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社會及新聞發展半世紀的巨變中,張作錦無疑是在第一線征戰的重量級新聞人。他幼年從大陸流亡至台灣、歷經當兵、失學等橫逆,平生最大心願就是上學念書。廿八歲考進大學,教育部卻以高中畢業證書問題,著學校勒令退學。
經奔走請願說明後,教育部最後「判決」:「姑念該生向學心切,著記兩大過留校察看」,終得如願讀完大學,拿到平生第一張畢業文憑。
爾後進入新聞界,張作錦以新聞記者為終身職志,從地方記者做起,歷任《聯合報》總編輯、社長、《聯合晚報》副董事長等職位,帶給台灣報業近半甲子的深遠影響。
透過他一生的回憶記事與精選一百三十餘張珍貴圖片,讀者可感受大時代下的感人勵志故事,更可一同回顧戰後從戒嚴走向民主的過程中,台灣政經、文化重要推手如許倬雲、胡佛、陶百川、沈君山、孫震、王惕吾、高希均、楊國樞、李亦園、王建煊、龍應台等人的身影與軼事,感受台灣半世紀以來的動盪與變遷。
感動推薦
「我的求學路,兩個字:坎坷」,作者在回憶錄中總結。
「他的得獎路,兩個字:當然」,這是我的觀察。
張作錦先生在這個大變局中,能從「逃兵」變成「報人」,正是奮鬥的典範。回首半世紀的人生,作老真是:一無所懼,走向新聞;一本初心,滿載而歸。教育部及他的母校政大早應從「姑念該生向學心切」改為「感念該生成就非凡」。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有些人的文章和他的為人不太一樣,但作老卻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作老是一個上下內外看他都是一樣的人,也是文章和人品都是一樣的人。
作老是一個很大的形體,但是他不重,因為你不必去抬他、捧他;而且他雖然大,卻不會擋住任何人,任何人的光和熱都能從他的身上反射出來,而且更加放大。
我們都是在作老的「肩膀上」作事情,而不是在他的「手下」作事。
──黃年,聯合報副董事長
序一/ 從「姑念該生」到「感念該生」——高希均
序二/道德文章 張作錦的三座錦標 ——黃年
致謝/朋友撐起這本書
第一部/流亡三部曲
第二部/文武兩大學
第三部/在聯合報 從實習記者到總編輯
第四部/辦報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第五部/中壢事件.退報運動.兩蔣日記.蘇聯特務在台灣
第六部/紐約.香港.大陸
第七部/報紙的養分在「學術」和「文化」
第八部/政治的「參悟」,媒體的「理解」
第九部/星雲獎‧總統文化獎‧景星勳章
第十部/服務四十年,老兵解甲
第十一部/三個媽媽誰是娘?
第十二部/附錄
跋/那個挨打的小小兵,四月四日生 ——沈珮君
一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
沈珮君,《姑念該生》主編、聯合報顧問
一個十七歲的小小兵,吃不飽,瘦到連槍都舉不起來;他被打到受不了,作了逃兵。小逃兵走投無路,餓得在街頭撿東西吃,成了遊民。好不容易做了小工,有吃有住了,但不堪被當傭人,最後仍回到軍隊作小兵……這個小小兵沒有自暴自棄,後來以二十八歲高齡考上第一志願,政大新聞系。但災難還沒結束,他大二時被指高中學歷有問題,教育部勒令退學,最後留校察看。
這個小小兵,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魯蛇」。誰也想不到當年的魯蛇最後做了《聯合報》總編輯、社長,健筆如椽,僅評論文字逾百萬字,出了十三本書,在八十四歲時得了總統文化獎,八十五歲獲頒二等景星勳章,八十八歲出版二十萬字的生平回憶記事《姑念該生》。
作老是快筆,但這本《姑念該生》,卻歷時四年,是他一生最艱鉅、漫長的寫作工程。「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他的「土」是整個大中國。翻攪這幾十年的回憶,其實沉重。作為他的主編,我看著他受的折磨,經常不忍。
喜讀田園詩的作老,曾以陶淵明為例,無論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園田居〉,文中滿滿的「人」,而且是「他人」,不是「自己」這個人。作老的回憶記事也很少「自己」,以「事」為主,從「事」看到那個「時代」;寫到「人」,也多是友人如許倬雲、胡佛、陶百川、沈君山、孫震、王惕吾、高希均、楊國樞、李亦園、王建煊、龍應台等,而提到友人也多和那個時代的事有關。最後,在我再三催問家庭細節下,他寫了「三個媽媽誰是娘」,那是他一生的大哉問,家園和國家「心、血、肉相連的那種疼」,躍然紙上。
他連徬徨都不是一家一人而已。他的心裡沒有自己這個「人」,而恰恰是因為這樣,成就了他這樣一個「人」。一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
廿八歲考上政大新聞系,險被「勒令退學」
長期流亡,自幼失學,我對學堂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敬畏與崇拜。每次走過一所大學,遙望圍牆裡的大樓,想大樓裡必有大師,學生涵泳於知識的海洋,是在天堂裡過日子。
