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觀天下

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會是怎樣的景象？

在過去100年，世界經歷了難以想像的改變。在上世紀20年代當我還是個孩子時，乘坐牛車從勿洛到爺爺在菜市的橡膠園，兩英里的路程需要足足一小時。

更驚人的是今天人們的通訊方式。做為上世紀三○年代在新加坡的一名學生，我曾經在好多個星期四或星期五，等待從英國航行了五、六週才抵達的船隻，運來我喜歡閱讀的少年期刊。今天，郵寄航空信件僅需幾個小時，卻沒幾個人這麼做。因為通過手機和互聯網以光速發送和接收短信和電子郵件，更為容易快速。

我不可能預見所有這些變化，更遑論預知新加坡會如何改變。

50年後的世界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無人知曉，只能說變化的速度很可能比過去50年來得快。

假設某些趨勢持續，去預測未來15至20年可能發生什麼事會比較實際。即使如此，這還是充滿不確定性。

本書是關於我對世界，以及在可預見的未來各股力量相互角力的看法。對眼下的局勢及其起因有正確的認識，是了解未來可能如何發展的先決條件。我的觀點是建立在本身的觀察，和過去五十年參與政事時與形形色色的人接觸的基礎上。在這期間，我掌管了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並會見了許多對處理當時全球問題有第一手經驗的關鍵人物。

美國和中國是在行動和決策上，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兩個主要國家。但新加坡還是必須盡可能與其他國家建立聯繫，如歐洲、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印度和中東。對於這些國家，我在這本書中寫了它們個別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及他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未來。

無論世界怎麼樣，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因為它實在小得無法改變世界。不過，我們可以嘗試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間，在本區域的「巨樹」之間穿梭。這一直是我們的方法。若要繼續保持如此，我們就必須保持思路敏捷，懂得隨機應變。

就新加坡而言，我們的成功故事取決於三大特性：確保這是個讓人們生活與工作的最安全國家，平等對待每一個公民，以及確保每一代新加坡人能持續成功。

如果沒有這三個我們多年來確立的基本因素，我們將失去現有的優勢。無論是本地還是外國的投資者，他們在新加坡投資時必須滿懷信心。這三個因素保證了他們的投資在未來能持續獲得回報。如果我們不是以這種方式同世界聯繫，就會面對與世界脫節的風險。

提到新加坡，人們就會聯想到李光耀，想到成功的治理。的確，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歐美各國的政治領袖們在國家治理及世界局勢方面，最常請教的華人政治家，恐怕非李光耀莫屬了。

李光耀資政本人早就有回憶錄和其他著作問世，但這本《李光耀觀天下》有所不同，不但深入淺出的把他對世界各國的分析作做了坦率陳述，而且每章都有海峽時報的專家群根據其內容同他對話，有些提問的本身就頗有參考價值；甚至書最後一章所引用李資政與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的對話也相當發人深省。所以這書可謂不是只有李光耀一個人的智慧結晶，而是眾人的貢獻。

去年這書的英文版一上市，立刻洛陽紙貴，網路上也有人開始討論；接著竟然先後有三位新加坡朋友分別都買了這書送我！翻閱之後，覺得確有參考價值，便列為我在中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參考書之一。現在天下文化願意出中文版，對於廣大的華文世界讀者們，可真是一個好消息。

李光耀資政一共訪問過台灣二十五次以上，這恐怕是外國領導人訪問中華民國的最高紀錄了。我本人在上一世紀的七○年代曾以外交部長機要祕書的身分，隨同當時的沈昌煥外長訪問新加坡，受到李資政（當時是總理）的熱烈款待，他並招待我們下榻於總理府，這是我第一次與他接觸。

後來一九九○年代初，我在外交部擔任禮賓司長時，曾兩度偕同內子全程接待來華訪問的李資政夫婦，陪同在圓山跑步健身，還一起乘坐火車體驗剛通車的南迴鐵路。二○○五年我奉派到新加坡擔任特派代表後，更有機會與他做了數次長談。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語文政策的重視和他學習中文的恆心。他在本書也多次強調，他在新加坡一直推動以英語為第一通用語，其次是當地所稱的華語（即我們的國語），卻一直反對把華人所熟悉的不同方言正式列入學校教程。

其結果是新加坡建國幾十年以來，果然能順利的和世界接軌，也沒有因為占人口大多數的華人說不同的中國方言而把社會割裂。

李資政本人的母語是英文，但後來勤學中文，還請了曾來台進修的中文老師為他補習，不久前也把他學中文的經驗出了一本書《學語致用》。

在新書中，他提到每天都要學華語，同時也接受了儒家思想，包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我是親身體會了他努力的成果一一過去他與我談話，都是全程用英文；到二○○五年我到新加坡工作第一次見他時，在一個小時的談話中他興奮地先用了半個小時以中文講，向我展示他學中文的成果；到二○○七年我離職前向他辭行時，這位將近九十歲的老人竟在一個小時的談話中十分流利地全程用中文，而且毫無困難！

