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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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社會及新聞發展半世紀的巨變中，張作錦無疑是在第一線征戰的重量級新聞人。他幼年從大陸流亡至台灣、歷經當兵、失學等橫逆，平生最大心願就是上學念書。廿八歲考進大學，教育部卻以高中畢業證書問題，著學校勒令退學。
經奔走請願說明後，教育部最後「判決」：「姑念該生向學心切，著記兩大過留校察看」，終得如願讀完大學，拿到平生第一張畢業文憑。
爾後進入新聞界，張作錦以新聞記者為終身職志，從地方記者做起，歷任《聯合報》總編輯、社長、《聯合晚報》副董事長等職位，帶給台灣報業近半甲子的深遠影響。
透過他一生的回憶記事與精選一百三十餘張珍貴圖片，讀者可感受大時代下的感人勵志故事，更可一同回顧戰後從戒嚴走向民主的過程中，台灣政經、文化重要推手如許倬雲、胡佛、陶百川、沈君山、孫震、王惕吾、高希均、楊國樞、李亦園、王建煊、龍應台等人的身影與軼事，感受台灣半世紀以來的動盪與變遷。
感動推薦
「我的求學路，兩個字：坎坷」，作者在回憶錄中總結。
「他的得獎路，兩個字：當然」，這是我的觀察。
張作錦先生在這個大變局中，能從「逃兵」變成「報人」，正是奮鬥的典範。回首半世紀的人生，作老真是：一無所懼，走向新聞；一本初心，滿載而歸。教育部及他的母校政大早應從「姑念該生向學心切」改為「感念該生成就非凡」。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有些人的文章和他的為人不太一樣，但作老卻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作老是一個上下內外看他都是一樣的人，也是文章和人品都是一樣的人。
作老是一個很大的形體，但是他不重，因為你不必去抬他、捧他；而且他雖然大，卻不會擋住任何人，任何人的光和熱都能從他的身上反射出來，而且更加放大。
我們都是在作老的「肩膀上」作事情，而不是在他的「手下」作事。
──黃年，聯合報副董事長
序一／ 從「姑念該生」到「感念該生」——高希均
序二／道德文章 張作錦的三座錦標 ——黃年
致謝／朋友撐起這本書
第一部／流亡三部曲
第二部／文武兩大學
第三部／在聯合報 從實習記者到總編輯
第四部／辦報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第五部／中壢事件．退報運動．兩蔣日記．蘇聯特務在台灣
第六部／紐約．香港．大陸
第七部／報紙的養分在「學術」和「文化」
第八部／政治的「參悟」，媒體的「理解」
第九部／星雲獎‧總統文化獎‧景星勳章
第十部／服務四十年，老兵解甲
第十一部／三個媽媽誰是娘？
第十二部／附錄
跋／那個挨打的小小兵，四月四日生 ——沈珮君
一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
沈珮君，《姑念該生》主編、聯合報顧問
一個十七歲的小小兵，吃不飽，瘦到連槍都舉不起來；他被打到受不了，作了逃兵。小逃兵走投無路，餓得在街頭撿東西吃，成了遊民。好不容易做了小工，有吃有住了，但不堪被當傭人，最後仍回到軍隊作小兵……這個小小兵沒有自暴自棄，後來以二十八歲高齡考上第一志願，政大新聞系。但災難還沒結束，他大二時被指高中學歷有問題，教育部勒令退學，最後留校察看。
這個小小兵，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魯蛇」。誰也想不到當年的魯蛇最後做了《聯合報》總編輯、社長，健筆如椽，僅評論文字逾百萬字，出了十三本書，在八十四歲時得了總統文化獎，八十五歲獲頒二等景星勳章，八十八歲出版二十萬字的生平回憶記事《姑念該生》。
作老是快筆，但這本《姑念該生》，卻歷時四年，是他一生最艱鉅、漫長的寫作工程。「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他的「土」是整個大中國。翻攪這幾十年的回憶，其實沉重。作為他的主編，我看著他受的折磨，經常不忍。
喜讀田園詩的作老，曾以陶淵明為例，無論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園田居〉，文中滿滿的「人」，而且是「他人」，不是「自己」這個人。作老的回憶記事也很少「自己」，以「事」為主，從「事」看到那個「時代」；寫到「人」，也多是友人如許倬雲、胡佛、陶百川、沈君山、孫震、王惕吾、高希均、楊國樞、李亦園、王建煊、龍應台等，而提到友人也多和那個時代的事有關。最後，在我再三催問家庭細節下，他寫了「三個媽媽誰是娘」，那是他一生的大哉問，家園和國家「心、血、肉相連的那種疼」，躍然紙上。
他連徬徨都不是一家一人而已。他的心裡沒有自己這個「人」，而恰恰是因為這樣，成就了他這樣一個「人」。一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
