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大震撼

這樣的生命觀點

古爾德

美國著名的遺傳學家馬勒（H.J.Muller，1890-1967，一九四六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在一九五九年悲歎地說︰「整整一百年來沒有人了解達爾文，這段日子實在是太長了。」
這段話聽在很多人的耳裡，可能會覺得馬勒像張烏鴉嘴。難道他要用這種方法來慶祝《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出版一百週年嗎？不過話雖然不怎麼中聽，但的確沒有人能夠否認這句話的真實性，也沒有人能夠否認馬勒真實地表達了他內心所有的挫折感。

■「天擇」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達爾文的理論這麼難了解呢？事實上，在《物種原始》發表後的十年內，他已經讓學術界相信演化過程的確存在；但是在達爾文的有生之年，卻始終不見他的天擇（natural selection）理論被大眾所青睬。一直要到一九四○年代，天擇說才重新在學術界獲得全面的勝利。然而，即使現在大家都承認它是達爾文演化理論的核心，但它依然普遍地受到誤解以及人們的錯誤引用，甚至被誤拿來當作達到某些目的的工具。

天擇說之所以難了解，並不是因為它的思考邏輯有多麼複雜。其實天擇本身的理論基礎相當簡單，只包含了兩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以及由這兩個事實所推衍而得的結論。

第一，生物會改變，而且這些改變能夠遺傳給後代。

第二，生物所產生的後代很多，但並不是每一個後代都有生存的機會。

第三，一般來說，在眾多發生各種變異的後代中，最能適合環境條件的個體，獲得生存繁衍的機會就更大；所以這些利於個體的變異，便能夠經由天擇而在族群當中累積。

然而，前面三項敘述只是保證天擇能夠運作，但並不能完成達爾文另外所賦與它的角色。達爾文理論的精髓在於，天擇不僅只扮演「淘汰」對環境適應不良的生物而已，它還是演化過程中、創造新特性的主要動力。此外，天擇也應該能建構出更適合生存環境的生物；藉由一代代將這些有利的變異保存在基因庫裡，並血脈相傳，天擇便能一步步地創造出生物新的適應性。

如果說天擇具有很高的創造力，那麼，剛才第一點所提到關於變異的敘述，就必須再補充另外兩個限制。

■另外兩種限制

首先，個體所產生的變異必須是隨機的，或至少不會只偏好某個特定的適應方向。因為，如果變異只朝某個「正確」的方向產生，那麼天擇就失去了它創造性的角色，而僅僅只是消除掉那些不往正確方向變異的不幸個體而已。

所以，拉馬克（Jean de Lamarck，1744－1829，法國博物學家）主義所堅持的「動物能夠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且會朝那個方向變化，並把獲得的性狀傳給後代」，並不符合達爾文主義。目前我們所了解的基因突變，已經證實達爾文的立場是對的；因為他所認為的「變異並不會事先預期該朝那個好的方向，去產生變化」符合我們所知道的基因突變現象。

演化是「機會」和「必要性」的混合物，各種變異都有機會存在，而天擇則保存了必要的性狀（即適應良好的性狀）。

其次，相對於產生新種的演化變異，族群裡的個體變異一定要很小。換句話說，新種的產生是由於族群個體變異的累積。因為，新種若是「突然」出現的，那麼天擇只需要除掉以前的品種，讓出空間讓新的品種生存即可；但這些新種就不是天擇所塑造的了。因此我又得再次強調，以我們現在對遺傳學的了解，更能支持達爾文當時的觀點──小突變是演化過程中的素材。

所以說，達爾文這看似簡單的理論，其實也有細微複雜處和額外的要求。但不管怎樣，我認為它之所以很難被大家接受，並不是因為有什麼難以了解的科學理論。我想，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達爾文所傳達的訊息裡，隱藏著激進的涵義。這些激進的哲學思想挑戰了根深柢固的西方傳統，而大家卻還沒有準備好要放棄這些傳統概念。

