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F之父

序　開啟國防科技新紀元

李國鼎

近年來全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電子、資訊、網路、生物科技等已融入生活當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人們享受到科技帶來之便利及品質之提升。科技飛躍成長原因固然很多，但將國防科技能量釋放及植基於民間產業應為重要功臣之一。

憶及約於民國六十八年間，在時任金屬工業發展中心董事長齊世基兄引薦下，與甫自美國洛克威爾公司洛克丹分公司，退休之黃孝宗先生會面，李宗兄表示因早年在抗戰時期受政府栽培公費赴美進修，故亟思反哺回饋報效國家，而其在美國曾有主持飛彈、火箭及衛星研發製

造經驗，值此人生顛峰之際退休，正為報國熱忱實現之際，遂將孝宗兄推薦予時任參謀總長之宋長志先生，後又安排與國防部長高魁元將軍會面，彼此對國防科技發展及武器系統自力研發精進有極多共識，遂請其擔任國防部科技顧問，並於民國七十一年間升任總顧問，並同時兼任中山科學院代理院長（院長由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兼任），從此，將我國國防科技帶入一個嶄新的紀元。

民國六十年代，國內先後遭逢蔣公逝世、中美外交關係變化、我退出聯合國等巨變，幸賴全國團結一心，莊敬自強，渡過各種困難及挑戰，此時，建立一堅強而獨立自立國防力量以應付變局之構想亦日益迫切。李宗兄主持之中山科學院在全國關注下，其最大成就為導入「系統工程」、「計畫整合」、「計畫評估」觀念，推動「矩陣式管理」，並先後完成了足以讓當時全國人心振奮之「三彈一機」，分別為天弓飛彈、雄風飛彈、天劍飛彈與IDF先進戰機，正因有了這些傲人成就，亦為我國日後研發及採購先進武器系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當年，本人在行政院擔任政務委員，兼任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召集人，為加強支援國防科技發展及生產所需人力，推動辦理四年科技預官制度。當時中科院已經選擇大學理工科畢業有志在中科院工作者，可免受近兩年的軍訓，改受九週軍訓，在中科院工作四年有成就者，然了派往國外深造博、碩士學位，回國後再回中科院工作。

當時，中科院對飛彈、戰機雖已有基礎，但深感培育高級人才之困難，故孝宗兄與本人研商並洽國防部與教育部後執行政院核定，於民國七十二年成立：（一）「成大航太研究所」（二）「台大應力研究所」。網羅世界知名學者返國任教，除培育人才外亦可參與中科院飛彈、戰機研發計畫。在七十三年與時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的方賢齊先生，給得交通大學與清華大學，設立了「電子與資訊中心」及「材料科學中心」，除參與國防科技及培育人才外，亦可同時支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發展。

後又配合推動國防工業訓儲預官及設置國防工業獎學金，吸引國內優秀博、碩士生畢業後留在國內，以免人才外流，十除年來，總數已達四、五千人之多，如此質優而穩定人才在相關國防科技及工業單位服務，或期滿轉任民間公司，為國內科技經濟發展留下不可抹滅之貢獻。

其後又協同國科會及經濟部成立「國防科技發展推行委員會」，結合學術界、產業界資源協助發展國防科技，並透過此一機制將國防科技研發成果及能量轉移至民間，及建立中科院衛星工廠制度，提升民間產業之技術水準及拓展商機。

時光荏苒，如今回憶對孝宗兄前瞻恢宏視野及推動工作之決心與魄力深感敬佩。欣聞願將其一生工作立傳，必有許多精彩經驗可傳承於世，相信也是國內外科技界朋友們可堪借鏡的一本有價值的寶庫。孝宗兄問序於余，謹樂為之序。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科技的將才

郝柏村

黃孝宗先生和我都生於二十世紀初葉，是同時代的人。然而，我們的家庭背景卻完全不同。我出生於農村耕讀相傳的舊式教育家庭，黃先生則生於新式科技教育洗禮下的家庭。

我們出生的年代，就中華民族而言，是列強壓迫的國恥年代，是科技落後的貧窮年代。為了復興民族，湔雪國恥，我走上從軍之路，黃先生則走上振興科技之道，這是當時年輕有志之士的報國主流。二十世紀後期，我們能夠契合在一起，成就了青年報國史上光輝的一頁，這是緣分，更是我的榮幸。

