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當我出生的時候,祖母曾經預估我有兩種可能的未來運程:不是像黃金般光芒耀眼,就是像破銅爛鐵般不惹人注目。似乎祖母早有遠見,看出小嬰兒與生俱來的藝術家氣質。然而父母卻只希望我會成為一名紮紮實實的中華男兒,「靖華」這固名字便帶著他們的無限期許。
至於在一九三八年的我,眼前要應付的則是國文老師交代下來的功課:寫一篇「我的志願」。當然,一般八歲小孩都以名或利為有形及無形生命的終極目標,因此很自然的我選擇了要揚名四海。當時,中國英雄都是空軍,報章上經常報導他們忠心愛國、英勇無私的行徑。那時我也想加入空軍行列!
今天,我的孩子大概無法想像他們行動不怎麼敏捷、鼻樑上架著金邊眼鏡的父親曾經懷抱成為飛行戰士的雄心!然而兩年後,我被地質探險家的冒險故事迷住了,史考克(Scott)、南森(Nansen)和赫汀(Hedin)等人成為我的新英雄。於是我轉而想成為探險家──就像這本書中所記述一樣。
■「少年靖華的煩惱」
踏入中學階段,接觸到物理學之後,我的野心又包括了成為偉大的科學家,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看齊。但在追逐諾貝爾獎路上的唯一障礙居然是我的父親:他希望我讀地質學。父親經常強調,兒女在選擇職業上有絕對自主權。也許最後我們真的擁有這種自主權,可是我也記得當姐姐麗霞告訴父親,說她想從化學系轉念英國文學時,父親是如何的震怒。麗霞姐有勇氣拒絕成為另一位居禮夫人,坦承對諾貝爾獎沒興趣,不怕父親失望;我卻不敢告訴父親我不想研究地質,因為我很想問鼎諾貝爾獎,這就是「少年靖華的煩惱」了。
後來,父親為了安撫我,告訴我可以在研究院時改念物理。一九四八年我到美國俄亥俄州念書時,確實可以這樣做,但在當時,念物理是拿不到獎學金的。眼看著諾貝爾獎與我漸離漸遠,差一點便自殺了。
慢慢我變得較為成熟了,整個過程為時約三年。那時我二十一歲,拿了兩個地質學的學位,看清楚了──就像我最喜愛的作家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所言──成為偉大人物也沒有多了不起。我再也不惦記諾貝爾獎這回事,並且交了一大堆朋友、完成學業、找到工作、結婚,從此快快樂樂的過日子。
諾貝爾獎之夢沒有被父母打碎的許多人,可能反而沒有如此幸運。他們不擇手段,只顧自己力爭上游,變得自私、急功近利、虛偽,甚至會從別人的研究提案中剽竊構想,或者闖進同行研究者的辦公室內,偷看還未發表的實驗數據等等。
■大夢初覺的快樂
一九七○年八月,當我參與「格洛瑪‧挑戰者號」(Glomar Challenger)地中海鑽探之旅時,有一天在船上圖書室內找到由諾貝爾得獎人華森(James Watson)所寫的「雙螺旋鍊」(The Double Helix),書中介紹了發現去氧核糖核酸(DNA,deoxyribonuclein acid)結構的故事。突然之間,我醒悟到,如果當初執迷於童年夢想,我是多麼可能也會變成一個驕傲狂妄的自大狂。在圖書室內我也找到一本梅納德(W.W. Menard)的「探險剖析」(Anatomy of an Expedition)。
本書語調輕鬆,經常談論到地球物理學家之間的溫暖情誼。這些描述在在使我覺得,父親堅持要我走上地質這一行,終究還是件很不錯的事。名與利只適合那些始終沒有超越八歲稚齡心智的人罷哩!對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而言,愛、友情、犧牲以及責任感會替生命帶來更多更高的意義。在那一剎那間,我決定了要寫這本書。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將那種大夢初覺的感受,傳達給其他人。
「古海荒漠」是我生平所寫的第一本書。當我跟露芙(Ruth)──我的第一任妻子在一起時,我便想過要寫一本書。她跟著我跑到美國德州休士頓工作,長久以來都想回返家鄉。我很能夠理解她的想法:瑞士確實是個很美的國家。當時我也以為,寫書會讓我大大出名。
可是不幸的,露芙在一九六四年間去世,我把她的骨灰帶回瑞士安葬。往後,我真的變得有名了,也寫了書,作為對她的紀念,收益全部捐贈「露芙‧許基金會」,以幫助一些需要濟助的小孩。這些事件的先後順序好像都錯亂掉了。但我知道,人生多的是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境況。
「古海荒海」的初稿是用隨手找到的鉛筆在計算本子上寫下來的,泰半是當我坐在鑽探船艙內,等待機器把岩心從海底挖上來的時候。我往往進入忘我狀態,對周遭工具和機械發出的劈嚦啪啦響聲充耳不聞;對海浪的鹽味和機油味道渾然不覺;連船上某些粗魯的人員抱怨工作辛苦也沒聽進去。惟一能打斷我寫作的是工作人員大喊「岩心上來囉!」的時候。
基本上我的野心並不太大,寫作風格也採取平實的美國新聞報導手法。最主要的心願,在於把海上生活寫實地記錄下來。但是如果讀者由此學到一些地質學知識、做科學的方法,或者是有關地中海滄桑變幻的經過的話,都可算作一種額外收穫。
■科普書籍的崎嶇路
航行完成後,我的書也差不多寫好了。回家後,我寫信給好幾家出版科學刊物的出版社,徵詢出版這本書的意願。可是,他們的答案都是簡短的「不」。他們只願意出版科學教材或學術論文,對我所提供的題材並沒有興趣。我再寫信給費里曼(Freeman),他是我的好朋友,做的正是出版行業,曾經跟我邀過稿。
