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島國思維

陳加昌
新加坡金禧年，二○一五年八月九日

建國總理李光耀從政一甲子，六十年。他的生平事略與功過說不盡也寫不完。他不是神，是人。他留給國人的不算「十全十美」。

我這本書的新加坡版原書名是《我所知道的李光耀》。我用簡單十個字描繪他：「深受尊重，也深具爭議性」——這個人就是要永遠帶領新加坡走在人家前頭的建國總理李光耀。

深受尊重，因為雖然過失不算少，他在政權鞏固後，雖霸氣，還能按照體制，通過採納在他及他的內閣看來對國家最有利的政策，使得面積不過七一八平方公里的新加坡島國，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典範。

深具爭議性，不但由於他的專制治國手法，也由於新加坡在經濟開發上的成就，常被他驕傲地用來與一些國家進行對比。

執政初期，他訪問鄰國回來，在機場一開口就說：「回到新加坡的感覺多麼美好，只有訪問過其他國家的新加坡公民，才會知道自己國家的條件多麼優越。」

很多年後，隨著年齡成長，他改變了許多，轉為厚重，更為世故、成熟。

很早之前，我就打算寫一本關於李光耀的書。二○一一年十月，我出版了《越南——我在現場》一書後，二○一三年開始寫本書。有朋友知道了很驚訝：「什麼？你要寫他，不要做傻瓜，你不怕？」也有朋友說我是神經病，就是要寫也得再等些日子。我回答朋友，我要寫就現在寫，出版後要送一本給我認識六十年的李先生指教和紀念。遺憾的是，現在已經來不及，李先生已經辭世了。這本書雖然延擱出版，內容並不修動。

朋友會有這樣的反應，或許是因為幾十年來，李先生自在野時期到上台執政，在公眾面前的言論和態度，給人種下深刻的印象，在這方面，負面印象似乎多過正面，直到蓋棺後，他才有定論，扭轉了回來。

當有人知道我要寫這一本書時，反應是極端不同的。一類想法是，你會把李光耀領導國家的政績、國際聲望，像捧神一樣捧上天。還有一類，就是猜測你會寫他「暴君」作風、獨裁專制治國方式。

我不曾學習用電腦寫稿。這本書二十餘萬字，是我一格一字爬格子式寫出來的，總共花了兩年數個月的時間。我半世紀來工作時留下的資料、筆記和珍貴照片幫了很大忙，是我現成的草稿。

本書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談李光耀自英國學成歸國，不久從政，一路走來雖然遇有阻礙，卻是驚而不險，這原本是任何一名政治人物應有的擔當。不過，李光耀卻有他過人的政治智慧與毅力。我敘述這些，像是老調重彈新加坡建國故事。但這不是故事，這是一名和李光耀有近距離接觸的新聞記者在動盪歲月中見證李光耀的崛起、搞政治鬥爭、為獨立奮鬥、獻身建國大業而書寫的真實歷史記錄。

生活在這區域的人應記得，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美國捲入越南戰爭。戰火很快蔓延整個中南半島，像是法屬印支時代的歷史重演。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僅僅兩年便脫離，宣布獨立建國。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新加坡建國不到兩個月，鄰國印尼共產黨發動了一場翻天覆地、慘重、慘痛及流血的政變。政變流產，估計有近五十萬人被殺害，也牽連到開國元勳，專制獨裁的終生總統蘇卡諾被軍人逼退，黯然下台。

一連串的激盪，嚴重影響到本區域的地緣政治，使得原有的面貌和格局發生一百八十度急轉。

回望新加坡這個小島，建國不易。獨立之初，首先得面對的三大問題：敏感驚險的種族問題、國防力量薄弱、經濟停滯不前。這些問題威脅到國家的生存。

到了一九七○年代，國防鞏固了，經濟建設欣欣向榮，新加坡躍上亞洲四小龍地位。民生安定，種族和諧，政府重整信心，才開始奠定立國的基礎。

建國之初的國際形勢，冷戰加劇，影響到本地區政局紛紛攘攘，卻也給新加坡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時空環境。建國第一代團隊在李光耀的帶領下善用良機，創造出半個世紀後欣欣向榮的經濟奇蹟，把新加坡拚上第一世界之列。當然，也不能忽略這期間的國人，在履行國民義務的同時也付出各種代價。

