斯曼正在研究培養皿中的樹突細胞。但韋斯曼的目標是研製疫苗抵禦愛滋病毒,而不是癌症。如同多數研究人員,無論吉波亞和其他人在做什麼研究,韋斯曼都對mRNA抱持謹慎態度。這種分子很難在實驗室中製造,也不能用來做實驗,因為它進入細胞後很快就消失了。
「如果妳成功了,我會試試的。」韋斯曼漫不經心地對她說。
在那之前,考里科花了近十年的時間試圖引起同事對mRNA的興趣,向三十多名賓州大學的研究員介紹mRNA,但沒什麼收穫。很少有研究人員想研究這種分子,
想跟考里科合作的人甚至更少。那些輕蔑對待並沒有打擊到這位四十三歲的研究員。她已經習慣被拒絕,忍受失望和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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