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學徒

序曲　來賭一下！

坎尼葛爾

他是個機智、迷人、外表修飾得一絲不茍的人，有一雙閃亮的眼睛及超大的體型。他會毫不考慮地在清晨三、四點鐘打電話給人，要人根據他的最新想法進行實驗，也從不認為那是什麼要不得的事，這個人就是布羅迪 （Bernard B. Brodie），不過大家都稱他為史提夫（Steve）。

大約是一八八六年的事吧！紐約市有一位二十三歲的酒吧老闆，為了兩百美元的賭注從布魯克林橋（Brooklyn Bridge）跳下東河（East River），結果活著贏得那筆錢，那個人的名字叫做史提夫‧布羅迪。之後，「來一次布羅迪吧！」就代表做一個危險的特技或進行一項冒險的舉動。

過了六十年後，布羅迪博士坐鎮紐約市高華德紀念醫院（Goldwater Memorial Hospital）主持研究室，便以喜歡在研究上冒險著稱。他常說：「我們來賭一下吧！」意思是做一個不太可能成功的實驗，但只要成功就會有巨大的收穫。由於這項特質，有人開始稱布羅迪為「史提夫」，把他和跳橋的那位布羅迪相提並論，之後，史提夫便成了他的別名。

「我們來賭一下吧！」愛梭羅德（Julius Axelrod）在布羅迪的實驗室擔任多年的技術員，這是他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後來，愛梭羅德離開布羅迪的實驗室自立門戶，他成了名，也有了自己的學生，而學生則從他那裡學到相同的精神。

多年以後，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醫學中心一位年輕的生化教授談起往事。他提到不久前的研究生時代，也提到指導他研究的資深科學家珀特（Candace Pert）。「她總是願意冒個險，」他說：「那就是她的風格！」

其實那不只是「她的」風格，也是她老師的風格……一路可追溯到布羅迪。珀特曾在史耐德（Solomon Snyder）的實驗室受過訓練，史耐德是愛梭羅德的子弟之一，愛梭羅德則受教於布羅迪。

科學研究是少數仍保有師徒傳統的領域，而這樣一種關係經常充滿了張力。師徒雙方陷在對同一工作的狂熱中，日以繼夜，他們共享實驗成功的喜悅，也同擔實驗失敗的沮喪。經由這樣的歷程，學生從老師那兒學到看問題的方法及行事的風格，同時也嘗到、體驗到什麼是「好的研究」。隨師徒關係而來的，有優惠的待遇、職位的晉升、以及研究領域勢力的擴張等等。不過，怨恨有時也由此而生，甚至造成一輩子的心頭之痛。

一般人總以為科學研究是冰冷的個人追求，遠離人際間的熾熱交往。我以前也這麼想，但那是我認識第一位「真正的」科學家之前的想法——一九六九年，我認識一位就讀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亦簡稱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系的研究生。

我的朋友描述了她的實驗室經驗。她勾勒的種種並不限於實驗、論文或數據。據她形容，她博士論文指導老師的實驗室，是一個具有獨特氣氛的複雜社會。根據我先前聽到的描述，與後來見到的景象，那個似乎與世隔絕的小天地裡，其實存在著一個完整的社會，裡頭有友情、有對抗，也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強烈野心；有實驗室的聚會，也有愛情故事；有實驗中場的披薩時間，也有電泳室外的閒談；有爭取實驗設備及老闆青睞的競爭，也有青澀的戀情、不畏縮的衝勁與深切的憤怒。

那是我第一次把科學研究工作視為一種群體的、且相當富人性的活動，而不僅是創意與儀器、試管與實驗紀錄，它其實也包含了人際間的互動。任何保有持續且親密關係的團體，都會激發出強烈的感情，因此科學研究人員之間的關係，也可能像演員、甚至像戰士之間那樣，既合作且競爭。

時光飛逝，轉眼便是一九八一年，我正著手準備寫一篇有關史耐德的文章。當時，史耐德是霍普金斯大學的神經藥理學家，才四十歲左右，但已是國際知名的研究學者。我第一次訪問史耐德時，一開始進行得頗為乏味，我請教他發現了什麼，他回答了我，但我的問題沒有激出任何火花。史耐德顯得彬彬有禮且客氣，以一貫的正式態度面對我的訪談，面無表情。正當我覺得無以為繼，一個念頭突然閃過……

好的新聞從業人員在準備人物訪談時，應儘量多讀報章雜誌上的文章，看看它們怎麼報導你將訪談的對象，這是個好習慣，也是個常識。當我與史耐德面對面坐在他裝潢舒適的辦公室裡時，突然想起前一晚所讀的文章中不只一次提到：史耐德的研究生涯好像是從一九七○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愛梭羅德的實驗室開始的。抱著賭一賭的心理，我把問題從史耐德的研究成就上岔開，問道：「為愛梭羅德博士工作是什麼樣的情形？」

史耐德的臉孔突然因喜悅而開展。「喔，那真是有意思，」他歎道，聲音裡第一次有了抑揚頓挫與色調：「那真是棒！」接著，史耐德便回溯了二十年前與愛梭羅德共處的往事。

那個轉折十分驚人，不但挽救了訪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給了我靈感，讓我想到一個從未想過的主題——一個更大、更具野心的故事。

我經常投稿《約翰霍普金斯雜誌》，那是一份嚴肅的大學雜誌，一向師法《紐約客》（New Yorker），對有關學術界及學者的報導深感興趣。在我訪問史耐德之前，該雜誌的編輯漢考克（Elise Hancock）曾提出一個主意，她想針對科學界及學術界的師徒關係寫一篇文章。為了這個主意，漢考克甚至特別準備了一個卷宗，還引起某些學者的注意。
不過，漢考克的主意仍處於構思階段，問題是怎麼以新聞手法取得實際內容？

