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在鏡頭前侃侃而談的謝哲青，其實患有先天的「難語症」，「說」與「讀」都比一般人困難，謝哲青在鏡頭背後所做的努力，外界難以想像。
「我非常害怕家裡的事，但旅行了這麼久以後，發現我要和解的是我自己」。旅行世界97個國家，擁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考古和藝術雙碩士的謝哲青，其實來自一個相當窮困的家庭，「我半工半讀，各式各樣的工作都做過，包括到特種行業當服務生」，謝哲青在中視『改變的起點』提到，因為從小家境不寬裕，爸爸是建築工人，媽媽身體不好獨自拉拔三個孩子長大，加上年少叛逆和父母衝突不斷，所以靠著每一次的旅行來逃家，但走得越遠就越發現，自己依舊渴望家庭，也明白心裡過不去的瓶頸，要靠自己和自己和解。
選擇踏上旅遊業的這一路，謝哲青走得比別人辛苦，「我坐了一年的冷板凳，月收入不到兩萬，長達一年，餐餐只吃蘋果」，當年帶著六萬塊北上找工作，最高紀錄積欠房租四個月，但為了與世界產生連結，當導遊是謝哲青必須堅持下去的夢，直到有次當救火隊帶了一個充滿危機的西班牙團，他成功克服所有困難，平安將團員帶回台灣後，旅行社才放心將歐洲長程線交給他。回首過去的辛苦，他感謝自己當初的堅持，「要成就事業之前，要先尊重一事無成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