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賈伯斯、比爾蓋茲同年出生！WWW之父的超狂童年與科技先驅父母

創新前奏—科技巨浪前的探索

我出生於1955 年，與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 ）和比爾蓋茲（Bill Gates）同年，而我們這一代人將乘著數位運算的浪潮，開啟前所未有的先河。我的父母是數學和電子工程領域的專家，在曼徹斯特的費蘭蒂公司（Ferranti）工作，這家電子工程公司打造出英國第一款商用電腦。1950 年左右，兩人因合作研發費蘭蒂馬克一號（Ferranti Mark 1）及其改良機型馬克一號星標版（重達4,500 多公斤）而相識。團隊的工作地點叫做「鐵皮屋」，是一個沿著電子工廠外牆搭建的簡陋建築。我的父親參與電腦設計和程式開發工作，母親則用紙帶打孔機寫二進制程式。母親輸出的東西是一捲紙帶，有孔代表1，沒有孔代表0，她很厲害，只要拿著紙帶對著光看，就能直接讀出程式。披頭四樂團（The Beatles）吉他手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的母親懷他時，經常聽BBC 電台的印度古典音樂，而我的胎教，則是隨母親拜訪電腦客戶，在解決程式問題的環境中度過。我記得小時候會和弟弟、妹妹用長長的五孔紙帶把自己纏繞起來。

父親給我取名為提摩西（Timothy，暱稱為Tim），以紀念戰爭中為國捐軀的堂兄。我的父母在倫敦有一棟雙併住宅，位於里奇蒙公園和泰晤士河之間的東辛區（ East Sheen）。他們從1954 年到九十多歲離開人世，在那裡度過幾乎一輩子的時光。那棟房子靠近東辛區的商業街，也就是上里奇蒙路（UpperRichmond Road），路上有不少傳統老店，像是肉鋪、糕餅店、魚販和蔬果店。我們家有四個孩子，我排行老大，之後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我的母親瑪麗・李（ Mary Lee）在我出生後就從公司辭職，把原本可用於學術或職場的聰明才智全部投注在孩子的教養上。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媽媽，總是鼓勵我們展現創造力和保有好奇心。

我們的家庭生活充滿樂趣。父母對孩子的管教相當寬鬆，依循母親稱為「觀察式放任」的教養哲學。母親會在特殊的日子裡為我們精心策劃尋寶遊戲，例如露營。她還會辦最棒的兒童派對，主題非常精采而多元，我記得有一年的生日派對以太空為主題，她就把太空人腳印貼到天花板上。她曾經發明一種獨特的年曆，外觀是一個巨大的圓形刻度盤，上面標示出一整年的日子（ 見圖1）。每年她都會用紙板做一張新的年曆，來記錄那個年度的點點滴滴。她會先填上即將到來的事情，例如學校放假的時間，讓我們知道還要等多久。當一天過去，圓盤上的指針就會前進一格，她也會記錄某一天發生的重要事件。

指針轉完一圈，這一年的大小事就一目了然。這真是絕妙的發明，在各個方面都比傳統的掛曆來得優秀。直到今天，我仍在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幅母親做的圓盤年曆，藉此思念她，也提醒自己凡事要跳脫框架、多方嘗試。

我的父母都在戰爭時期修完短期學位課程，並隨即投入電子技術工作。戰後，我的母親去澳洲，在坎培拉附近的斯壯羅山天文台（Mount Stromlo Observatory）工作。休假時，她經常獨自騎摩托車去叢林，帶著用舊降落傘材料做的一個小帳篷。

摩托車後面有個工具箱，她發現只要有鐵絲和鉗子，摩托車大部分的毛病都不是問題。她從露營中培養出韌性，並把這股核心力量教導給我們：我們全家會去國民信託組織管理的景點露營，有時甚至在朋友家的花園裡搭帳篷。其實，在最小的妹妹出生前，父母就曾帶著我們三個小孩開車橫越法國，沿途露營，去日內瓦拜訪朋友。在小小的帳篷裡挺過暴風雨的經驗，讓我覺得安心、踏實。我發覺這就夠了，不需要其他東西。

