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創新者」李國鼎先生的典範
高希均
我們所敬重的李國鼎先生不幸於在二00一年五月卅一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巨人隕落之日,正是眾人省思之時。
我的老師顧應昌院士在英文傳真中建議:「李博士的友人、同事及仰慕者,一定要想出最合適的方式,來紀念這位一生對台灣有傑出貢獻與成就的偉人。」
我們認為一個合適的方式,是立刻出版這本「知識經濟」的文集,來紀念這位永遠的「創新者」與完美的「知識人」。
事實上,半年以來,李資政曾經三次與我談及他對知識經濟的看法。他認為要落實知識經濟必須要有政府部門的推動,民間企業的參與,以及新的立法的支持;具有了一個有利的知識經濟氣候,才能像投資環境改善一樣,誘發知識經濟的發展。
(一)說到做到的「創新者」
絕大多數人的貢獻,隨著時光隧道逐漸消失﹔只有極為少數的人,即使他們在世的時候,其貢獻因時代的見證就已經凸顯。
李氏正是這麼一個難得的的人物。他既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之一,又是近二十年來推動資訊科技的功臣,更是提倡第六倫的先驅。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時刻,他參與推動了五0年代的獎勵投資條例,六0年代的加工出口區,七0年代的十大建設,以及一連串的重大國家科技發展計劃。他推動改革的領域還包括了教育體制、企業管理、醫網、社區發展、都市規劃等等。因此,他對台灣的貢獻是繼往開來、歷久彌新。
當知識經濟的核心動力是「創新」時,李氏在台灣四十年的公務生涯,真就是一個說到做到的「創新者」。
在今天這個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做秀、不想做事;只想自家、不想國家的年代,李氏一生「創新」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從政者的典範|敢想、敢說、敢做、敢愛。
因為敢想,才能想得遠、想得深。因此李氏就不斷提出新觀念、新政策。
因為敢說,才能說真話、說實話。因此李氏不斷的寫文章、做演講。
因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如果只敢想、敢說,而不敢做,那只是幻想和清談而已。李氏鍥而不捨地積極推動開創性,以及有時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如加工出口區及第六倫)。
因為敢愛,才能由所信基督教的愛心出發,愛國家、愛社會、愛眾人。他在晚年時沈痛地說過:「我們的價值觀念愈來愈走向『貪』,愈來愈缺少『愛』。」
自從五十六歲(一九六六年)聖誕節受洗後,李氏寫過:「我的生活更有規律,神賜我智慧、勇氣、信心來應付與日俱增的問題。」
他更常常親筆抄錄聖經中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中的幾節話送贈友人及後輩:「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李氏的「愛」特別包括了愛才、惜才與用才。在經濟與財政部長任內,不斷選送優秀同事出國深造。
一九八七年春天接受《遠見雜誌》專訪中,他特別指出:「我工作的機關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的人,從來不以學誼、戚誼來做為考慮。主要的原則是公平用人與公平待人。用人的長處,改善其短處。因此凡有能力的均可脫穎而出,沒有差別,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事。」
很多位旅居在國外的我國專家或學者,常常只因為與李氏見面一次或一席談,就被他的使命感所感動,而決定回國投資、或擔任公職。郝柏村先生說得傳神:「李資政一輩子做的事,就是圖利他人。」因為他的公正無私,他不怕「圖利他人」,因而更圖利了社會。
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李氏說服了張忠謀先生來台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參與科技研發。對當年李政務委員的「遊說」,張先生最近也直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即使在過去還沒有「泛政治化」的時代,任何一位肯想、肯說、肯做的部長,一面會得到人民及輿論的讚揚,另一面也會受到一些批評。
(二)第六倫的提出
一九八一年三月所提出的「第六倫」,就是受到責難的一個例子。他誠懇地提出在現代化過程中,「群己關係」建立的迫切。其切中時弊的論點可說石破天驚,立刻得到了普遍的共鳴,但也馬上引起一位黨國元老的公開批判:「我國文化中只有五倫,哪有第六倫?」
李氏指出:「以五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親切、關懷,缺點則是偏私、髒亂;以群己關係為特色的人際關係的優點是公正、秩序,缺點則是冷淡、疏遠。五倫屬於私德的範圍,群己關係屬於公德的範圍。五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簡單的傳統社會;第六倫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複雜的現代社會。」
李氏對台灣社會的熱愛反映在每一個他所鼓吹的觀念上。這位具有國際視野的資政,希望朝野共同努力,把ROC(Republic of China),提昇為文化大國(Republic of Culture),把MIT(Made in Taiwan)「台灣製造」,換成永不沒落的「台灣奇蹟」(Miracle in Taiwan)。
(三)完美的「知識人」
在台灣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我曾先後提出過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科技人的理念,來反映社會對他們的殷切期望。
