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資訊網的初衷是賦權與分享，如今絕大多數流量卻遭臉書等少數社群巨頭以精準廣告與數據追蹤給壟斷。WWW之父極力提倡「資料主權」，認為個人數據與互動歷程應屬於使用者，而非社群平台。他更犀利點出，蘋果App Store這類營利型「守門人」強制抽取佣金的做法，扼殺了無收益的行動網頁發展。他呼籲大眾正視科技巨頭對民主與隱私的侵蝕，重拾以人為本的網路價值。
為所有人：守護開放網路的核心價值
在那個Facebook 仍與眾多社群網站相互競爭的年代，我覺得該平台非常有用，除了能讓人跟老朋友、老同學重新搭上線，還能夠擴展社交圈。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甚至能讓現實生活過得更加豐富。早期，社群媒體彷彿代表網路發展的下一個階段。
Facebook 的創立概念來自早期網路社群，像是MySpace、Friendster，或是更早的LiveJournal，甚至是幾乎已被人遺忘的AOL Hometown。這些服務都擁有使用者產生的資料，所以不符合我心目中網路運作的原則，在我的構想裡，使用者應當對自身的內容擁有完整的控制權和所有權。當AOL Hometown倒閉時，使用者建立的所有內容全部被刪除，後來Friendster和MySpace 也發生類似的情況，使用者總計花了數百萬小時創作的心血，就這麼付諸流水。
我第一次見到祖克柏是在2010 年代初期。當時他還很年輕，常常穿著帽T。我們原本約好在Facebook 總部見面，但幾天前他罹患流感，最後改去他家。我們坐在餐桌的兩頭，一邊吃雞肉麵湯，一邊聊天。我對祖克柏印象深刻，他顯然非常聰明又有野心。後來祖克柏指示Facebook 捐款給全球資訊網基金會，對此我萬分感激。
如果說Facebook 令人驚豔，那麼我第一次看到Twitter 和Instagram 的時候，也同樣讚嘆不已。有時，這些服務會被劃分為Web 2.0，意指網路重心轉向可分享的內容，但對我來說，這個標籤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從我最初構想建立全球資訊網的那一刻，目的就是打造一個讓使用者分享創作內容的場域。社群媒體真正做得好的地方，是把這些資訊整理成容易了解的傳播管道。
令人遺憾的是，隨著技術演進，少數業者逐漸發展成缺乏監理的壟斷巨頭，例如YouTube 主宰影音領域、Instagram 稱霸圖像媒體、Twitter 獨占微網誌，而Facebook 則成為個人社交基地。這些數位平台正逐漸取代早期手寫HTML、自行架設網站的原始體驗。
可想而知，眼見這樣的發展，我的心情很複雜。後來，我逐漸對Facebook 感到失望。祖克柏在營運長雪柔・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的輔助下，整合用戶數據，實施精準投放廣告策略，藉此讓平台獲利。廣告商透過比對Facebook 數據與瀏覽搜尋紀錄，建構出精細的用戶人口特徵分析，然後撒下天羅地網，在網路上到處追蹤用戶，並精準投放廣告給用戶。
我認為這是在侵犯隱私，因此在演講中提出「資料主權」（data sovereignty）的概念，也就是個人檔案與互動歷程的所有權，應當屬於使用者，而非Facebook。
阿拉伯之春的數位民主
社群媒體具有改變社會的力量，「阿拉伯之春」抗議運動正是第一個大規模的例證，動盪的起點是突尼西亞（Tunisia）街頭攤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他長期遭受地方官員的騷擾和敲詐勒索。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發生在2010 年12 月17 日，當天一名地方警察沒收他的電子秤。布瓦吉吉前往省府辦公室申訴被拒。於是他站在大樓外的馬路中央，往自己身上澆上汽油，點火自焚，不久身亡。
布瓦吉吉自焚的消息迅速在Twitter 和Facebook 等平台傳播開來。不出一週，他就成為反抗突尼西亞統治政權的象徵，該政權既腐敗又專制，以一黨專政的方式長期掌控國家。由於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網路效應，抗議運動迅速擴大，在中東和北非各地爆發大規模示威，在一些地區參與運動的群眾人數甚至超過一百萬人。
到了2011 年，這股革命浪潮已席捲十多個國家，包括利比亞、埃及、敘利亞、葉門與伊拉克。Facebook 與Twitter 的推波助瀾讓抗議活動聲勢擴大。在這段期間，阿拉伯國家的社群媒體使用量倍數增長，很多人都是首度連上網路。或許最令人震撼的場景發生在開羅市中心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 ）。自2011 年1 月底，數十萬人聚集在此，要求總統胡尼斯・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結束長達二十九年的統治。
2011 年2 月，穆巴拉克宣布辭職。再過一年，穆罕默德・穆希（Mohammed Morsi）在選舉中勝出，成為埃及史上首位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