本書的第二部分，談李光耀的「海峽兩岸情」。

我執筆之初有一些猶豫，這裡敘述的事情曾經是過去年代認為極端敏感和秘密的。它涉及的內容有兩岸三地間蜜月期和不愉快的事。

閱讀本書時，讀者若回到當年時空背景或走進時間隧道，會很難相信許多發生過的往事，是我們當年難以想像和不敢相信的——即使到現在已是半世紀舊事了，還是難以置信。我在想，我現在寫出來，為的是什麼？

我生長在動盪的大時代，我經過日本統治大時代，回歸英國殖民地、加入馬來西亞時代。最後沒幾年，又還原為新加坡。

半個多世紀來，我有著許多記者未曾有過的機會，在風雲變幻的本地區巡迴現場採訪，見證歷史劇變。今天，我已步入晚年，還勉強能動筆，若現在不將我所見、我所聞及我所經歷的歷史事件寫下，我就是白做了半個世紀的新聞記者了。而且，我並不是普通的地方記者，若不書寫歷史，算是枉生在這個時代。

我所書寫的不是揭露秘密或暴露內幕，它是歷史過程的事實記錄，不是「深喉嚨」。認真來說，是「遲來的真實報導」，不是明日黃花般的歷史。

我希望讀者不要用文學的眼光讀這本書，它不是一般文學著作，不做任何文學加工。

常聽說「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雖然新加坡已度過沒有虛度的半百，其現代建國史尚屬淺短，仍需後人記錄。而這本書出自一個從未參加任何政黨、不屬任何利益團體（僅是新聞職業團體）、始終保持新聞記者身分的退休老記者之手，對新加坡建國史來說，是不乏其重要意義的。

最後，借用李顯龍總理的話：

「對我國歷史和過去發生的事情進行討論並沒有問題，人們可以撰寫回憶錄和自由地研究歷史。人們可以對歷史提出修正，另一些人可提出反駁，這是正常的學術討論。」（新加坡國立大學協會演講系列，二○一四年十月三日）。

摘自《超越島國思維》

遲來的真實報導

邱進益

人們一提起新加坡，必定會提到李光耀。新加坡與李光耀雖不能畫成等號，但若無李光耀，大概新加坡亦不會有今天的繁榮與富足，這個結論，相信世人都會同意的。

李光耀年輕時成長於日本統治新加坡以迄戰後新加坡做為英國自治領時期，由於立志從政，因而後來有一連串的組黨、參選、聯左反左等政治活動，終致於一九五九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領總理，展顯他領袖群倫，勇於任事的風範與氣質。嗣後又勸服馬來亞首相東姑拉曼聯合向英國爭取，同意馬來亞、新加坡、砂勞越、沙巴、汶萊等合併成為「馬來西亞」（汶萊後未加入）。之後，新馬分家，新加坡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宣布成立「新加坡共和國」，走上自己艱辛的國家之路。

誠如本書作者所言，獨立之初必須面對威脅國家生存的三大問題：敏感驚險的種族問題，國防力量的薄弱與經濟停滯不前。李首先以鐵腕手段，嚴峻立法，以阻止種族衝突，然後用政治分贓，權力分配等方法，引進消弭種族衝突的集選區制度，再用組屋、公積金制度等民生法案，加強種族融合。在國防上，幾經波折後，得到中華民國台灣的奧援，使其三軍改頭換面，再採取等距平衡的外交政策，使其不致得罪周邊任何國家，以保其安全。經濟上，則以開放手段，便利措施、服務到位、菁英政策，以及定位新加坡為全亞洲的金融、商貿、運輸、觀光、服務中心，以與各界連繫，引資、引才，而發展有今日的成果。當然這些成就是全新加坡人努力的結果，但無可諱言的，獨立後至今五十年的經濟成長與繁榮，李光耀的卓越領導與高瞻遠矚應居首功。