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又在鼓吹「知識人」這個更廣義的理念。這個理念是要使「知識人」與當前大家提倡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知識世紀」、「知識時代」接軌。
我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擁有三個條件: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
科技腦:是指他們的思維方式及工作態度就是不馬虎、不敷衍;相信事實、相信數據;「對」的就要堅持、「錯」的就要放棄;並且追求創新;更注重績效|目標既定,全力以赴。
人文心:就是「以人為本」。有益於人類的「科技」,能帶來財富、效率、秩序、進步;正如有益於人類的「人文」,會帶來自由、公平、哲思、福祉。具有「人文心」的,就會發揮高尚的風範、謙和的氣質、大愛的情操、以及推動人文活動。
「中華情」是指對中華歷史的認同、中華文化的嚮往、兩岸和平的追求、以及兩岸雙贏的鼓吹。
當前的「中國結」千萬不可變成死結。因此,兩岸的底線絕不可以「中國人打中國人」;兩岸交流的起點一定要從「中國人幫中國人」開始。兩岸的中國人,只有以「中華情」來解「中國結」。
一九九三年六月李氏回到了離開了四十七年的故鄉與國土。在南京中央大學母校講經濟發展,在北京與朱鎔基先生談台灣經驗。一位北京朋友說:「那次李朱近二小時的長談,對大陸經濟改革的幅度與速度有深遠的影響。」
我們放眼半世紀以來的政府首長與社會菁英,同時兼有這三者的,當推李氏為第一人。李氏實在是一位完美的「知識人」。
從我國儒家文化的價值標準來看,李氏也是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完人。
在「天下文化」出版的《工作與信仰》一書的自序中,李氏寫著: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來自平凡的家庭。我在小時直到中學二年,也讀書,也頑皮,大了一點知道怎樣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努力,同時工作中不斷在求知,這一個求知的鐘擺仍在不斷運轉中。
當我進入社會,不斷的繼續學以致用,我以基礎的科學知識,主動多方追求智識,解決問題。」
如果這一位完美的「知識人」,這樣自謙是「一個平凡的人」,那就給了我們每一位平凡人足夠的鼓舞|不斷求知,讓求知的鐘擺不斷的運轉。
(四)高貴的靈魂
我於一九六四年開始在美國教書之後,就鼓吹「知識內流」。一九六九年接受了李氏的邀請回台,在經合會人力規劃小組擔任顧問。此後,每個暑假我都從威斯康辛回到台灣。部分的時間就是追隨李氏參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研究。他對每一篇發表的中英文文章及重要的報告,無不一再修正、推敲;而他自己中英文的學養,更是令人折服。
他在台灣及國外出版了近十本中英文著作;南京的東南大學也已經出版了《國鼎文集》十五冊,分別記錄了李氏近四十年來的思維與作為。他發表的一千一百多篇的中文文章及近三百篇的英文文章,是留給世人最珍貴的一部分遺產。此外,他獲得的十二個榮譽博士、以他的名字在著名大學所設立的講座,以及各國政府頒贈的勳章,也都是實至名歸。
三十年來,根據自己的觀察,再也不容易找到一位政府首長對台灣的全面發展,會像李氏那樣投入那麼多的心血,參與那麼多的領域,做出了那麼多的貢獻,產生了那麼多的影響。
在專業知識上,他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實」。
綜合來說,李氏一生所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他在台灣四十年的公職生涯(從一九四八到一九八八,亦即從三十九歲到七十九歲),正就是台灣經濟奇蹟創造的歷程。決策者的高貴靈魂才是決策品質的最好保證。
對一位曾經早期走過台灣艱困貧窮時代的「經濟老兵」,按理說,一九八八年「退休」以後,面對小康的台灣應當歡渡餘年。十餘年來泛政治化的瀰漫,從政者的私心,社會大眾的缺少愛心,是非觀念的模糊,群己關係之難以落實,投資環境的惡化,政治力量之介入專業決策,都令這位「退而未休」年逾九十的資政憂心不已。
在他所擁有的讚譽中,不論是「財經重臣」、「科技教父」、或是「國之寶鼎」,都是高度肯定他已經「打過一場美好的仗」;在他焦慮的晚年,尤其夫人去世後,孤獨的心情中,最使他安慰的是否在臨去前所獲得來自故土的榮耀: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榮譽董事長?
(五)最後的午餐|「要再努力」
最後一次見到李資政,是病發的前一週,五月十三日的母親節。我應邀參加了他家庭中午的聚會。他那天氣色紅潤,獨子、媳婦、孫女環繞身旁,神情愉快,胃口也很好。席間還有一位從美國回台的學術卓著的外甥女黃詩厚教授。她是中研院院士,任教美國加州理工大學理工學院。她的先生是一九七五年諾貝爾獎得主,在濾過性病毒研究方面有原創性的貢獻。
餐後告辭時,他送給我一件珍貴的禮物|南京東南大學經濟研究所主編的李資政的書。他在書的封面上親筆寫下了書名:《李國鼎創意實例》,全書二七三頁,引證了五十三個實例。
我回贈了我們「天下文化」最新出版的二本書:《啟動革命》與《波特看日本競爭力》。
分手時,李資政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你們出了很多好書,要再努力!」
「要再努力」變成了李資政對我們所有這些敬仰他、追隨過他的後輩最後的囑咐。
《李國鼎創意實例》的第三頁,摘錄了我十三年前寫過的一段話:「在過去三十多年台灣的社會中,出現了一些功臣,李國鼎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一位。李先生是我們當前社會中,一個新觀念的推動者、新觀念的實踐者,…他是一個發明家,發明了很多觀念;他是一個創新者,做很多人家不敢碰、不敢做的事。李先生幾乎壟斷了台灣的現代觀念。」
十三年後的此刻,我不得不更沈痛地說:「台灣何時再會出現另一個K. T.?」
(二00一、六、二 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