廿八歲考上政大新聞系，險被「勒令退學」
長期流亡，自幼失學，我對學堂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敬畏與崇拜。每次走過一所大學，遙望圍牆裡的大樓，想大樓裡必有大師，學生涵泳於知識的海洋，是在天堂裡過日子。
但是當自己以廿八歲「高齡」考進政治大學新聞系，卻險些被一腳踢到天堂門外，重墮紅塵。
一九六０年大專聯考，以政大新聞系為第一志願。幸而這回考上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到了大二上學期，有一天教務處叫我去，給我一張教育部公文，明言學生張某人的高中畢業證書是假的，「著即勒令退學」。
我向教務處表示，我讀流亡學校，既無教室，更少老師，亦缺課本，跟學校跑一年就升一級。學校解散時，證書隨便自己填。我要向教育部申訴，在最後定讞前，希望學校能容我繼續上課。
當年從台北到政大，要坐公路局班車到木柵，再步行到學校，學生票有折扣，通學生每月向學校拿一張證明才能買優待票。教育部公文下達後，我再去拿證明，那位辦事的小姐表情詭異：「你還能拿麼？」那時窮，只好涎著臉請她通融。
我離開軍隊已做了幾年事，有點「社會經驗」。我透過各種關係，請託各種人，替我求情。那兩三個月，我要上課，要照顧兼差的工作，要奔忙我的學籍問題，有時真想放棄算了，但是上學念書是自己平生的心願，現在犧牲未到最後關頭。
最後關頭是一樁好消息，教育部終審判決：「姑念該生向學心切，著記兩大過留校察看。」察看三年，我畢業了。我小學、初中、高中，都未讀完，這張大學文憑，是我此生唯一的一張畢業證書。
有「粉絲」如龍應台者
龍應台說是我「粉絲」。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她被當時台北市長馬英九從德國請回來，擔任首任文化局局長。文化局既是新設單位，一切都從零開始，龍應台「一面蓋工廠一面生產」，當然是忙得不得了，卻還注意到《聯合報》上有一個寫文章的張作錦，寄封信給他表示自己的欣賞。有文名如龍應台這樣的人作為「粉絲」，自然是可得意好一陣子的事。
龍應台成名早，年紀輕，富正義感，看不慣的人和事，往往不假辭色，有時給人某種「高傲」的感覺。但在我的印象裡，她做人做事，有分寸，而且都很正面。
龍應台接掌台北市文化局不久，當時《聯合報》董事長王必成在家宴客，主賓還有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教授。龍應台當然不會放過這麼一位歷史、文化的大學者，餐後請我陪她回到許院士的住處，請教他「史無前例」的文化局，應該做些什麼？怎樣做？慷慨的許院士幾乎「傾囊以授」，應台像一位小學生一樣，一邊迅速筆記，一邊追加、補充一些問題。
你看到這麼一位「成名作家局長」，如此「求知若渴」，大概不會相信她是一個「高傲」的人吧！
但是碰到人權、自由這類大是大非的問題，龍應台可就不是那麼「溫良恭儉」，更不「讓」。
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大陸共青團所屬北京《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被勒令停刊。
兩天後，一月二十六日，龍應台在台灣、香港、北美和馬來西亞重要華文報紙上，發表〈請用文明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她告訴這位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在我們這裡，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麼？」
龍應台自白：「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她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她進一步說：「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
那時大陸要送熊貓「團團」和「圓圓」來台灣，社會各界滿懷期待，但龍應台告訴胡錦濤：「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分子，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龍應台當然沒有得到胡錦濤的答覆。胡錦濤換了習近平，他更答不出來了。龍應台〈請以文明說服我〉這篇文章，是她對中共政權的「檄文」，也是嚴格解剖她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多少年來，她對大陸政治制度、民主自由、言論尺度的「緊迫觀察」，是她對自己思想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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