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當如此

砥柱中流最後的希望

孫震 

這是一本講企業倫理的書。我原來想用的書名就是「企業倫理」，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然而天下文化的編輯們可能認為太古板，另外建議了六、七個名字給我參考。我感謝她們的好意，決定從善如流，採用「理當如此－－企業永續經營之道」。

倫理是一種絕對價值或終極價值(ultimate value)，本來就是「理當如此」，不是另外為了別的目的；不過，也只有如此，企業才能永續經營下去。

這裡所說的企業泛指一切生產或供應商品或服務的營利單位，並非一定是經濟學大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意義的企業。在熊彼得創新與經濟發展的理論中，營利單位的負責人只有在從事創新時才是企業家；創新完成，回到日常工作，就只是一個一般的經營者，在本書中一概稱為企業家。本書稱企業家沒有特別褒獎的意思。企業家從事創新獲得超出一般的市場價值，產生利潤。故利潤是對企業家創新的報酬。

不過企業並非只有創新才對社會有貢獻。事實上，企業組織生產因素從事生產，創造市場價值，其所創造的價值就是所謂「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參與生產活動的各種生產因素的所有主，按照其所提供的生產因素在其個別市場上所決定的價格得到報酬，就是所得(income)，包括土地的土租，房屋的租金，資金的利息和員工的工資。企業於支付這一切成本後如仍有盈餘，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利潤。利潤亦為所得，因此總產值等於總所得。企業的生產活動為社會創造了產值，為我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商品與服務，也創造了所得，使我們恰可以購買這些商品與服務，而企業的創新活動使總產值與總所得增加，我們稱之為經濟成長；經濟成長讓我們生活不斷改善。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中國各地有各種資源，「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靠農業耕種，礦業開採，工業製造，商業加以流通，我們才能得到各種所需的生活資料。他引《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並接著說：「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這真是一段精采的中國版「國富論」，也說明了各種生產事業，上對國家、下對家庭所作的貢獻。有錢沒錢各憑本事，沒有搶奪，也沒有施捨。

放諸四海接凖的企業倫理

我教企業倫理，常將我國傳統思想包括司馬遷的思想和十八世紀英國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道德哲學和經濟思想作比較，討論其間的異同與影響。

史密斯認為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出於切身的感受，利他出於人飢己飢、人溺己溺設身處地的同情之心。他說：關心自己的幸福教我們審慎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關心他人的幸福教我們公正的美德(the virtue of justice)和仁慈的美德(the virtue of beneficence)。所謂公正是不損及別人的利益，所謂仁慈是增加別人的利益。故公正是必須盡到的義務，也可要求別人一定做到，仁慈則出自別人的自願，只能期待，不能要求。

史密斯的經濟思想建立在審慎和公正的基礎上。他在《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闡述公益和私利之間的關係。他說人通常無意去促進公共的利益，人只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就會引領達成公共的利益，而且比蓄意想去達成公益更有效。

史密斯在這裡未強調追求自利不可違背公正的原則，正如儒家鼓吹利他未強調審慎及維護自己的利益。不過，過分熱中於自利的追求，較易導致為私利犧牲公義，在經濟情形惡化，企業處境困難時尤其如此。近年中外有很多例子。可知「子罕言利」有其重大的社會意義。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們應善加體會。

企業倫理簡單的講就是營利單位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必須遵守公正的原則。從康德(Immanuel Kant)義務論的觀點看，這原是企業應盡的本分；從功利主義後果論的觀點看，這樣才能促進公共的利益，而且社會上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只有相關者的利益都受到照顧，企業才能永續經營，社會才能永續發展。

本書共分九章，第一章為導論，第二章談企業倫理的意義及其重要性，第三章介紹判斷倫理的標準與不同的學說。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別討論企業與顧客、員工和股東的關係。第七章談企業的社會責任或企業公民。當前流行的理論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有過分擴大的傾向，主要因為未能充分了解企業的社會功能及其社會貢獻的真正所在。本章提出經濟學者的看法。

第八章談永續發展。這是經濟學中「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的問題。外部不經濟是一種生產活動引起成本但未充分給予補償，例如對有限自然資源的耗用，二氧化碳排放造成溫室效用等。外部不經濟所產生的成本往往由一般大眾甚至後代子孫負擔，所以特別需要企業的倫理自覺和有效的政府政策和健全的社會制度。第九章談企業倫理在群我倫理中的地位。近年台灣社會紀律廢弛，道德敗壞，正如孟子所說的：「世衰道危，邪說暴行有作。」企業倫理幾乎成了砥柱中流最後的希望。

過去三年我在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教授「企業倫理」，這本書是從我的講義發展而成。雖其內容未必符合這一領域的主流思想，但在中西思想比較和從經濟學觀點探討問題方面，也許尚有若干值得參考和有所啟發之處。2005年1月31日這個學期結束，我即將從元智大學退休，我以此書紀念教學生涯的最後一學期。