一九八一年底，我接任中華民國參謀總長，次年，雷根政府即與中共發表了八一七公報，使美國對我之軍售，橫加了質與量的限級。此際，國軍的武器裝備，大都沿用二次大戰時代的美援，已逾四十年，亟待更新。獨立的國家，必須有自立的國防。先總統蔣公有鑑於此，早在一九六五年就籌設中山科學院，以建自主的國防科技能力。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培養了萬餘科技人員，也增添了先進設備，但在武器系統的發展上仍未起步。

八一七公報後，先進武器的採購既受限制，我們下定「面對鏡子叩頭」的精神，求人不如求己，自行研發尖端武器，成為國防施政的核心，任務便落在中山科學院。

我任陸軍總司令時，曾邀黃先生對陸軍軍官演講，主題是國防科技，內容則深入淺出，令人深感欽佩。其後，趙繀東先生告訴我，黃先生是「國寶」。兩位先生在武漢大學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均為同學，故相知甚深。凡此，益發啟動我借重黃先生的念頭。

我接任總長時，黃先生為國防部科技顧問，兼任中山科學院天弓計畫主持人。我和蔣經國總統反覆討論國防建軍的基本政策，確立唯有自立發展科技，方能突破尖端武器的瓶頸。當有自製尖端武器能力的時候，也是可以採購尖端武器的時候。我們既要全力發展國防科技，則須整體的規畫，而中山科學院當時科技的兵多將少，黃先生就是我所需要的將才。

用兵的將才，要有建軍備戰的思想和計畫的能力，必須有從型層到高層的實戰及大軍指揮經驗，有發掘和考核部下潛能的本領，有統合所屬戰力的智慧，有明確的作戰目標，以及克服困難的毅力。上述條件，皆為科技將才所必備。

一個武器系統的研究，正如一個作戰計畫。黃先生既有科技研發第一線衝鋒突破的經驗，又有統合各種科技的能力，正是我亟需的將才。此時，為了整體的自力發展國防科技，蔣總統決定，改組中科院，由我兼任院長，由黃先生代理院長，開啟了該院起飛的新時代。

黃先生認為，以中科院的既有能力，整體武器的研發計畫，必須有迎頭趕上世界第一流水準的雄心壯志。我們的整體發展計畫包括：

一、飛彈發展。其下又包括三個子計畫：1.天弓計畫，以具有或超越愛國者地對空飛彈的能力為目標。2.天劍計畫，具有近程及中程空對空的全向位導引飛彈。3.雄風計畫，是與魚叉飛彈相近的海對海飛彈系統。

二、安翔計畫。這是最具有魄力的大計畫，其下又包括四個子計畫：1.雲漢計畫，為飛機引擎的研發。2.鷹揚計畫，為飛機構型的設計。3.天劍計畫，為空對空武器系統。4.天雷計畫，為飛機電子雷達及電子發展計畫。

安翔計畫就是經國號戰機的研發，可說是最大膽的。世界任何一個先進國家發展戰機時，將引擎、機身、武器系統、電子系統，由一個計畫統包的前例，當時尚未發現。

黃先生在中科院有限的人力下，採用了短陣式的管理來調配人員，發揮了績效。至此，大家的使命感增強了，士氣提高了。黃先生正如航行中的舵手，同仁們沒有迷航的疑慮，一日當兩日用，信心益發堅定，終於突破了技術的瓶頸。這些突破，實是奠定我們高科技工業，尤其是航空工業的基礎。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黃先生可稱科技的伯樂，在他指導下，中科院發揮了潛力，更培養了堪稱世界一流的人才。做到世界一流，正是我和黃先生共同奮鬥的目標。

黃先生在抗戰期間完成大學教育後，赴美深造及工作，成就輝煌。退休後不忘報國，乃回台灣，研發了飛彈和新戰機。他的愛國情操，終於為中國人爭了一口氣，這和他在科技領導上的成就，可謂相得益彰，足為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楷模。

黃先生在代理中科院長期間，不僅對尖端武器的研發成就卓著，對國內其他科技領域的貢獻亦大。諸如海外學人的延聘，成大航太研究所和台大應用力學研究所 成立，皆著力甚深。我在行政院服務期間，更聘黃先生為行政院科技總顧問，並就經國號戰機所奠定的航空工業基礎，與先進國家合作，直至我離任為止。

時光流轉，我們瞬已八十歲了。二○○○年春，我路過洛杉磯，與黃先生相聚時，期盼他出版科技生涯的重要紀錄。現在欣見書成，樂為之序。這是苦難一代中國人的光榮事蹟，願青年朋友能見賢思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