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南走來

追尋母親的足跡

夏祖麗

飯桌上，醃得青脆爽口的菜心，嚼在嘴裡嘎巴嘎巴地。母親在對座盯著我望了一會兒，突然笑說：「聽妳嚼的聲音，真清脆、真好聽！」母親這麼開心，我也忍不住笑了。

母親一向喜歡吃，也喜歡做，更愛做給別人吃。因此誰都喜歡到她家作客，也都喜歡回請她，因為她很能欣賞出各家菜的優點，更能體會做菜主人在廚房的辛苦。她說過一句豪語：「我不在吃上委屈自己！」又說：「吃東西平易近人的人，交朋友也一樣。」

近幾年，母親糖尿病纏身，三餐頓頓得吃藥。每天還要注射胰島素，飲食更要小心控制。吃的樂趣被剝奪，可說是母親晚年的憾事吧！

偶爾血糖降到「接近」標準時，父親就會心疼地說：「晚上咱們帶妳媽去外頭吃頓飯吧，妳媽最愛吃......。」想到這兒，我知道，母親望著我嘎巴嘎巴嚼著菜心，一定打心底在羡讚。

「媽，妳也可以吃啊！」我說，「菜心多吃又沒關係！」

「不，不對勁兒。我的牙不好，吃起來不夠『漂亮』。」「漂亮」，好一個形容詞兒。我和父親都笑了。

生病減少了母親往日的犀利幹練，但是語言仍然那麼生動俏皮。靈活的語言，是母親作品引人入勝的部分原因。母親天生有一對敏銳的耳朵。小時候，我們常常會在榻榻米上，興趣盎然地聽她學童年北平街頭的小販吆喚。她的記憶力真好，幾十年前街頭的情景，那聲調、手勢、吆喝的內容，好像一直留在腦海裡。她學者水果小販放下擔子，一手叉腰，一手摀耳朵，仰起頭來，便是一串吆喝，包括產地、味道、價格、名稱都出來了，她說：「那真是意味深長啊！」母親學完了，總不忘分析一番那些小販夾上一兩句反映人情世故的話。

為了撰寫《林海音傳》，我追尋母親的成長足跡，從南半球的澳洲飛回，踏上了北京──她從五歲起，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熾、祖煌兩位堂兄的陪同下，由澤寧姪開車，我們訪問了北京師大附小，當年的春明女中、琉璃廠、晉江會館、夏家老宅、南長街、中山公園、廠甸......。母親的北京生活都在南城，她的《城南舊事》頓時展現在我的眼前。永光寺街一號的夏家老宅，是，一棟大小有八個院子的平房，但是正院的東面卻有三間座北朝南的三間小樓房。

母親嫁到夏家後，就住在這個小樓上。大局改變後，這棟房子被分配給二、三十家人居住，院子就被動消失，僅剩下才可通人的過道。三間小樓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無蹤。現在聽說要把這幢住宅拆了改建樓房。

想想當年，與寡母和弟妹相依為命的台灣姑娘小英子，嫁到有一個公公，兩個婆婆，八個兄弟，三十多口的書香大家庭，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今年七十四歲的祖煃堂兄記憶猶新。他說：「六嬸（母親）和大家相處得很好，誰也對她說不出一個不字來。她並非逆來順受，卻也不會使人欺負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處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嬸經濟條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她們是夏家兄弟中，第一個搬出老宅的。把六叔六嬸兩人擱在一塊兒，就是一個字兒，新！」

南長街是他們自小組小家庭後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兒出生。在「宋媽沒有來」這篇文章裡，母親寫道：「我們在北平的家，小方院當中，有一棵大槐樹。夏季正是一個天然的天棚，覆蓋全院。大的孩子在樹蔭下玩沙箱，奶媽（宋媽）抱著咪咪坐在臨街的門檻上『賣呆兒』。我伏在書桌上，迎著樹影婆娑的碧紗窗前書寫，只聽見疾筆沙沙。寂靜的下午常是在這種環境下度過的。」

五十年後的今天，同樣的寂靜下午，我站在南長街的小方院裡。大槐樹沒了，臨街的門檻還在。我明白了，當年宋媽為什麼老愛抱著我坐在這兒。因為對面就是中山公園的邊門，南、北長街又是一條繁華的街道，人來人往，多熱鬧呀！

一九三○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連牢裡。外公自北京去收屍，傷心又生氣。回來不久就吐血，次年一病不起，竟然四十四歲的英年，病逝在北京。算算外公在一九二二年，從台灣故鄉頭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兒一共住了九年。外公去世時，母親只有十三歲，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個年幼的弟妹。外婆是個樂天知命，識字不多的舊式婦女。母親在文章中提到：「在別人還需要照管的年齡，我已負起許多父親的責任了。父親去世後，我童年的美夢從此破滅了。」