起初，阿拉伯之春看起來像是一場令人振奮的變革，是對長期暴政壓迫和經濟停滯不前的回應，只不過來得太晚。包括突尼西亞在內，總共有四個地區的政府被推翻。雖然事實證明，網際網路是策劃、組織抵抗運動的有效媒介，卻難以建立新的民主體制。以埃及為例，穆希治國毫無章法，政局動盪不安，執政不到一年便遭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Abdel Fattah el-Sisi）將軍發動政變而被推翻，塞西從那時起一直掌權至今。利比亞在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 ）死後，長年陷入內戰，儘管後來達成停火協議，但局勢不安，隨時可能破局。至於突尼西亞，雖然一度建立真正的議會民主制度，近年又走回強人專制的老路。
總之，阿拉伯之春是我這輩子見過最矛盾的政治事件，雖然鼓舞人心，卻也極度令人沮喪。科技並不是萬靈丹，只擁有網路，並不代表人權會自動普及，而人權本身也可能有不同的詮釋，西方國家不應重蹈殖民主義的覆轍，不能再把自己的標準當成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但我必須說，歐洲從君主專制轉型為民主體制的道路也是崎嶇坎坷，全程歷經數百年的時間，途中充滿倒退與反覆（ 更別提那些沒完沒了的宗教戰爭）。人類的進步並非直線，但我相信，我們大致上仍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我依舊樂觀認為，網路將繼續成為這個地區推動民主的平台，關鍵在於如何使用，以及我們能在網路上建構什麼樣的系統。
應用程式生態圈的優劣
參與阿拉伯之春的抗議者主要是透過行動裝置上網，很多人甚至只能用手機上網。他們不是透過瀏覽器登入Facebook或Twitter，而是從手機下載專屬的應用程式來使用這些平台。因此，有人誤以為網頁會被應用程式取代。
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以手機上網來看，雖然瀏覽器的確被手機應用程式取代，但負責向這些應用程式傳送內容的後端基礎架構依然是以HTTP 為基礎。像X（ 前身為Twitter ）、Instagram、YouTube 和TikTok 等熱門應用程式，全都是透過HTTP 來取得內容。只要你花一天的時間刷新這些動態，其實會與數百個HTTP 伺服器連線。有些服務甚至在應用程式裡嵌入瀏覽器。因此，儘管在這些應用中「網路」似乎隱形，事實上仍然存在，只是在幕後運作。
然而，各種為手機量身打造的應用程式日益普及，也改變使用者的體驗。就個人電腦而言，至今瀏覽器仍是最主要的應用程式。從文書處理、聊天、串流影片到玩遊戲，幾乎所有在筆電或桌上型電腦上執行的工作，都是在瀏覽器分頁中進行。
但在手機上，情況正好相反，瀏覽器只是眾多應用程式中的一個，通常也不是最常用的應用程式。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各個內容網站刻意引導使用者進入應用程式生態圈。如果你在行動網頁上開啟Reddit 或類似的網站，網站就會不停的冒出提示，要求你改用專屬的應用程式，因為應用程式能帶來更多的利潤，也讓平台得以追蹤你的使用行為。簡而言之，他們可掌握更多控制權，同時讓使用者更不容易離開平台去看其他東西。（ Instagram 甚至不讓你在貼文中附上連結，只能放在個人簡介裡。）
我認為，如果每次使用新服務時不必下載應用程式，行動體驗會更好。有趣的是，這正是賈伯斯首次展示iPhone 時展示的理念。如果你看過他在2007 年那場iPhone 發表會的影片，就會注意到他一再強調iPhone 內建的Safari 瀏覽器提供的無限功能。過了一年多，蘋果才推出App Store。
為什麼賈伯斯改變策略？2000 年代後期，我與一位不願具名的Google 工程師祕密會面時，找到這個問題的線索。我們在半月灣（Half Moon Bay）的一家餐廳碰面，那個海濱小鎮在矽谷西側，翻過山就能抵達。我們坐在一張俯瞰海景的安靜餐桌，這位工程師向我透露，根據他身在Google 核心掌握的內情，蘋果正刻意限制Safari 和Chrome 行動瀏覽器的功能。理由很簡單，因為蘋果能從每一款應用程式的銷售中抽取30% 的佣金，還能從訂閱以及在應用程式內購買的服務持續獲利。對蘋果來說，引導開發者開發應用程式遠比開發行動網頁更有利可圖：應用程式能分紅，行動網頁則毫無收益。
我望著太平洋思考。他說得沒錯，蘋果找到了搖錢樹，不只能從應用程式獲利，還能延伸到雜誌訂閱、遊戲內交易，以及任何透過其平台銷售的內容。更過分的是，如果供應商引導用戶改用成本較低的網頁版付款方式，蘋果會把該廠商趕出App Store！一些大供應商提出抗議，Spotify 向蘋果提出反壟斷訴訟，Amazon 到今天依然不在Kindle 行動版應用程式中銷售電子書。不過，能與蘋果抗衡的商家寥寥無幾，畢竟iPhone的市場影響力太過強大。
我思索蘋果的優勢。App Store 正是營利型「守門人」的典型代表。我一直希望網路能避開這種模式。然而，iPhone 人氣極高，連我都有一支。網路在個人電腦上成功繞過的收費關卡，結果在手機上又重新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