從訪問史耐德的過程中，我發現有一個辦法可以把抽象的師徒關係鮮活描寫出來。史耐德曾深受愛梭羅德影響，以致將近二十年後，僅提到愛梭羅德這個名字就引發史耐德無盡的美好回憶。這對漢考克的主意來說，正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完美案例，於是漢考克把故事交給我去完成。

接著，我便到馬里蘭州貝什斯達市（Bethesda, Maryland）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拜訪愛梭羅德。我見到一位親切的白髮七旬老者，看來就像一位受人喜愛的長輩。愛梭羅德毫無保留地為我描述他對史耐德的印象。沒過多久，他也像先前的史耐德一樣，似乎被一股內在動力所推引，開始述說自己成為科學家的緣由，以及出現在他研究生涯中的一名巨人——布羅迪。布羅迪於十年前退休，他一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藥理學家之一。

相較於我最初的想法，這個故事變得更豐富了。史耐德接受愛梭羅德的塑造，愛梭羅德則受到另一位同樣傑出的人物所提攜。這條師徒之鏈並不止於愛梭羅德，至少可以再上溯一代，而連接上布羅迪。

稍後，我得知布羅迪研究生涯的根源，以及他如何影響包括愛梭羅德在內的整整一代藥理學家。布羅迪的影響力使他成為許多師徒之鏈的樞紐，而這些師徒之鏈更往外延伸至全世界，而連接出更多的師徒關係。同樣的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愛梭羅德及史耐德。他們兩個都是傑出的科學家，不僅如此，他們也「孕育」了另一批同樣傑出的科學家。的確，我發現在科學精英中，影響力的「世襲」與串連並非變異，而是常態。

我也發現，實驗室裡培養出來的深厚人際關係絕非冷靜而無變，反而常燃燒著熾熱的情感。我追蹤這個故事，一開始是為了《約翰霍普金斯雜誌》，後來是為了本書，但不論如何，有件事屢試不爽。每當我進行訪問，只要提起當年造就被訪者成為科學家的那位關鍵人物，一切冷冰的事實陳述就停止了，被訪者的聲音會變得或輕柔、或急促、或充滿感情、或因憤怒而提高。我發現，科學家很少能不帶感情地談論他們的導師。

有一回，一位名為巴斯特納克（Gavril Pasternak）的年輕科學家告訴我，不論在人情或工作上，他都無法償清他的導師史耐德所給予的一切。他說：「我的一切成就都歸功於他。我想完全地效法他。」他又加上一句：「在這一行裡，我視史耐德為父親，也因此，我視愛梭羅德為祖父。」

史耐德實驗室裡的其他成員，對於出身自哪個科學家族，是否也抱持著如此強烈而坦白的興趣？他們午餐時在自動咖啡機旁談的，或在閃爍計數器（scintillation counter）旁等待數據時說的，是否就是這些？

喔，是的。巴斯特納克回答說：「我們一直都對我們的出身很感興趣。」

這是有道理的。「出身」之於科學家的前程，有如之於歐陸皇室曾採行的聯姻結盟外交，都是其中的要角。對科學家早期的聲譽而言，他在誰的實驗室工作過，也就是說他是誰的弟子，幾乎與他在科學上的發現同樣重要。科學界與藝術、音樂領域一樣，也有「學派」之分，不同學派所著重的訓練也不同。科學界裡還有「家族」，其中成員可以往上追溯到一個或數個有如「亞當」般的始祖人物。算一算，美國半數以上的諾貝爾獎得主，都曾是其他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或是後進同事。

愛梭羅德與史耐德間的科學傳承之鏈上接布羅迪，下達珀特，正是上層科學界裡典型的師徒網絡。這裡頭的每一位男女都是他們領域裡的頂尖人物，每一位都有過劃時代的貢獻，每一位也都得過數不清的獎項與榮譽，而且每一位的工作成果都具有諾貝爾獎的水準：四位中有三位曾被提名，而一位得了獎。

這條師徒之鏈的每位環節人物都是下位環節人物的「科學之父」。每一位在開始時都曾是學生、徒弟、或門生，而等他們站穩後便成為下一位的導師；每一位都藉著經驗、地位、及實例來指引並影響更年輕的下一位。在傳承過程中，為師者不僅傳授所學，同時也在學徒腦中注入遊戲規則以及獲勝方法。

一九六○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梅達華（P. B. Medawar, 1915-1987，英國免疫學家）在《給年輕科學家的忠告》（Advice to a Young Scientist）裡寫道：「任何科學家，不管年紀大小，若想要有重要發現，就必須研究重要的問題。」但什麼樣的問題才叫重要？你又怎麼曉得一個問題重不重要？這些疑惑的解答無法從書本裡找到，甚至也無法學到，只能藉著和有經驗的科學家親密地長期並肩工作，才能從他的嘟噥私語、喃喃咒罵、一抹笑容、一個皺眉、一句驚歎中慢慢體會得到。

本書所記錄的，就是這樣一個環環相扣的師徒關係。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系學士及碩士，美國韋恩州立大學生理學博士，先後於洛克斐勒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及密西根大學研究。曾任國立陽明大學生理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韋恩州立大學及奧克蘭大學客座與兼任教授，目前旅居美國密西根州，專職寫作與翻譯，並擔任《科學人》編譯委員。已出版著作有《科學讀書人》、《生活無處不科學》及《為什麼腸胃不會把自己給消化了？》三本，譯著有《人體生理學》、《潘朵拉的種子》、《鳥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等二十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