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在1996年1至2月出刊的《哈佛商業評論》雜誌中寫道：「華倫與我共享某些價值。我們都為自己能生長在一個我們的技能可以帶來豐厚回報的時代感到慶幸。如果我們出生在另一個不同的時代，我們的技能可能就沒什麼價值。我們不打算花光自己積攢的錢，因此我們可以讓我們的財富造福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在為慈善事業努力。」
擁有一切與一無所有
比爾．蓋茲與華倫．巴菲特應該怎麼花錢？在中國之行前夕，巴菲特集團開了一次會，會中談到了這個問題。巴菲特集團2年一度的聚會，這次在愛爾蘭基爾代爾郡（County Kildare）的K俱樂部（K Club）舉行。華倫分發了安德魯．卡內基寫的《財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
卡內基在書中強調「死在錢堆裡的人並不光彩」，華倫希望與會者討論這個論點。更精確地說，他要檢驗他自己的理論是否行得通：最聰明的做法是盡可能在有生之年賺最多的錢，當賺到絕對最大數額的錢之後，從墳墓裡回饋社會。這個理論相當有名：華倫早從1980年起就不斷撰文，說明為什麼把大筆財富留給兒女不是個好主意，而且每當蘇西或他的友人要求他捐錢做慈善時，他總是強調用錢滾錢的魔力。（在聽完金恩那篇演說後，華倫的錢包略鬆了一點。）
慈善辯論：現在採取行動，還是資產極大化？
在巴菲特集團裡，關於身後將錢捐出而不留給孩子的觀念並沒有爭議。在這個問題上，華倫大多數的知己多年來都站在他這一邊，至於應該留給子女多少遺產才算適當，他們的看法各有不同。對華倫和他的朋友來說，關鍵在於什麼時候捐出財產，在這方面，華倫與比爾的觀點截然不同。比爾原本的設想是在自己從微軟退休後才投入慈善事業，但經過那次非洲之行，他發現應該要現在就採取行動。他與華倫展開邏輯上的辯論，他認為捐助的總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分錢可以達到的效果。
如果可以在今天以比較少的錢救助更多的人命，那不是更好嗎？華倫思考了這個觀點。之後，他與蘇西、比爾、梅琳達一起從愛爾蘭飛往中國，展開為期17天的旅程。在這趟旅途中，為了確保華倫的安適，蓋茲夫婦煞費苦心，甚至讓北京行宮國際酒店的廚房工作人員學習做漢堡與薯條。
在他們一行人登上長城頂端時，接待人員已經為他們備妥香檳—還為華倫準備了櫻桃可樂。華倫邊喝櫻桃可樂，邊打趣道：「天哪，我真想知道是哪家公司拿到了這個工程的磚塊合約。」在紫禁城，幾個沉默的女子打開古畫卷軸，供他們觀賞，再將卷軸捲回去；比爾低聲對華倫說：「每送還一個沒有捲回去的卷軸要被罰2美元。」他們搭火車前往西北地區，騎駱駝，看大熊貓。兩對夫婦一路玩著橋牌。「每個人都在欣賞風景，只有我們玩著橋牌，」華倫回憶說，「上了公車，我們把牌攤在大腿上，繼續玩。」
旅途第10天，他們參觀三峽大壩，之後包了一艘遊輪沿長江而下；梅琳達負責安排晚間活動，例如在船上的舞廳唱卡拉OK等。抵達第一座峽谷神農溪時，華倫看到有人以繩索拉著他們的船，逆流而上穿過一條支流。「這些拉著我們的船的縴夫裡面，可能也有一個比爾．蓋茲。」那天晚上，華倫一邊用餐，一邊想著。他們生在這裡，命中注定要像拉我們的船這樣，度過他們的一生。他們一點機會也沒有。我們能有今天這番成就，純屬運氣。
巴菲特的「卵巢樂透」理論
此後多年，華倫一直想著這些「不斷拖著長船逆流而上」的男子，以及他們所暗示的命運。從這樣的思考中，華倫對他稱之為「卵巢樂透」（ovarian lottery）的公平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謂「卵巢樂透」是一種思想實驗，過程如下：在你出生前24小時，一位精靈現身，表示可以給你一個機會，讓你為你即將加入的那個社會訂定規則。只不過，有一個條件。你不知道自己會出生在富裕或貧窮的家庭。你不知道自己會生在哪一個國家—可能是一個安定繁榮的國家，也可能是一個在低度開發邊緣掙扎的國家，或一個戰亂與瘟疫肆虐的國度。你可能是白人，是黑人，或是褐色人種。你可能是女人，是男人，也可能介於兩者之間。基於遺傳基因使然，你可能生來有各種生理障礙，也可能天生就是奧運十項全能運動員的料。遺傳性心理疾病也可能是你會抽到的牌。正如巴菲特所說，當這位精靈現身時，你唯一知道的是，「你要從一個裝了58億顆球的桶子裡抽一顆球出來。」你要參加我所謂的「卵巢樂透」。這是你這輩子最重要的事，但你完全無法控制它。比起你的學業成績，比起發生在你身上任何其他事情，它的決定性遠遠大得多。