但是當自己以廿八歲「高齡」考進政治大學新聞系,卻險些被一腳踢到天堂門外,重墮紅塵。
一九六0年大專聯考,以政大新聞系為第一志願。幸而這回考上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到了大二上學期,有一天教務處叫我去,給我一張教育部公文,明言學生張某人的高中畢業證書是假的,「著即勒令退學」。
我向教務處表示,我讀流亡學校,既無教室,更少老師,亦缺課本,跟學校跑一年就升一級。學校解散時,證書隨便自己填。我要向教育部申訴,在最後定讞前,希望學校能容我繼續上課。
當年從台北到政大,要坐公路局班車到木柵,再步行到學校,學生票有折扣,通學生每月向學校拿一張證明才能買優待票。教育部公文下達後,我再去拿證明,那位辦事的小姐表情詭異:「你還能拿麼?」那時窮,只好涎著臉請她通融。
我離開軍隊已做了幾年事,有點「社會經驗」。我透過各種關係,請託各種人,替我求情。那兩三個月,我要上課,要照顧兼差的工作,要奔忙我的學籍問題,有時真想放棄算了,但是上學念書是自己平生的心願,現在犧牲未到最後關頭。
最後關頭是一樁好消息,教育部終審判決:「姑念該生向學心切,著記兩大過留校察看。」察看三年,我畢業了。我小學、初中、高中,都未讀完,這張大學文憑,是我此生唯一的一張畢業證書。
有「粉絲」如龍應台者
龍應台說是我「粉絲」。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她被當時台北市長馬英九從德國請回來,擔任首任文化局局長。文化局既是新設單位,一切都從零開始,龍應台「一面蓋工廠一面生產」,當然是忙得不得了,卻還注意到《聯合報》上有一個寫文章的張作錦,寄封信給他表示自己的欣賞。有文名如龍應台這樣的人作為「粉絲」,自然是可得意好一陣子的事。
龍應台成名早,年紀輕,富正義感,看不慣的人和事,往往不假辭色,有時給人某種「高傲」的感覺。但在我的印象裡,她做人做事,有分寸,而且都很正面。
龍應台接掌台北市文化局不久,當時《聯合報》董事長王必成在家宴客,主賓還有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教授。龍應台當然不會放過這麼一位歷史、文化的大學者,餐後請我陪她回到許院士的住處,請教他「史無前例」的文化局,應該做些什麼?怎樣做?慷慨的許院士幾乎「傾囊以授」,應台像一位小學生一樣,一邊迅速筆記,一邊追加、補充一些問題。
你看到這麼一位「成名作家局長」,如此「求知若渴」,大概不會相信她是一個「高傲」的人吧!
但是碰到人權、自由這類大是大非的問題,龍應台可就不是那麼「溫良恭儉」,更不「讓」。
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大陸共青團所屬北京《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被勒令停刊。
兩天後,一月二十六日,龍應台在台灣、香港、北美和馬來西亞重要華文報紙上,發表〈請用文明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她告訴這位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在我們這裡,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麼?」
龍應台自白:「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她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她進一步說:「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
那時大陸要送熊貓「團團」和「圓圓」來台灣,社會各界滿懷期待,但龍應台告訴胡錦濤:「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分子,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龍應台當然沒有得到胡錦濤的答覆。胡錦濤換了習近平,他更答不出來了。龍應台〈請以文明說服我〉這篇文章,是她對中共政權的「檄文」,也是嚴格解剖她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多少年來,她對大陸政治制度、民主自由、言論尺度的「緊迫觀察」,是她對自己思想的忠誠。
天下文化不會主動以電話等方式,告知您因訂單錯誤或分期付款等原因,需要您親自到ATM操作修正, 或請您提供往來銀行電話、信用卡資料;亦不會以 「問卷」或「中獎」形式通知您提供個人資料或要求匯款, 若您接獲此類可疑電話,請與我們連繫確認或撥打165警政專線求證,以確保權益。請勿聽從任何指示到提款機(ATM)做任何操作。
退換貨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