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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相信自己的政治立場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根據《善惡》所引用的心理實驗,事實可能恰好相反。研究顯示,我們的政治信念其實非常容易被操弄與扭曲,甚至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完全相反的立場辯護...
皮徹鎮的礦業繁榮最終將小鎮毒害成鬼城,河內老鼠大屠殺也因錯誤誘因讓問題惡化。《達爾文陷阱》寫下這些故事正揭示了人類短視行為帶來的代價,提醒我們必須重新調整價值與制度,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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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希望能用科技來解決這些問題,覺得當歐洲、美國或中國開發新科技之後,就能移轉到開發中國家使用,推動當地經濟成長。國際貿易與全球化也是推動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為開發中國家運用先進科技生產的產品,之後就能銷往國際。然而,開發中國家究竟是否真能從技術的發展中獲益?又是如何獲益?情況通常不如想像的那麼簡單...
人類對網路與社群媒體充滿歡欣與期待,認為這些工具具有推動民主化的巨大潛力。如今,已經有人開始抱持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為數位工具從本質而言就是反民主。例如歷史學者哈拉瑞就說:「科技有利於暴政。」然而,數位科技既不支持民主,也不反對民主。AI技術的發展也不必然要配合政府監控媒體、審查資訊、壓迫公民的需求,這一切取決於對科技發展方向所做的選擇。
技術對人性的試煉,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主題。我們不否認技術帶來的好處:解放了人類,讓生活充實,但科技的進步是否是人面對無意義生命的反抗?技術的意義為何?即使我們都知道最終將徒勞無功,結局仍是荒謬?
中國政府一直在推動一種新的二戰集體記憶,藉此讓中國能夠更合理的在國際秩序中扮演現在的角色。許多分析中國行為的研究,都著重於中國是否遵守各種國際規範,或者這個大國的作風是否符合修正主義。中國顯然想在全世界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一種方法是利用物質、軍事、經濟手段,另一種則是靠說詞。
1980年代以前,中國學術界大多都把抗戰說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這種趨勢在之後的三十年開始改變,他們開始承認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重要角色。這種修正主義觀點為抗戰的軍事史提出了新框架...
1982年成立至今,臺中榮民總醫院的燈火沒有熄滅過,就像是始終屹立的燈塔,守護著中部民眾的健康。中榮勇於承擔救治「急症、重症、難症、罕見疾病」病人的責任,積極發展尖端醫療、再生醫療,提升醫療技術與品質,並且整合跨科別團隊,編織成一張綿密的醫療網,盡力接住每位與病痛對抗的病人。
外國人提及中國的集體記憶,通常都會想到文化大革命、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這類歷史事件;但其實中國過去幾十年開始愈來愈在乎另一段歷史:二戰的歷史,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抗戰。長期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芮納.米德教授指出:中國回憶抗戰歷史,與民族主義認同和它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密切相關,並改變了中國內部的政治文化。
洪蘭分享,《等閒識得東風面》頗有獲得新知的愉悅感,「因為我從來沒有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亞當史密斯《國富論》的經濟思想聯在一起,看到兩者對社會和教育的看法是殊途同歸,好似打開一扇毛玻璃的窗,原來窗外別有洞天,很是欣喜。」
現代西方思想重視利益,主張追求自己的財富和權利。我國儒家思想重視倫理,強調做人的責任和義務。唯有讓倫理在利益前面,責任在權利前面,世界才會有和平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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