我結識李光耀先生最早在一九八三年，我擔任外交部禮賓司長時期，由於李幾乎每年訪台一兩次，我都有參與接待的機會，我亦曾碰到本書作者所談到的「室內恆溫」與「啤酒恆溫」的問題。之後我方為了要在新加坡順利舉行「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我曾先後奉命兩度密赴星城與李資政會面兩次。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出任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的代表，為期兩年半左右任內，我先後與他會面不下十餘次，特別是他每次到大陸訪問後，約我單獨見面，詳告並且分析與大陸各領導人會面的細節，並向我方提出若干善意與寶貴的建議。李對我可謂亦師亦友，使我個人獲益良多，他對中華民國的感情，可謂表露無遺，我每次與他見面都有深切的感動與感謝。

近距離觀察李光耀，我滿同意本書作者的觀點：李光耀傑出可怕，心高氣傲，很有心機，有一口難以應付的辯才，是一個冷靜而有智慧的律師與政治家。李光耀是一個百分之百為新加坡而生，為新加坡而死的人。新加坡的利益永遠是他的第一考慮，他對新加坡的眷戀與熱愛，借用美國學者杭亭頓的話，如果有人詆毀新加坡，他一定從墳墓裡跳出來維護。我個人認為，半世紀以來能贏得世界各國尊敬或推崇的華人政治人物，恐怕只有大陸的鄧小平與新加坡的李光耀。鄧是藉著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實力，而獲致尊敬。而李光耀則是憑其個人的知識、智慧，遠見與治國經驗而贏得世人的尊敬。

本書作者陳加昌先生是一位資深的記者，其一生經歷過的採訪生涯極為豐富。我雖然曾任我國駐新加坡代表，但可惜緣悭一面，未曾領教。今以新書在台委託天下文化出版，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老友，以我與新加坡及李光耀的深厚關係，盼我為新書寫序推薦，我樂為之。

本書共有二十二萬字，二十二章。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在寫李光耀與新加坡建國；第二部分在寫李光耀的兩岸情。第一部分最值得閱讀的是新加坡建國過程，種種艱苦心酸的描述；第二部分最寶貴的敘述在李光耀與經國先生的惺惺相惜之情；台星之間最初的密切合作祕辛，以及李訪大陸與鄧小平訪星等種種細節，凡此均為台灣地區讀者有興趣閱讀的部分。當然本書篇幅與章節似嫌堆砌，好在作者事先申明：「我希望讀者不要用文學的眼光來讀這本書，它不是一般文學著作，不做任何文學加工。它是歷史過程的事實紀錄，是『遲來的真實報導』」。如何體會，存諸讀者一心。是為序。

（本文作者為前駐新加坡全權代表、前海基會祕書長）

摘自《超越島國思維》推薦序

陳加昌，
新加坡第一位戰地記者。在李光耀踏入政壇前便與其相識，是最早近距離接觸、採訪和報導李光耀的記者之一。

陳加昌從事新聞工作半世紀，奔走於區域政壇間，除了以記者的身份記錄新加坡動盪歲月外，亦深入越南採訪戰地新聞，採訪過萬隆會議、新馬分家、新加坡獨立、學潮暴動、福利巴士工潮暴亂、種族暴動及重大區域外交事件等新聞。

1931年 新加坡出生
1950年 韓戰爆發，加入《中興日報》。曾任《益世報》及吉隆坡《中國報》記者。
1953年 重返《中興日報》，出任採訪主任。
1955年 加入《泛亞通訊社》，先後任駐越南特派員，星馬區及東南亞區主任。
1973年 創立《泛亞社》日本文政經新聞社。
1985年 創辦日文《泛亞時報》雙日刊。
1989-1996年 曾任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報集團新聞獎評審委員。

著有《越南：麻煩的鄰居》、《柬埔寨：預言的祭品》、《學日本、看日本：日本第一的虛虛實實》、《越南，我在現場》、《越戰機密檔》。譯有《新加坡淪陷三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