我感謝高希均教授為本書寫序。我是希均兄長期的讀者，他前瞻的眼光，淵博的學識，對我啟發甚多。希均兄在其為莊素玉《無私的開創－－高清愿傳》所寫的序文中引用熊彼得的話：「如果沒有改變人們的生活，你就不能說已改變了世界。」希均兄壯歲返國和朋友創辦天下雜誌和遠見雜誌，又創辦出版事業，先有經濟生活，繼有天下文化，在他本人著書立說鼓吹先進觀念與思想之餘，出版好書，嘉惠大眾，可謂改變人們的生活。我十分敬佩。

我也感謝負責編輯本書的林蔭庭小姐和沈維君小姐，她們很多高明的意見，我都欣然接受。我在元智大學的助理姜佳瑗小姐為本書初稿打字，在她繁忙的課業中，增添沈重的負擔，我敬致感謝之意。

孫震2004年10月15日於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

大時代中的大學者－推薦孫震教授新著

高希均（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總裁）

（一）這應當是孫震教授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的一本著作，尤其是在這個迷惘、焦慮、勢利的年代；尤其是在作者經歷過多個重要的公職之後。

在1998年孫教授所著述的《回首向來蕭瑟處》的書背，出現了下面這段文字：

「民國三十年代末期，本書作者孫震隨父親從青島東渡來台，在台北和平東路上展開一段風狂雨驟的有情人生。伴隨著台灣社會經濟快速成長，他憑著孜孜不倦的努力，在因緣際會之下，從一個撿煤炭的瘦弱少年，成為以研究為終身職志的經濟學者，之後接掌台大、出任國防部長。在學術與行政的領域之外，也享受讀書之樂、家人之愛與朋友之情。悠悠歲月已然逝去，回首過往，所有榮辱與悲歡、酸甜苦辣，竟是也無風雨也無晴，一切淡然於心、了然於心。」

這段感性的敘述背後，隱藏了太多孫教授四十餘年來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二）在我們經濟學界，很難找到像孫教授這樣學貫中外古今的人；也找不到有這樣豐富公職生涯的人；更不易找到像他這樣誠信、謙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居功、不爭名的人。

如果這塊土地上還有君子，孫教授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君子。

在那經濟起飛與學習成長的1970-1980年代，媒體的焦距都集中在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幾位首長，但幕後策劃與傳播的功臣就是王作榮、王昭明、孫震、葉萬安等幾位。

與其他工程出身的財經首長不一樣的，孫教授是學經濟的。他會以嚴格的經濟邏輯，貢獻他的論點。1970年代初，書生報國，初試啼聲，即受到層峰的賞識。這使他走上了擔任公職的不歸路。

他有形的成就可以拿他出版的著作及重要職稱來衡量；孫教授真正的貢獻是鮮為人知的。他在舞台的幕後，在台灣經濟成長的關鍵時刻，提出過很多重要的自由化政策與理念：包括所提出的「國際化、制度化、民營化」；在台灣轉型時期，他又提出並推動「富而好禮」的社會、與「群我倫理」。

即使在他擔任公職期間，不論多忙，只要是他接受的演講與答應的文章，都出自他自身的構思與手筆，這實在是難以堅持的自律。孫夫人常常形容：「晚飯後，他就不見了。回到書房，埋首閱讀與寫作，直至深夜。」

正是這樣的終身研讀與著述，卸任公職之後，他擁有了更寬廣的天空。

以「無官一身輕」的灑脫，再回到學術界。當再被稱為「孫教授」時，他變成了一位「自由人」｜教書、演講、寫專欄、出國旅行，回到山東老家尋根。他的笑容增多了，評論的範圍放寬了，著述的生產力更是增加了（近六年即出版了六本著作）。他的生活空間從當年的和平東路移到了「家住板橋」。孫教授在《人生在世》一書中，收集了兩篇「家住板橋」的短文（發表於2003年10月），應當會是反思現代都市生活的經典之作。

與孫教授相識三十多年中，他似乎擁有三個鮮明的對比特質：從不炫耀自己，從不吝嗇稱讚別人；有不與人爭的氣度，有據理力爭的性格；個性或拘謹，思路則豪邁。

（三）三年前，當孫教授回到元智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時，講授「企業倫理」。台灣變成了狄更斯所形容的：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外有轟動國際的美國安隆舞弊，內有震驚台灣的新瑞都超貸。多「憂」善「析」的孫教授就著手從企業倫理來思考台灣企業的永續經營。

放眼當今的台灣，缺人才，但更缺人品。反映在企業經營上的，就是缺「企業倫理」。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能做大事；沒有人品，不論做小事大事，都會壞事。儘管台灣社會一直在力爭上游，但到處仍是缺少「品」的例子。消費者缺少「品味」，家庭生活缺少「品質」，政商人物缺少「品格」，商人缺少「品德」。

尤其在競爭劇烈與追求財富的市場經濟浪潮下，人心的貪婪難以遏止；台灣就被西方媒體形容為「貪婪之島」。

面對這樣的大環境，我們一直在大聲疾呼：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石，就是「企業品德管理」。在我們今年6月舉辦的「企業品德管理」的討論會中，出現了這麼多深刻的觀察與警告：