我的母親也是捍衛職場平權的改革鬥士。她在費蘭蒂公司工作時，女性員工發現自己的薪酬比同時間入職的男同事低，無不憤慨不已。費蘭蒂的女性員工推派我的母親作為代表，爭取薪資平等。女性員工因此調升薪資，費蘭蒂公司隨後更同意實行同工同酬。

我的父親康威（Conway）是個數學家，精通統計學，熱愛數學遊戲。他的母親海倫・坎貝爾・葛雷（Helen CampbellGray ）則是時髦的加拿大名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護理師身分移居英國，嫁給當地士兵，後來成為《時尚》（Vogue ）雜誌的撰稿人。父親向母親求婚時，奶奶起初因門戶之見而反對，但她很快就放下成見，愈看媳婦愈順眼。我的母親就是有這種魅力。

我們發現數學在生活無所不在，而且充滿樂趣。父親的工作涉及排隊理論（queuing theory），專門研究人、物體或資訊在佇列中的運行規律。有一次，為了製作演講用的幻燈片，他要我和弟弟、妹妹示範排隊理論的概念：我們排成一列，每一個人的腳邊都有好幾顆球，這些球代表需要處理的工作任務，

然後把球踢給其他人。聽眾只要了解排隊理論，就能知道每一個孩子要等多久才能輪到踢球，並且掌握球的即時位置。父親也很清楚電腦的局限，經常討論哪些事情是人能夠輕易做到，機器卻做不好。

父親很聰明，但有時會心不在焉。有一次，他推著嬰兒車帶我去乾洗店拿襯衫，結果他拿了襯衫，卻把我留在店裡。還有一次，他將車子停在泰晤士河畔，回來時發現車子早已被上漲的河水淹沒。有一天，他和同事要從曼徹斯特回倫敦，到了車站剪票口卻找不到回程車票。他的同事向查票員保證，他只是把票弄丟，這個人總是忘東忘西。他回到家後，母親問他：「老公，你的車呢？」

我與弟妹的感情極好，他們分別是彼得（Peter）、麥可（Mike），以及與奶奶同名的海倫。母親有一套簡單的家事分工制度：每件事都交給具備能力的最年幼孩子負責。這項聰明的技巧將「做家事」轉化為一種能力的證明，使得弟妹為了展現自己已經長大，反而爭相搶著幫忙。我們一家關係親密，總是一起行動，經常從事戶外活動。我們會帶著帳篷去鄉間拜訪朋友，六個人一起在草坪上露營。

我就讀住家附近的公立辛山小學（ Sheen Mount），校服是短褲、夾克，再加上領帶。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尼克・巴頓（Nick Barton）和克里斯多福・巴特勒（Christopher Butler）。放學後，我們會跑到附近的里奇蒙公園，那裡有十平方公里的開放空間，古木叢生，鹿群漫遊。當其他男孩正在瘋足球、聽披頭四樂團的歌曲時，我則經常在公園流連忘返。這讓我幾乎與流行文化完全脫節，以致於後來認識妻子時，她驚訝的發現，我竟然不知道美國搖滾歌手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 ）。

我所吸收的文化都來自父母，他們非常喜愛戲劇和古典音樂。我至今還記得全家一起唸《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劇本，父親扮演威嚴十足的布拉克內爾夫人。（ 男主角傑克告訴布拉克內爾夫人，他是被塞進手提包的棄嬰，在火車站被人發現，身世不明。布拉克內爾夫人聽到後震驚萬分的說：「手提包？！」）

我們家最重要的東西不是電視，而是一個老舊的玻璃門大書櫃，裡面放著《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地圖集、父親的數學書，以及莎士比亞全集。書架上還有一本鉅細靡遺的維多利亞時期家事寶典，書名是《生活萬事通》（ Enquire Within Upon Everything）。我們後來發現，這本書果然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