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整整六十年多年前的事了。
我在1944年春,搭乘美國軍用運輸機離開烽火漫天的戰時首都重慶,飛越終年為皚皚白雪掩蓋的喜馬拉雅山的駝峰,而到了炎熱的印度加爾各達,這是我赴美國哈佛求學途中的第一站。以當時正在堅苦對日抗戰中的我國論,這是對外交通的唯一幹線。
由於當時軍運頻繁,我在印度西部另一大港口孟買候搭美國軍船幾達二個月之久方能再步上旅程。同時又由於要避免德國潛水艇的襲擊乃須從印度洋先向南航行,經澳洲雪梨後再北上太平洋而到達美國西海岸的洛杉磯。因此,當我再乘火車穿越整個美國到達東海岸波士頓附近的哈佛校門時已是六月底了。這樣從啟程到達目的地一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這與今天噴射機時代「朝發夕至」的情形對比起來真是有隔世之感。
當時哈佛為了配合戰時需才孔急,正在推行一年三學期制。在我到達的翌日正是夏季學期始業之時,因而也就隨即註冊上課了。記得首先遇到的是有「美國凱恩斯」(American Keynes)之稱的韓森(Alvin H. Hansen)教授正開了一門他經常開的、也是我當時選修的著名的「財政政策研討課」,當時的名稱是「經濟分析與財政政策」。第二位遇到的是李昂第夫(Wassily W. Leontief, 1906-1999),因為我選了他開的「經濟理論」。他是俄國人,當時還是副教授。
他每遇到初從中國來的中國學生總會問:「你認識陳先生嗎?他的近況如何?」中國的陳先生太多了,如果不是好心的早來的同學事前向我點破,他指的是陳伯莊先生,我真不知如何回答。原來當他早年在柏林大學畢業後即來凱爾(Kiel)大學做研究工作,陳伯莊先生正奉當時鐵道部部長孫科之命組織了一個歐洲考察團也到了凱爾大學參觀。二人就偶然在該校的餐廳遇到了,結果相聚甚歡,陳先生就請他到鐵道部擔任顧問一年,後來他轉赴美國也是從上海前往的。所以他總是忘不了這段中國情。他那時在哈佛於課餘所從事的「投入產出」(Input-Output)的研究,極有成就,後來到1973年就得到了諾貝爾獎。
一個學期以後,他這門「經濟理論」就由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接替,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了他。當時在我們哈佛同學中都有這樣一種說法,當代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有二位,一位是英國劍橋的凱恩斯,另一位就在我們身邊,他就是熊彼德。現在我要親聆這位先生的教誨了,自然感到非常榮幸。
記得就在一個秋高氣爽的上午,我從教室的窗口望見是一位衣冠楚楚、中等身材的紳士,在校園中慢步走來,進入我們這間坐滿了男女學生的教室以後就上講台,稍解其衣帽,笑容可掬地開始他的講解。這應該就是熊彼德教授吧。的確,他就是熊彼德,因為他滿口維也納腔的英語就是他的特色,是大家所周知的。
在我聽來,他這種英語比起李昂第夫所帶著俄國腔的英語還要難懂。後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適,再多讀讀他發下的那份「閱讀資料一覽表」(reading list)的一些資料,也就漸漸能勉強應付了。後來我還接著在下學期選了他的一門「研讀課」(reading course)。所謂「研讀課」是哈佛專為研究生開的課程。
在這一課程中,規定每週要指導教授定時與學生會晤一次,學生可提出各種自己所感興趣的問題向老師請教,教授則予以解答,或指定與此問題相關的讀物由學生自行研讀。因此,就我當時的哈佛教授論,熊彼德是我比較接近的一位。這樣自然也從他那裡學到許多知識。不過,就熊氏自己所創的理論來說我能從而學到的實在很少。因為他在課中一向不提自己的理論。
當有人問到他的意見時,他總是表示,「我所有的意見都已在所著的作品中發表了,大家若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同時,我與他相處的時間也不過是一年而已,再加上自己當時不過是一個從戰時中國前來的普通大學畢業生,學術素養非常淺陋,自然也不能從與相互交談中得到很多啟發。因此,大家都知道,在熊彼德的教導下曾培養了許多卓越的經濟學家,有二位且得到了諾貝爾獎,但不要忘記也有些像我這樣平凡的人物。
現在如果說我對於熊氏的理論稍有體識,那大都是我在離開校門不久以後即以「教書」為謀生手段的過程中自行習得的。我想如是一位在大學中的專職教授都會體會到這所謂「教書」實質上就是「讀書」,如果不事前「讀」了些「書」是無法「教」好「書」的。
古人說「教學相長」,真是至理。現在我擔任這項工作已經五十多年了,數年前雖在名義上是退休了,但這不過是減少我上課的時間,並沒有減少我每天工作的時間。所以,這數十年來我的確讀了很多書。在這裡,自然不以有關熊氏思想與見識的書為限,實際上在1950~1975年間凱恩斯思想與理論是經濟學的主流,因此在這方面所讀的書還比較多。
但無論如何,熊彼德的理論畢竟是經濟學上的重要遺產,是絕對不能忽視的。這種情形到了1980年代就更為確鑿,因為自1975年以來,凱恩斯思想的光芒已逐漸消減,而熊氏的理論就被憶及,並漸有起而代之的趨勢。因而,最近幾年來,討論熊氏的著作就日益增加,尤其是對於熊氏的生平及其經歷過去大家都所知有限,最近亦有一些這方面著作的出版。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但不時重讀熊氏的舊著,同時也讀了很多這些關於他的新著。本書之作,可以說就是我近年讀了這些新舊著作的一篇「讀書報告」。敬請讀者不吝賜教。
最後我要感謝台灣大學,中華經濟研究院與台灣經濟研究院提供了可以讓我這樣工作的環境,圖書與設備。沒有這些幫助,本書是無法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