為了節省開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離梁家園溫暖的小樓，住進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台灣鄉親專用的晉江會館。在那住，不用繳房租。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裡穿梭了一陣子，才找到破舊的晉江會館，裡面仍住有幾戶人，早已不是台灣老鄉了。

一家八口擠在小小的會館裡，會是什麼個情景呢？後來我在北方交大宿舍裡問祖煃堂兄，他說：「在我的印象裡晉江會館的氣氛很融洽，當時北京的台灣人社團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屬於北京社團，又不屬於日本人，也不屬於真正的台灣。住在裡頭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較緊。我記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裡的燈老是亮著，家裡一些說台灣話的鄉親走動，氣氛很溫暖。」

外婆板橋親戚文壇前輩張我軍的長子，七十四歲的光正表舅在北京寓所回憶當年時說：「愛珍表姑個性開朗、活潑、喜歡開開玩笑，我們都很喜歡她。當年妳外公去世時，北京的台灣同鄉都很為林家擔憂，但妳媽媽扛起了這個家。後來她的果敢、幹練、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時鍛練出來的。以妳母親的聰明才智，是有條件唸大學的，但她放棄了普通高中，去唸北平新專，為的是一畢業就能出來工作，賺錢養家。」

孤兒寡母留在異鄉，是不是很凄涼呢？不，一點也不會。三姨告訴我：「大姐上班後經常在下班時帶些糖炒栗子、坑棗等回來，一家人晚上就圍坐火爐邊，在微弱的燈光下吃著，一點也沒有孤兒寡母的悲戚，這都是大姐帶給我們全家的。」母親在一篇文章中也寫到：「抱著一包熱栗子和一些水果，從西單向宣武門走去，想著回到家裡在窗前的方桌上，就著暮色中的一點光亮，家人圍坐著剝食這些好吃的東西，心裡滿盼望著，腳下不由得就加快了。」

母親常說，她最愛看全家人圍聚燈下的畫面，即使那是別人的家庭或是畫報、電影上的鏡頭。

一九九○年，母親和父親二度來澳洲探望我們。有一天我帶他們去參觀維多利亞畫廊，那天正是澳洲名畫家佛瑞德.麥克賓（1855-1917）的畫展。我們一邊參觀，一邊向母親解說。母親在其中一幅「迷途」（Lost）前注視甚久，畫裡是一個小男孩坐在叢林地上，用手摀著臉哭得很傷心。在澳洲開拓年代，生活艱苦，父母雙雙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樹林裡。

母親說：「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從畫裡牽出來，送他回家！」

她買了一張複製品帶回去。

幾天後，母親從台北打長途電話來說：「我把那張『迷途』擺在書房裡，每次看著看著眼眶就紅了！」

「媽，那是畫啊！」我笑了說。

「可是妳瞧那個年代也真有這種事的啊！」她說。

「對，不只孩子會走丟，大人也一樣，不過那是一種自願性的失蹤。」我說，「澳洲自古以來就有一種swagman，這種男人情願餐風宿露，有家不歸，就愛在外流浪。唯一的伴侶就是一隻狗。一旦客死異地，被過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簡簡單單幾個字：『他沒有留下姓名』。」

「別說了，我簡直不忍心聽。」母親說，「家是最溫暖的地方，為什麼有人想離開家呢？我可不做這種事兒！我就怕曲終人散，客人走了，看著空蕩的客廳，煙霧在燈下繞著，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哭。」

前幾年，母親熱中學粉蠟筆畫，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她的畫，一直到去年過年回台灣，在母親書房的書架裡才發現她的一疊畫作，除了少數幾張花鳥外，其他全是「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一類的家園景象。

這是不是就是她常說的，「家是永遠看不厭的。」

黃昏時候，到了琉璃廠。我揹著相機，左手舉著錄音機，右手拿著筆記本，站在那條專賣骨董和文房四寶的文化街上，西方遊客如織，一群群青年學子穿過這兒放學回家。

「在樁樹上二條，開始了我成為一個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來，母親給我紮緊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黃辮子，斜背著黃色布製上面有『書包』二字的書包，走出家門，穿過橫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廠......到了廠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對師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覺快樂、溫暖，但是第一次父親放我自己走去學校，我是多麼害怕。我知道我必須努力的走下去，這是父親給我人生第一個教育，事事要學習『自個兒』。」母親在「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裡寫道。

我彷彿看到那個梳著小黃辮子，閃著好奇大眼睛，白淨可愛的英子，向我走來......。

「以前廠甸到春節總排滿了攤販，後面有座廟，黃鳥叼籤算命的就在那兒。」不知什麼時候祖熾堂兄站在我旁邊說。

「黃鳥叼籤算命！」母親曾說過，她小時候最喜歡在廠甸看算命的指揮小黃鳥叼著命籤給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頭突然指向人群說：「這個小姑娘有個直挺好鼻子，主意大著呢，有男人氣，你們看著，趕明兒能做女校長！」

命運沒讓這有個好鼻子的姑娘做校長，卻成了作家林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