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文集1

蔚藍的天 序
——─何以譯起詩來

出國多少年，回台不止十次了。近些年來，常常要每年回台兩次。我還沒有一次在動身前告訴過朋友。一下飛機，總是一個人靜悄悄的到住所。看看台北市街頭的熱鬧，吃些想了好久的東西，然後再找朋友們談天。

民國六十年暑假那次，剛下飛機，到了旅館，竟有電話；說是《中國時報》的邱秀文小姐。她要與她一位同業來訪問我：

「你怎麼知道我來了？」

「我不是說過我是新聞記者嗎？」

秀文當時哪裏像新聞記者，還倒像個中學的孩子。

我最喜歡與中學的小朋友們談天，喜歡他們的天真無邪，喜歡他們的大驚小怪。於是與她們兩位談了一個上午。臨別時我告訴秀文：

「可是，不要寫我。你如果寫我，當然我也沒有辦法，我也就再也不與你談天了。」

秀文心有不甘，面有難色。新聞記者是她的職業，如果不寫我罷，對不起自己的職業；如果寫罷，就不能再與我談天了。她想了想：

「好，我不寫。可是也不能讓別人寫。」

我很欽佩秀文的信守。六、七年來，我每次回台都與她談天說地，她從來未在報紙上提到過我。我常說：「你對不起職業，卻對得起朋友。」

這次回國，忽然接到多少年的朋友孟瑤的一道命令，要我去中興大學演講。天氣太熱，講堂的人太多，我又因剛下飛機太睏，講是講了，我自然不滿意自己所講的。所以回到台北，又寫了一篇〈知識與智慧〉交給《聯合報》的副刊朋友發表了。

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急就章。把一個想了好久的問題，也沒有寫好，給糟蹋了。

不要說公開演講了，就是平常教書，我一向是很仔細的預備。因為就是一堂普普通通的課，如果因為心情不好，或準備不足，雖然並未講錯，也不能說講壞，只要是沒有把聽眾的興趣提起來，我會因此而難過好多日子。

〈知識與智慧〉發表以後，《聯合報》副刊轉給我很多信，寓中接到好多電話。但我一直覺得，既未講好，也未寫好。心裏有些難過。

難過的時候，是需要人同情，需要人聽我說說我的難過。正是這時候，《聯合報》的桂文亞小姐來訪。

文亞不僅是熟讀了我那三本散文，而且想好了好多問題以後來的。她不僅非常會聽，更非常會問。在你閃爍其詞的地方，她釘緊了問。

「其實，我還未去美時，翻譯過不少詩，也寫過些散文，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是用筆名？」

「不提也好！主要我也不很滿意那時期的作品，所謂悔其少作。」

我雖然想竭力轉移話題，可是卻又不能忘情於當年的作品。文亞看出來了，釘緊了問。我於是就背起當年所譯的詩來。

幾乎是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事了：

我在國立編譯館作事，負責科學方面的翻譯；卻有一群學文、學史、學哲學的朋友。大家要辦一個雜誌，叫做《學生》，專為給中學裏的少年朋友們看的。

在編輯們開會時，總是因為新詩我們之間有爭執，而且爭執得很激烈。我是反對登一些「你看不懂，我看不懂，不知作者懂不懂」的新詩的。

有一次，我大聲疾呼的說：「我覺得新詩，像現在這種作法，是註定沒有前途的了，因為與中國的傳統可以說完全無關了。我不信在與傳統完全無干的土壤裡，會長得出藝術來！

「大家要知道：要有好久好久的歷史，才能產生一點兒傳統；要有好長好長的傳統，才能產生一點兒品味；要有好多好多的品味，才能產生一點兒藝術！

「除非你不把詩當成藝術來處理；如果你還認為詩是藝術的話，你就不能離開傳統，你就不能離開歷史；我說的是中國的傳統與歷史。」

幾位編輯朋友看我這樣激烈，就說：

「好啊！你作給我們看看罷！」

這一句話如當頭棒喝，我眼也直了，響音也啞了，沸騰的血也冷了，我哪裏會作詩呀！

我回家以後，就整理我的思路。想一想：為什麼我說這麼一堆話，而且自覺說得很有道理。於是，我在新詩中找出兩種詩來，是我喜歡的。我要想一下，我為什麼喜歡。
最先想出的是徐志摩的詩：

我輕輕的去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這雖是白話的詩，是寫康橋的詩；但它承繼了中國的傳統。因為讀起來，在音韻上、在形式上太像律詩了。

我又想起，我喜歡何其芳的詩：

上帝既然創造了夜，令人安息。
就不該再創造令人無眠的月光。

這與律詩毫不相干了。可是我又忽然想起：

燕子樓頭霜月夜
秋來只為一人長

為什麼意境這樣相近！

於是我自己對自己說了：不是在意境上與傳統相近，就是在形式上與傳統相連。這種新詩我們才愛讀，至少是我才愛讀。

然而，我對我的朋友們作了理直氣壯的大轟炸以後，立刻需要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開上步兵！我必須把我的看法作出來給他們看。

