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科學家不宜治國？

如果你傾聽科學家私底下的隨興閒聊，會聽到一些八卦消息，例如某人將搬遷到某處去的傳聞、及大嘆研究經費取得不易等等。但換個場合，他們會聲稱科學的理性，並且照例表示反對政客，有時還會對於有點「軟性」的藝術和人文話題，表現出不屑的態度。他們認為只要把科學的理性思維應用於治國，全世界的問題和爭議或許就此一掃而空了。

這些言談可視為科學家自私的兄弟情，我們在此先不談。其他有大半的談話內容，透露出原始而有瑕疵的世界觀，一種把文化與政治系統橫切的謬誤見解。然而我們不確定柏拉圖是否會同意由這些庸俗的科學家來擔任哲學家皇帝，這是些現代的論調，在某種程度上已顯現出，柏拉圖對所謂理性的天真信仰。

現代科學是西歐一項成功的社會發明，而且這項成功著實令人不可思議；它是能有效獲取世界上各種可靠知識，並用來改造世界的大事業。居於這樁事業核心的是：對大自然和我們關心的現象，做仔細的觀察。例如科學家會去探尋使泰爾紫呈現顏色的分子，或是探究如何修改這個分子，以達到更鮮亮的紫色或藍色。

在科學家的世界，複雜的事物都經過分解而簡化。這和把事物數學化的過程一樣，也就是所謂的分析（當然不是指化學上的）。無論是在發現或創造的過程中，科學家通常會先設定研究範圍，以便從中獲得複雜和令人驚訝的結果。而且無疑的，在這種範圍裡，分析法是可行的。科學家從分析當中獲得「泰爾紫中所含的染料，有特定結構」的解答，所以「被關起來的貓熊繁殖能力受限」也必有原因。

科學家承認，能觀察到的因素或作用，或許是由好多個因素造成的；但是不管這些因素有多複雜，總有受過完善訓練的聰明科學家能把它分析、解開；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再以全世界共通的語言（不流利的英語）相互交換訊息。

讓我們把這個小心構築的科學家世界，和情緒上偶然的實際表現，或人類的風俗習慣互做對比。試問，年輕人的竊盜習慣可有唯一的原因？為什麼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或在前南斯拉夫，會出現手足相殘的情形？浪漫的愛情可有什麼邏輯？我們是否應有分秒不差的行動時程表？

我們發現，外面的世界有許多事物很難用簡化的（或甚至是複雜的）科學分析來處理。這個世界、我們的生活，事實上都傾向於透過倫理與道德的辯論，來取得正義與同情。清楚陳述問題的癥結、變通辦法和後果是有用的，就像在有時漫無目標的爭論中，會出現道德立場的對話，而人們可以藉此痛快吐露真言。正是這種宣洩，使參與式民主政治得以運作。科學家宣稱任何問題都有合理的解答；但事實上，個人和社會的問題並不能用科學家主張的方式解決。

在我的經驗裡，科學家多傾向於凡事應有和平理性的主張。因為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上，仔細分析的方式行得通；而且他們對我們生存的世界充滿的複雜性，感到迷惑甚至傷心，所以他們天真的追求一種夢想，相信人類的紊亂情感和所有行動，都是受某些理性原則監控，而這些原則仍有待發現。

令人好奇的是，想必會遭科學排擠的宗教，竟然也提出類似的（但讓我很不滿意的）世界觀。科學家傾向用黑與白來看待這世界，希望那些在真實生活裡無時無刻不闖入我們意識中的灰色地帶，消失不見。而且，只要真實世界裡的實行者和製造者（其中最糟的那些，我們稱為政客），肯聽從我們的想法，這個世界就會朝正途發展。

不過，邇來我們已親眼目睹一個支持科學家或技術官僚來經營世界的夢想破滅了，那就是「馬克思主義」。不管它征服的是哪種文化（蘇俄、中國或古巴），馬克思主義不僅證明了它在經濟上行不通，也證明了它會導致無盡的腐敗貪婪，證明它已誘使公正社會的基礎核心墮落。

科學家並不喜歡聽到這種論調，但是馬克思主義確實是「科學」的社會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擬出了一種信仰，這種信仰預言了某種社會科學的到臨。他們的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將無止境的進步與發展」的神話為動力，而由人類以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來改造社會，鑄造夢幻國度。

這麼說來，要是科學家不去治理這個世界，那該立身何處呢？就我看來，科學家最好不要從政，但是仍然致力與聞政治。如此，他們就會受到激發，發出理性之聲，對大眾提出睿智的忠告，並對日漸不合理的做法施以反擊。他們的能力恰好能扮演好這種角色。但是若由科學家掌權，我認為科學家那種以為只有自己才具備理性的傲慢態度，很可能導致他們不自覺的逾越分際。

我曉得我把實際的情形誇大了。其實，如果要說科學家有什麼不對，應該是他們對於政治參與得不夠。一旦他們走入政治舞台，也許並不比其他從事政治的人好到哪裡，但也壞不到哪裡。舉例來說，法國有科學家和工程師從政的傳統，例如從拉札爾．卡諾（Lazare Carnot）和他的孫子沙第．卡諾（Sadi Carnot，熱力學第二定律創始人）一直到我的博士後研究生德瓦蓋（Alain Devaquet，曾任法國教育部長）。再說，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的缺點或成就，也不該歸因於她的化學學士學位。

摘自《大師說化學》

數位編輯整理：陳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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