費里曼態度很友善,也很喜歡我的稿子。可是他告訴我:「你的書很難找到市場。」他說,許多文學類、非文學類圖書、教科書、學術論文等都有市場,但涉及科學描述的書就不成了,連「雙螺旋鍊」的出版社也不過剛好收支平衡而已。費里曼那時剛離婚不久,經濟狀況不容許他冒太大風險,因此不敢出版像我所寫的反傳統書籍。
不過,在我的文章「當地中海乾涸時」出現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號的「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月刊上之後,某家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寫信問我,能不能就同一題材寫書。我回覆他們說「當然可以。」隨即把最初七章重新修訂,打好字寄給他們。
接到稿子之後,出版社立刻熱心進行編輯工作,我也在一九七三年的復活節假期中拚命工作,把整本書修訂完畢。但不久那位總編先生換了工作,跑到佛羅里達,丟下一切不理。繼任者在那年九月寫信給我說:「儘管我們覺得許教授大作的題材很有趣,而且稿子寫得很是引人入勝,可是我們被迫作成決定:許教授的書並不適合由敝公司出版。」
■鍥而不捨峰回路轉
我還是不願就此放棄。我寫信給另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布烈斯(Peter Briggs)。他是個自由作家,曾經寫過一本關於深海鑽探計畫的書。布烈斯很願意幫我的忙,可是到了一九七四年夏天,他也不得不老實告訴我,他找不到有意願的出版商,因為他們都覺得對普羅大眾而言,這種題材很難引起多大共鳴。
完成了第二次地中海之旅後,德國的一名電視節目製作人馮狄佛斯(Hoimar von Ditfurth)跑來找我。他計畫拍攝一個關於地中海乾化過程的節目,想跟我拿故事綱要,好著手寫劇本。我把書摘寄出,他們把它翻成德文並且刊登出來。差不多同一時候,我碰到勒皮雄(Xavier Le Pichon)。
其時我們被邀到以色列的海化(Haifa),在當地新近落成的海洋研究所啟用典禮上擔任引言人。勒皮雄告訴我他是一系列科普書籍的主編,系列所要介紹的,正是海洋學家以及他們的研究工作。我告訴他躺在櫃子裡已很久的「古海荒海」,他立刻想要來看看。後來,他的出版公司希望替我的書出法文版。合約簽好,稿子也翻出來,我甚至自掏腰包,出錢出力的取得書中插圖的版權。可是再一次的,書沒有印出來──因為出版社突然宣布破產。
■「古海荒漠」終遇伯樂
直到一九八○年十二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U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的泰納(Ed Tenner)寫信給我,要我替他寫書。由於PUP是我最喜愛的出版社之一,我實在沒法拒絕他的請求,雖然這時我早已答應了六、七家出版社,要替他們寫各種題材兼且語言不一的書。一九八一年一月他來找我,親眼看到我實在忙得透不過氣來,大為失望。為了緩和他的失望,我從檔案櫃中抽出「古海荒漠」的稿子交給他。他老大不願的把它帶回普林斯頓,然後我便再沒聽到任何消息了──直到聖誕節前後,他突然把出版合約寄給我!
有趣的是,跟所有出版商的想法相反,大眾對「古海荒海」的題材很有興趣,反應良好。莫里森(Phil Morrison)在「科學美國人」內寫了一篇書評,並在一九八四年製作了長達一小時的電視節目,談論地中海曾是沙漠的發現經過,在全美的公共電視頻道上播出。至於書的銷售,更是遠遠超出PUP的預估,繼精裝本之後,再出版了平裝本,「古海荒海」並被翻譯成德文、義大利文及日本等版本。
■沙漠中的綠洲
我把出版「古海荒漠」的痛苦過程詳細寫出,只不過是想指出做為創意作家、特別是科普作家的困難。我很高興「古海荒海」中文版也面世了。今天,「古海荒海」已被列入成功及暢銷書之林。可是,這本書終於之所以能夠出版,只不過是由於我已成為一位成功的科學家。出版商都只想出版那些「穩賺」的書籍,連PUP當初也曾經猶疑不決,最後姑且以賭博的心態來出版「古海荒漠」,期待以後能出版我的學術專書,因為學術書是穩賺不賠的。
事實上,美國國家科學院經常擔心科學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為了科學與大眾之間缺乏溝通而覺遺憾。然而那些朝這個方向努力的人卻往往沒有獲得太多鼓勵或實質上的報酬。在「古海荒漠」之後我寫了另一本科普書籍──「大滅絕」(The Great Dying,中文版由天下文化於一九九二年出版)。這也是本很成功的書,可是我的同行已開始責怪我,說我不應沉迷於「媒體科學」上。於是,我覺得自己已經完成使命,並打算從此不再從事非專業的寫作了。
事實上,當我寫下「古海荒海」的第一行之後,便已算達成個人的目標。我要傳達的訊息是:「我們這些科學家全都是些實實在在的人,也許我們並不算是怎麼重要的人物;但我們是個快樂的、偶而爭論不休的大家庭,我們遠離現實瘋狂的世界,好像活在大沙漠內的小小綠洲之中般。」
這大概也是所有志不在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共有的感覺吧!