「現在，」巴菲特問，「你要訂什麼規則？」或許你覺得自己很幸運。或許，像巴菲特一樣，你是計算成敗機率的頂尖高手，而你因此決定，既然幸運兒很少，難得一見，社會就應該規定世上任何角落的每一個人都要有「公平的機會」。華倫．巴菲特常說，他贏了卵巢樂透。中國之行讓他相信，他應該想辦法讓其他人都能享有更大的勝算。在華倫思考這個問題的同時，老比爾．蓋茲也忙著為兒子建立基金會。比爾很樂意讓自己的父親主持基金會，而梅琳達—她可能還在想著瑪麗在婚禮前夕給她的那封信—也不可能阻止她公公暫時管理基金會。畢竟，成立基金會原本就是老比爾．蓋茲的主意。當要求慈善捐助的信不斷堆在比爾的辦公桌上時，老比爾告訴他，他應該成立一個「真正的基金會」。
基金會啟動，資助健康計畫、推廣網路平權
老比爾有過很多與地方慈善機構和「大西雅圖商會」（Greater Seattle Chamber of Commerce）合作的經驗，對這類事務相當熟悉。根據知情人士的說法，「威廉．蓋茲基金會」（William H. Gates Foundation）成立之初「更像是一家夫妻檔小店」，而不像是一個管理幾億美元資金的慈善機構。老比爾就在自家地下室裡開始辦公，請了一位名叫蘇珊妮．克魯特（Suzanne Cluett）的生殖健康相關議題專家擔任助理—有時基於一些理由，還會在附近的漢堡王（Burger King）接收郵件。
威廉．蓋茲基金會的第一筆重大捐贈是向「適宜健康科技計畫」（Program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 in Health, PATH）提供總額75萬美元的捐助。非營利組織PATH當時正在開發為非洲與亞洲偏遠地區提供醫藥的新方法。時任PATH負責人高登．波金（Gordon Perkin）博士回憶道，這筆錢來得很突然，「我們從來沒有收到過有人想要提供資金的邀請。」在獲得第一筆捐助的幾年後，波金開始為蓋茲基金會審查有關家庭計畫的捐助案。
他們很快就成立了第二個基金會，即「蓋茲圖書館基金會」（Gates Library Foundation），由微軟互動媒體部（Interactive Media Division）前負責人佩蒂．史東西佛（Patty Stonesifer）負責管理。大家都認為佩蒂是微軟管理團隊中最有創意、最有活力的主管。蓋茲圖書館基金會的設立宗旨，就是要將電腦與網際網路運用引進美國與加拿大境內低收入社區的圖書館。
這是比爾對非常關心的事。90年代中期，比爾把倡導網路當成副業，還上了《大衛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鼓勵主持人萊特曼上網，並發表新書《擁抱未來》（The Road Ahead），暢談人類互動數位未來的亮麗前景。這項圖書館電腦化運動確實能造福公益，但也引來科技圈一些閒言閒語，因為就在這個時候，微軟推出了Windows 95，比爾也正在為他這輩子最大的商戰—瀏覽器戰爭—做準備，這是一場關於網際網路存取權的激烈戰鬥。
在投入慈善的那一刻，與蓋茲基金會唱反調的人已經出現。比爾說，他投入慈善的動機，與華倫的「卵巢樂透」理論極其類似。比爾在1996年1至2月出刊的《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雜誌中寫道：「華倫與我共享某些價值。我們都為自己能生長在一個我們的技能可以帶來豐厚回報的時代感到慶幸。如果我們出生在另一個不同的時代，我們的技能可能就沒什麼價值。我們不打算花光自己積攢的錢，因此我們可以讓我們的財富造福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在為慈善事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