李光耀在本書中沒有討論非洲及中南美，但對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南北韓、印度、歐洲、東南亞國家及中東局勢都有分析，指出各國發展的重大因素及困難，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全球暖化及能源問題也有探討。

由於他對許多重要國家都訪問過多次，累積幾十年的長期觀察，且都與各方人士及菁英政要交換意見，所以他看問題的方向及結論顯得冷靜現實而不帶情感；但確可參考。

全書文字語氣直率，不脫李光耀本色，包括指出日本因人口結構及老化將來不免走向平庸，歐洲因福利社會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法律削弱了人們奮鬥的動力，將來在世局中不免淪為配角。

而在亞洲地區，由於中國大陸和美國競爭，附近國家要同時加強與兩邊的關係，不能選邊站；同時也不客氣地指出毛澤東如果繼續活著，肯定會是一場大災難。他對若干重大問題的預測仍有所保留，但自始至終的概念則是強調人才與國家盛衰的關係，因此對美國的發展仍表樂觀。

當然，他對新加坡最是語重心長，認為新加坡如果推動真正的兩黨政治，則「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牽連家人。」

而今後新加坡最大的生存威脅，則是生育率下降的人口問題。這不都是在台灣的我們所關切的事嗎？

這書對中國大陸著墨甚深，認為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以管理十三億人民，不可能行一人一票制；而關於台灣則說得很少。

在此特別要補充的是，他在以前所發表的回憶錄中曾敘述了不少台灣與新加坡的關係，詳述了蔣經國總統時代，我國如何在一九六○和七○年代在新加坡剛獨立、最孤立無援時，慷慨地伸出援手，幫助這個友邦站起來。

事實上，當我幾年前去新加坡擔任代表時，每一位星國政要仍然在初次談話中，向我強調當年蔣經國總統對新加坡的友誼和恩情，是他們永遠感懷的。這種飲水思源和念舊的美德，當然就是來自李光耀的榜樣。

不過，李光耀對我國歷史的了解仍然有他的侷限。記得有一次他訪問台灣，我陪他在車上閒談時，講到台灣的未來。他說：「以後你們只要發展經濟就好了，不必爭取什麼國際地位了！」

我很驚訝他說出這種話，立刻回答說：「我們是中華民國，有我們的立國精神和對人民的責任。我們不但要爭取國際地位和外國的尊重，對於中國大陸今後的發展也有責任。」

他聽了頗為震驚，轉過身來張大眼睛看著我，半晌未出一聲；而我一時激動，也未再多說話。這個印象，在我記憶中，極為深刻。

我對李資政在本書中坦率表達的生死觀及信仰觀，也有不同的看法，當然這是個人的自由了。可是，我對他在本書中所強調的「政治家要成就任何事之前，先得爭取人民的信任，證明自己不是隨便承諾或說討人喜歡的話，而是言出必行……（其主要的任務）不光是爭取權力完成某些使命，也（要）有能力選定優秀接班人，讓使命延續下去」的結論，覺得真是重要的經驗之談。

世界正在快速的變化，不論同不同意李光耀的觀點，只要我們關切國家的治理，關切世局的變化，關切兩岸關係的發展，這位經驗豐富的華人長者的言論，絕對值得參考和深思。

胡為真，曾任駐德國代表及駐新加坡代表、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
​現為中美文經協會理事長、中原大學兼任講座教授。

李光耀，生於1923年，當時的新加坡是大英帝國的屬地。他成長於日本侵略並把新加坡命名為昭南島的時期。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到劍橋大學深造，並獲法律系雙重一等榮譽學位。

1959年，他成為新加坡自治邦政府的第一任總理，1965年領導國家走向獨立。領導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國家晉升為第一世界國家，並將一個貿易站提升為一個以效率和廉潔治理體系著稱的環球大都市，他被公認是主要推手。在1990年卸下總理職務後，他繼續留在內閣擔任內閣資政，直至2011年。

李光耀是享譽國際的政治家，他對中國、美國和亞洲的觀點受到全球領導人的尊重和競相徵詢。他是道達爾石油公司國際諮詢委員會和摩根大通國際理事會的委員，也是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高級顧問。

新聞工作者出身，橫跨報章、電視、網路平台；曾任《聯合早報》駐台北特派員、報業傳訊優頻道新聞主播。

淡出新聞前線後，投入翻譯編審自由業，以人文歷史及社會政治內容見長，曾參與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系列書籍與節目翻譯，包括《李光耀回憶錄》、《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李光耀觀天下》、《李光耀：其人其言》等。她也是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與前國會大廈常設展以及舊福特車廠常設展「日據時期：戰爭與史跡」的翻譯員。曾於二○○八年出版個人文集《告別台北，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