■挑戰西方傳統思想

首先，達爾文主張演化沒有特別的目的。個體的奮鬥只是想在未來一代代的子孫身上，增加自己基因的比例而已。世界上所呈現的和諧與秩序，也只不過是個體為了求取自己的利益所展現出的表象罷了。關於這點，我們可以藉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自由經濟體系，來了解大自然的運作（詳見第十一章）。

達爾文所傳達的第二個訊息是，演化沒有方向，它不會一直朝著更高等的事物演化；生物只是為了要更能適應它們的生存環境，並沒有所謂的進步或退步。一種寄生蟲慢慢地「退化」，是為了符合牠們在宿主體內的生活方式，這其實就跟羚羊那優雅的步態一樣完美。

第三個訊息則是，達爾文始終以他一貫的唯物哲學來解釋大自然。他認為物質是所有「存在」的根基，而心智、精神或上帟，只是我們複雜的神經交錯連結後的產物而已。
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國詩人及小說家）就曾經對於大自然的目的、方向和精神遭到科學的摒棄，表達了他的沮喪和不滿︰

當我在黎明放眼遠眺，
池塘、田野、羊群、孤獨的樹，
統統都默默地朝著我看，
好似靜靜坐在學校課堂中天真無邪的孩子們；
他們嘴唇輕輕開啟，
像要告訴我什麼似的，
但卻都靜靜地，
大氣都不敢出一聲地說︰
「真奇怪，真想知道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自從達爾文以來

是的，自從達爾文以來，這個世界的確是不同了。它變得更精采、更有趣、更能提振我們的心靈；因為我們在大自然裡找不到目的，所以我們得自己去追尋、去定義。達爾文並不是個道德笨蛋，他只是不願意把西方思想中的各種偏見，強行附會到大自然身上而已。

事實上，我認為達爾文主義的真正精神，足以拯救我們這個蒼白、貧瘠的世界；它的精神完全否定西方的驕傲與自負。因為西方的傳統觀念認為，我們既是上帟創造的最高產物，當然就有權控制、並奴役世界上其他的萬事萬物。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應該要和達爾文達成共識。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對他的思想及其衍伸的涵義有真正的認識與了解。本書的各個章節，就是想探討達爾文所謂的「這樣的生命觀點」（this view of life，卂這是達爾文在《物種原始》一書當中，提到他「演化新世界」時的用語）。

■替樹木講話

本書這些短文是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之間所寫的，原本是發表於《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雜誌每個月的專欄。這個專欄的名字就是「這樣的生命觀點」，範圍涵蓋了星球、地質、社會以及政治的歷史。在我的心目中，這一連串的歷史都已經在達爾文的演化思想之下獲得串連，並得以整合。我專攻生物學，而非萬事通先生，對其他的學問並不精通，所以我對行星和政治學的了解，只是因為它們跟生物演化有接壤之處，才能略知一二。

我知道「拿昨天的報紙包今天的垃圾」是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一種嘲諷，也知道出版由單篇文章所集結成的書，其實對我們的森林有莫大的傷害。但就跟兒童作家舒斯博士（Dr. Seuss）故事裡面的勞瑞（Lorax）一樣，我覺得自己是在替樹木講話。

除了老王賣瓜之外，我之所以出版這個文集，是因為很多人喜歡這些文章（當然也有人表示不屑）；而且它們都圍繞著一個共同的主題──達爾文的演化觀點。事實上，達爾文的演化觀點對我們這些囂張自大的人類來說，是一帖最好的解藥。

本書的第一部是探討達爾文理論的本質，尤其是引起馬勒悲歎的那些激進哲學思想──演化沒有目的、不一定會進步，而且是純粹唯物主義的。此外，我會引用一些有趣的謎題作為開端，來解釋達爾文深邃的思想。誰是「小獵犬號」（the Beagle）軍艦上真正的博物學家呢，答案可不是達爾文喔！還有，達爾文當時為什麼不用「演化」這個字眼？他又為什麼整整等了二十一年才將他的理論出版問世呢？

