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與環境並非獨立運作，而是如同莫比烏斯環般緊密交織的「基因環境交互作用（GE 交互作用）」。生物社會學家康利研究發現，基因決定了我們對環境的敏感度與體驗方式，而環境則決定了基因最終會引發成功還是失敗。例如，具備攻擊性基因的人，在富裕環境下可能成為果斷的企業執行長，在暴力環境中卻可能陷入囹圄。這項發現讓我們跳脫了單純的遺傳決定論，揭示了唯有理解先天與後天的完全合併，我們才能真正看穿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並為不同特質的人尋找改寫命運的可能性。
蘭花與蒲公英
正如我們所見，基因會引導不同的人到不同的環境，但基因也決定我們身處其中時，對該環境的體驗。如果同一環境對人的影響有所不同的根源是與基因有關，我們就稱之為基因環境交互作用（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以下簡稱GE交互作用。
GE 交互作用不僅代表你的基因和你的環境都會對特定結果產生影響，還代表了更多意義：環境對你的影響取決於你在基因牌堆中握有的DNA；同樣的，你的基因所發揮的作用也取決於你經歷的環境。譬如，如果你擁有攻擊性基因，而且成長於充滿暴力的社區，你最終可能坐牢；但如果你擁有相同的基因，卻誕生在富裕家庭，你最終可能成為成功的企業執行長。可見得GE 交互作用的影響舉足輕重。
自1953年發現有關苯酮尿症和飲食的GE交互作用以來，已有數千項探討其他主題的研究。有些研究屬於醫學領域，舉例來說：帶有某個NAT2 基因版本的吸菸者，特別容易罹患膀胱癌；膚色基因會與身體日照量產生交互作用，一方面影響皮膚癌的風險，另一方面影響維生素D 缺乏的風險；州級菸草稅會與吸菸基因型產生交互作用，有些人會因高稅率而對吸菸感到卻步，有些具較高成癮基因型的人，則會做出不受菸草稅影響的選擇。
義務教育法強制要求學生延長在校時間，這使基因對教育的影響減弱了，所造成的效果甚至超過法律規定的最低程度，使得更多人獲得大學和研究所學位。我在自己的研究中，證明同卵雙胞胎的憂鬱症基因型與他們在子宮內獲得的營養量（依據出生體重來衡量）之間，會發生交互作用。由於同卵雙胞胎各自在胎盤上的附著位置是隨機的，同卵雙胞胎中的哪一人獲得較多營養也是隨機的，所以這完全是環境因素。
醫學和社會科學領域都有相關的例子。現在我們終於能夠測量基因，而基因會依據環境暴露狀況，對每個人產生不同影響，這似乎是定律，而非例外。
我們回顧這些具體例子時，可以觀察到，一般而言，有些基因型往往會對環境變化產生巨大反應，有些基因型則是無論遇到什麼樣的風暴，都能保持穩定。以我們領域常用的比喻來說，有些人是蘭花，如果給予恰當的溼度和溫度條件，它們就能開出地球上最美麗的花朵，每一朵都獨特又迷人。但如果條件不佳，它們就會枯萎，花瓣會掉落，而且很快就會死去。有些人則是蒲公英。所有蒲公英看起來都是大同小異，它們看起來還算不錯，但在開花植物的世界裡，蒲公英沒什麼值得著墨的地方。然而，蒲公英總是會設法達成最低的開花程度。蒲公英生長在砂質土壤，它們可以在北極生存，而且能在地球上幾乎任何可供植物生長的生物群落中開花。
同樣的，有些人的基因型使他們容易對特定環境產生劇烈反應，有些人的基因型則令他們相對不易受同樣的環境所影響。幸運的人類「蘭花」最終會比普通的人類「蒲公英」更美麗（亦即更健康和更成功），因為人類蒲公英的成就存在「天花板」；但是人類蘭花在藤蔓上枯萎（重大失敗）的機率也更高。這是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基因策略。
基因的影響取決於環境，而環境的影響取決於基因。這一事實讓我們超越社會基因體，也超越GE相關性，達到先天和後天的完全合併。基本上，我們無法在缺乏環境的情況下，探討基因效應，也無法在缺乏遺傳特性的情況下，談論環境效應。基因和環境已經形成單一的莫比烏斯環。
因此，如果我們想理解為何大家最終處於人生的某種境況，就務必要明白GE交互作用如何在健康、教育、職涯發展、婚姻等方面進行。只知道基因和環境分別對平均結果的影響程度，並不足夠。想要徹底瞭解社會的運作方式，我們需要能夠描述基因和環境如何相互交織，進而影響彼此產生的作用。如果我們無法確定萊拉和克莉絲朵是因為她們的基因，才對童年居住的社區產生不同反應，那麼我們瞭解大眾在現代社會中的結果（更不用提預測結果）的能力，就依然有限。誰「贏」不僅僅是某人攜帶哪些基因或經歷哪些環境的問題，而是這兩項因子的獨特組合。不過，就像我父親會下注正序連贏、而非直接投注一樣，想要正確瞭解GE交互作用是很困難的，需要適當評估基因輸入以及環境輸入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