英文版序
碧波萬頃的地中海竟曾一度成為白茫茫的荒漠!這個轟動一時的大消息,在當時的報刊上所占據的版面,遠超過那些雖然更為重大、但卻沒有如此聳人聽聞的科學成就。掀開這一科學事件的帷幕是在一九七○年。那時候,我和雷恩(Bill Ryan)同為「深海鑽探計畫」(DSDP, Deep Sea Drilling Project)地中海鑽探航次的共同計畫主持人。
我們手止有一個由古生物學家和沈積學家組成的科學班底,各自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顯現才學,提出了無比寶貴的見解;還有一個兢兢業業的鑽井隊,堪稱鑽探作業的中堅──他們都是這個重大科學發現的功臣。
當然,我們的大發現特別須歸功於那些促成鑽探船「格洛瑪‧挑戰者號」地中海之行的機構和人士,他們是:本航次的計畫者──「聯合海洋機構地球深部採集計畫」(JOIDES, Joint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s Deep Earth Sampling)、本航次的執行者──「深海鑽探計畫」、該計畫的倡導者──「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該計畫的資助者──美國國會。
此外,我們也不能忘記前「美國百科學會」(American Miscellaneous Society)那些才華橫溢的先驅者,正是他們提出了鑽探深海的構想,才有今日的成果。
■「格洛瑪‧挑戰者」的戰役
一些德文的報導把「鑽探航次」一詞翻譯成「鑽探戰役」(Bohrungskampagne)。確實,用「戰役」也許比用「航次」來得更貼切。那時,我們確實不是到海上去做一次普通的航行,而是去向大自然挑戰,而且結果險些一敗塗地。
在六個星期的戰鬥中,我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有人曾感慨地用「遍嘗苦果,歷盡艱辛」來總結我們當時的處境。我們有一部分作業紀錄簡直像是一部災難史,至今讀來仍令人不寒而慄。我們曾多次因為遇到堅硬的岩層而無法鑽到目的層,不過,終能否極泰來。大自然儘管莫測高深,畢竟還是掩藏不住它的祕密;地中海的千古之謎終於被我們揭開了!
我們「格洛瑪‧挑戰者號」上的六十九個人,在海上漂泊了整整兩個月。雖然每個人的生活經歷各異,但卻殊途同歸,都在為這項偉大的科學事業奉獻自己。我們之中有鑽工、水手、作業經理、船長和航海技師。大家從事的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每個人都為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覺得自豪;
然而,每個人也都沒有想過要索取任何額外的報償。我們這些隨船科學家,專門負責地質訊息的解讀,工作起來常常廢寢忘食,火氣很大,因此分歧、妥協、抱怨和誤會在所難免,但有時也不乏幽默感的滋潤。我在「戰役」的白熱化階段,躲進船上的操控室裡草草寫下了這本書的初稿,記下了我們的喜怒哀樂和甘苦。
其實,我的感受與身臨第一線的鑽工們相比,簡直微不足道。而從那時起,我才漸漸學會在平淡無奇的日子裡領略他們的生活智慧。
看來,那時的困頓並非總是使我們心有餘悸,實際上,「格洛瑪‧挑戰者號」上的生活留給我的,主要還是親切的回憶。現在想來,我們當時都很通情達理,但有時也頗意氣用事,儼然是生活在一片狹小的、遠離塵囂的綠洲上的一個吵吵嚷嚷卻也和樂融融的大家庭。
在這本書裡難免會出現一些專業術語,筆者儘量在它們首次出現時,在不破壞敘述連貫性的前提下稍加解釋。原稿的修改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科學編輯泰納的鼓勵下完成的。筆者感謝勒皮雄的指點和哈騰多夫(Carolina Hartendorf)的協助。
在本書的出版過程中,承蒙林哈特(Olivier Leenhardt)、撒普(Marie Tharpe)、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美國地質學會(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深海鑽探計畫」等個人以及組織,慨然允諾複製圖片,格伯爾(Urs Gerber)和烏爾(Albert Uhr)代為照相和製圖,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筆者謹向雷恩致以崇高的敬意,並願借此書來紀念我們在海上建立起來的深厚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