■演化論的推衍

把達爾文的理論應用在人類演化，是第二部的主題。我想強調人類和其他生物之間的獨特性和一致性。這種獨特性只是藉由一般的演化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有什麼其他預設的原因（這點所有的生物皆同）。

在第三部當中，我探討演化理論應用在特殊生物方面的複雜問題。從某個層面來看，這些文章似乎只是描述了具有一對大角的鹿、在媽媽肚子裡把媽媽當作食物的蒼蠅、在身上偽裝一條假魚的蚌殼，以及一百二十年才開一次花的竹子等特殊的生物現象；但若從更深一層的角度來思考，我所要談的主題其實是「適應」、「完美」，以及相對來說無意義的表象。

第四部則把演化理論延伸到對生命史上「生命形式」的探討。我們發現生命並不是一部莊嚴的進步史，而是一個不時發生大滅絕，並在長久的寂靜中，又不時有新種快速誕生的世界。我把重點放在兩個最偉大的事件上︰一個是大約六億年前開創了複雜動物世界的寒武紀大爆發（Cambrian explosion），另外一個則是兩億兩千五百萬年以前，毀滅了半數以上海洋無脊椎動物的二?紀大滅絕（Permian extinction）。

到了第五部，我把焦點由生命史移轉到地球史；將討論的重點放在古代的英雄萊伊爾（Lyell），和現代的異端維里科夫斯基（Velikovsky）這兩位的理論。這兩個人對一些最基本的問題︰「地質史的發展有沒有方向性？它的改變是緩慢、莊嚴的，還是快速、帶來災變的？生命史和地球史有沒有相關？」做了一番曲解。而我發覺現代地質學的大革命──板塊構造和大陸漂移理論，正好可以為這些問題提供解答。

第六部則是想要理解小的東西。物體的形狀其實和它的大小是息息相關的，大小的本身就能影響物體的形狀。我還可以把這一個簡單的原理，應用到範圍廣大的現象上。我所談的包括行星表面的演化、脊椎動物大腦的演化，以及中世紀大大小小的教堂其外表特別的差異。

■社會、政治、科學

就邏輯順序來講，有些讀者可能會認為第七部和前面的內容有一點不連貫。因為我已經很努力地從一般原則談到它們的特殊應用，然後又進一步談到它們對生命和地球史上主要形式的作用。但在這個部分，我要把話題轉移到演化思想的歷史上；尤其是社會和政治對所謂「客觀的」科學所造成的衝擊。我們要談科學裡所隱埋的自大，以及科學內隱含的政治偏見。

科學並不是直通真理的大道，而是一路上得破除過去古老的迷信，並努力蒐集客觀的資料才能到達目的地的。科學家也是凡人，無意之中就可能把當時的社會和政治觀念溶入自己的思想中。尤其科學家多半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級，因此他們常常不自覺地認為現存的社會秩序，在生物學上是早就命中注定的，藉以護衛現存的社會形式、保衛既得的利益。

所以，我討論的主題包括十八世紀胚胎學界的爭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德國社會主義者）對人類演化的看法、隆布梭（Lombroso）認為人類具有犯罪內在本性的理論，以及種族偏見理論中的奇怪故事。我藉由這些故事所要傳達的訊息，就是想討論這些社會既存的觀念對科學家的影響。

我在最後一部仍討論相同的主題，只是延伸到現代對「人類本性」這個議題的討論；而這個主題正是演化生物學被人錯用到現代社會政策上的實例。現代媒體和書籍大量充斥著人類具有殺人狂般的猿猴祖先、人類有內在的侵略性和領域性、大自然命定女性是被動的，以及不同種族間的智商差異等「生物決定論」的論調。

