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這一場大病，把我推到生命的面前，一次次的質問，脫去這些虛名與成就，人生還剩下些什麼？
在濾泡性淋巴癌的病房裡，在生死大惑的拷問之下，
在職場上叱吒風雲的李開復，這才返身看見過去種種錯失。
他重新檢視過去深信不疑的價值信念，這才發現，原來癌症只是身體的訊號，生命還有許多深刻的領域未曾觸及。親人、朋友之愛，無所為而為的處世、待人之道、健康之道……。
新的領悟，於是一一開啟。
以下為李開復新書《我修的死亡學分》書摘－如果生命只剩100天
在我尋求康復時，竟然在登山步道上與「父親偶遇」，這個不可思議的巧合，讓近年來發生在我身上的許多事件，彷彿都有了奇妙的因果聯繫。
中國人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我不僅毀傷、糟蹋了，還讓自己險些丟了性命。每次站在父親靈前，總有歷劫歸來、大難不死的慶幸與懺悔。
發現腹部有二十多顆腫瘤時，我就像被正式宣判死刑一樣。先前還期待能夠僥倖逃過厄運，一下子全部落空了，擺在眼前的，冷森森的就是死期將至，我可能只剩一百天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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