（１）張忠謀先生指出：「堅持高度職業道德」是台積電最重要的公司文化。
（２）許士軍教授大聲疾呼：在知識社會中，企業經營靠倫理。
（３）世界經濟論壇中國區負責人馬家敏，在她所主編的《企業全面品德管理》中提出忠告：不實踐TEM（Total Ethical Management），企業終將滅亡。
（４）台灣微軟總經理邱麗孟說：「誠信」是我們的基本信仰。與會者的共識：企業下一波的競爭是在品德；追求「全面品德管理」尤勝於「全面品質管理」

（四）因此，不久前得知孫教授正在著述「企業倫理」一書時，就如獲至寶地希望這本著作由「天下文化」出版。這是「天下文化」二十二年來所出版孫教授的第四本書。兩週前看到書名與書稿《理當如此｜企業永續經營之道》，就立刻被它吸引住。近十年來的台灣社會，就是愈來愈陷入「不按牌理出牌」的泥淖，助長了社會的不安、道德的墮落，及成長的遲滯。

對有理性與良心的人，「理當如此」就是理當如此。可是，一些人受了太多因素的支配與誘惑，做出了「不該如此」的決定。

全書共九章，近十萬字。正可以很適切地反映出孫教授治學的嚴謹、思慮的縝密、價值取捨的分際與對社會進步的憂心。

這位「先天下憂而憂」的學者，在三年前所著《台灣發展知識經濟之路》（三民書局）的〈自然從不跳躍〉的序言中，就提出了警語：「倫理並非過時的概念，倫理是社會有效運作的基礎，也是民主政治健全發展必須的條件。」

現在在「自序」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倫理是一種終極價值。」只有如此，企業才能永續經營下去。他又指出：「台灣社會紀律廢弛、道德敗壞，正如孟子所說的：『世衰道危，邪說暴行有作。』企業倫理幾乎成了砥柱中流最後的希望。」

九章之中，我特別欣賞前三章〈導論〉、〈企業與倫理〉、〈倫理的理論〉，以及第七、八、九章，分述「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的環境責任」及「企業倫理與群我倫理」。

很多理性的分析，以及深入的見解，都值得我們深思。摘引幾則：

．利己要靠倫理節制。
．把自己置於和眾人一樣的地位就是公正。
．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保有進步的經濟和落後的國民（「落後」是指倫理上的落後）。
．做生意而講倫理，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不賺不義之財。
．一個內部有誠信的群體，會比缺少誠信的群體有較好的表現。
．亞當‧史密斯是要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借個人追求自利的動機，促成社會全體的利益。 
．溫世仁大陸大西北「千鄉萬才」計劃是要：「始於公益，止於互利」。
．企業的社會責任亦有其限度，過分強調不利於其經濟功能，應慎加衡量。
．五倫社會之優點為親切、關懷；缺點為偏私、髒亂；第六倫社會之優點為公正、秩序；缺點為冷淡、疏遠。

（五）書中並引用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八項企業經營的原則：

（１）我們願給別人多少自由，就只能要求得到多少自由。
（２）凡我不欲為之事，亦不要求他人為之。
（３）凡我不欲他人如此待我者，亦不應如此待人。 （４）我們應承認人皆平等。
（５）我們應信守承諾，並履行業經同意的契約。 （６）凡不可分割之物應共同享有。
（７）如無法達成協議，應提請公斷。
（８）法官應公正無私。

孫教授引申：「沒有限制的自利，根本不符合個人的利益。」因此將霍布斯的觀點稱為「開明式自利」。

「開明式自利」與另一位當今英國管理大師韓第（Charles Handy）所提出的「適當的自私」正是前後呼應。韓第認為：「適當的自私是超越自己；自己覺得對的，別人也必須覺得對才行；道德始於自身；窮人與富人只有一套道德規範。」

兩位英國哲人的思維，似乎足夠來指導二十一世紀的複雜社會。企業經營是現代社會中重要的一環；企業要永續經營，就必須要有企業倫理。孫教授分析得最明白：「企業倫理就是營利單位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必須遵守公正的原則。」

孫教授生於憂患，憑藉自己的才識與操守，擁有過學術權威、軍方顯赫、科學領導的多重光環；在大時代、大風浪、大染缸中，堅守大是大非，公正不阿，做了自己良知領航的大學者。這位淡淡憂思、謙謙君子，在追求學術真理與社會正義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懈怠過，也從來沒有改變過。歸納來說，這位學人做事有大格局、做人有大包容、做學問有大思路。

當這位努力自省、篤行公正的孫教授，寫下了這本以公正為立論核心的企業倫理之書，真是華人世界的大事。「天下文化」驕傲地把這本著作獻給海內外讀者。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獲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經濟學博士。歷任台大經濟系教授、台大校長、國防部長、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元智大學遠東經濟講座教授等職。現為台大名譽教授、台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董事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著作甚豐，2000年至今，有《半部論語治天下》《儒家思想的現代使命》《世事蹉跎成白首》《世界經濟走向何方？點亮儒學的明燈！》《現代經濟成長與傳統儒學》《企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人生的探索與選擇》《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經濟發展的倫理基礎》《理當如此》《人生在世》《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時還讀我書》《台灣發展知識經濟之路》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