所以，這一部的前半段主要就在批判「生物決定論」，認為它只是政治的偏見而已。我認為這些講法完全沒有根據，它們只不過是西方歷史當中的悲慘故事借屍還魂罷了──把那些被社會犧牲的人貼上「劣勢生物」的標籤，認為他們之所以被犧牲只是咎由自取。若套用康道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法國數學家及哲學家）的話，這些論調簡直就是「把生物學拉過來當共犯」。

本部後半段則討論最近興起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談它帶給我的快樂和我對它的憤怒，尤其是它對「人類本性」這個議題做了一番達爾文式的陳述。我認為社會生物學當中的許多獨特論點，其實只是套用「生物決定論」的模式，根本就是沒有證據的猜想。不過它用達爾文主義來解釋「利他主義」卻深具價值。因為那倒支持了我一向的觀點︰遺傳其實賦與我們很多彈性，天擇並不會造成一個守成不變的社會結構。

■感謝

這些文章和原本發表在《自然史》雜誌中的專欄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我只有改正其中的錯誤、重新以較為客觀的角度做些修正，並加入一些新資訊。此外，我盡量避免文章之間的重複（至少從沒有重複引用同樣的例子）。

最後，我要深深感謝主編特尼斯（Alan Ternes）先生，以及本書編輯愛德斯坦（Florence Edelstein）和貝克宏（Gordon Beckhorn）。他們在處理讀者來信時非常有效率，而且對文章的內容也相當尊重與謹慎。不過，你如果不喜歡那些聳動的標題，儘管去罵罵特尼斯，因為這些都是他想出來的。

■探索生命意義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講得好，他認為演化觀念對人類生活和思想產生了不可磨滅的衝擊。他說︰

人類的自我觀念在科學發展的衝擊下，受到兩次重大的打擊。第一次是科學讓我們了解，地球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還只是巨大宇宙中的一小粒塵埃......。第二次則是生物學的研究剝奪了人類自以為是的尊貴地位，並把人類貶斥到「我們都是動物世界的子民」這個事實當中。

我認為，如果我們想要在這脆弱的地球上繼續延續生命，那麼首要的條件就是必須接受和體認這些科學知識對我們的啟發。我也希望「這種生命觀點」能在它的第二個世紀開花結果，幫助我們了解科學研究的教訓跟限制。

就讓我們像哈代詩裡「池塘、田野、羊群、孤獨的樹」一樣，繼續去思考、繼續去探索我們為什麼會活在這個世界上。

出生於紐約市的猶太家庭，從小就是一名標準的棒球迷。五歲時與父親到博物館參觀恐龍化石展，自此啟發他對古生物學的興趣。古爾德於1960年代初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1967年開始任教於哈佛大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和科學歷史，都是他的專長。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也曾任美國科學促進會主席。除了授課以及做研究外，這位博學的演化生物學家，更長期在美國自然博物館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雜誌發表專欄文章，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他的文筆幽默有趣，是全球知名的科普作家。目前，古爾德1970年代以來所發表的數百篇文章，已集結為好幾本文集。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第一本收錄了他1974到1977年文章的《達爾文大震撼》了。其他作品還包括：《貓熊的大拇指》（Panda‘s Thumb）、《壯闊的生命》（Life\'s Grandeur）等。古爾德在1982年診斷出罹患腹部間皮癌，但他從不放棄，一直努力抗癌。直到2002年因肺腺癌與世長辭。

出生於高雄，成長於花蓮。少年時代即著迷於分子生物學之重大發現，憧憬能對生命科學有所貢獻。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後，即負笈美國哈佛大學，獲細胞及發展生物學博士學位；並曾任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後研究員，波士頓生物醫學研究所研究員。專研分子遺傳學及演化生物學，現已從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退休。

業餘嗜好為教育改革及創作，譯作有《達爾文大震撼》、《貓熊的大拇指》及《科學革命的結構》（與傅大為等合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