但是，世間哪有這樣容易的事。我從來沒有作過詩，一夜之間，就想作詩，還要給人家看，還要打架？

我想，在意境上與中國傳統相連，那非是詩人不可，我是辦不到了。於是，不看何其芳。看看徐志摩的集子，也許可以把英詩翻譯成徐志摩式的白話詩。

我在一本文學史裏找到了兩首詩：一首是代表雄壯的，〈生命的頌歌〉，是朗費羅的詩；一首是代表纖秀的，〈燕子〉，是丁尼生的詩。很快的我就譯出來了。第一首譯詩，自己念一念，還有雄壯的味道；第二首，自己看一看，也還不失其纖秀的氣質。

作慣了數學的練習題的人，總是把好多事看成了數學的練習題。那些數學題目卻是古人作過的。不是歐幾里德作過的，就是高斯作過的。但是當你作練習題時，卻有作練習題的快樂。就好像那些題目與解法是由你首先發明的一樣。

我翻譯了〈生命的頌歌〉與〈燕子〉以後，也許有朗費羅與丁尼生作詩時的快樂。當然我不會誤會成〈生命的頌歌〉與〈燕子〉是我作的。正如那些幾何、代數題並非我創的一樣。

而練習題有練習題的命運。不論是詩的練習題，還是數學的練習題，作完了以後，都應該丟到字紙簍裏去。

我倒是沒有把這兩首譯詩丟進字紙簍裏，而是放在抽屜裏，沒有敢發表。可是，我的膽子卻大起來。覺得：

車轔轔，
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孃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胸中好像有十萬步兵，開拔了，開上前線去！

我忽然想起有一位朋友說過：日本好多文學家，都是學英國文學的。多是受了那位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為希臘人，而後來成了美國人，又入了日本籍的小泉八雲的影響。小泉八雲原名Lafcadio Hearn，他的文學講話講得最淺，凡用典故的地方，他就多用幾句話把那個典故解釋一下。連他講義的名字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也可以譯成《文學解釋》，那裏面主要的是英詩，用英文講給日本學生聽的。

在台灣大學，找小泉八雲的東西最容易，很快的就找到了他的文學講話，回到家就念起來了。

我給《學生》雜誌的第一篇介紹了神秘詩人布萊克，附譯了一首他的詩。第二篇介紹了湖邊詩人華茲華斯，也附譯了他的詩：〈兩個四月的早晨〉。

然後，又輪到柯勒律治，要譯他的〈古舟子之歌〉。譯了半天也譯不出來，因為有些典故看不太清楚。

隨後一期跟著一期的，是介紹雪萊，與譯他的〈印度小夜曲〉；再介紹濟慈，與譯他的〈無情的美婦〉。

然後把〈生命的頌歌〉與〈燕子〉，又從抽屜裏找出來，也發表了。

這些詩人的介紹多是節譯小泉八雲，詩也是小泉八雲挑選的。

這些介紹及所譯的詩，一期一期的在《學生》雜誌登出時，並沒有受到什麼責備，反而認識了好多朋友。比如：余光中先生就是因為這些譯詩由吳炳鍾先生陪著到我住所來，並沒有責備我一句話。只是問我：「寫不寫詩？」梁實秋先生也每期都看《學生》雜誌，也沒有責備我。也因為這些譯詩認識了聶華苓女士。

雖然這些英文學者，或英詩大家不忍責備我，但我的確知道我譯的好多地方「走了板兒」，非常的對不起原作者。就因為「走了板兒」的地方太多，我一直不願再提這些譯事。

如此，四分之一世紀和和平平的過去了。

桂文亞女士訪問我時，她一直釘問，竟把譯詩時那份作練習題的高興，又喚回來。順口就背了雪萊的〈印度小夜曲〉及華茲華斯的〈兩個四月的早晨〉給她聽。

文亞把她的訪問稿寫好了以後，還未發表時，秀文就聽說了。秀文是有理由生我的氣的。因為她確實守住了「不寫我」的諾言，而我卻沒有做到「也不讓別人寫」。

於是，在我上飛機的前夕，《中國時報》有四、五個人，當然也有秀文，到我寓所來大興問罪之師。他們下了班已經夜九時了，到了我這兒已快十點。

好像一群大學時代的學生，男生、女生，大嚷大叫著就進來了。

本來在我這裡坐著的還有七、八位朋友，是由台南成功大學來的，是由台灣大學來的。還有遠景出版社的好幾位。我再三向《中國時報》諸位先生、女士，尤其是秀文道歉，但是必得受罰。受什麼罰呢？給每人寫一張字。我是很愛我譯的那幾首詩的，於是每人一張。詞句各不相同，但他們卻都沒有見過。

於是，有人在說，「為什麼不集在一起再印一次呢？」《中國時報》的幾位這樣說，是說者無心；在座的卻有遠景出版社的好幾位，是聽者有意。如此，鬧到夜裏兩點，大家算是散了。

我回到美國的第二個禮拜，沒有想到遠景竟這樣快，把《學生》雜誌找到，把我的譯詩找出，把二校的校樣，都寄來了。

當然，這本小集子的譯與作，當初是為中學的少年朋友們看的，現在仍然是給中學的少年朋友們看的。望望窗外，樹不是國內的樹，草不是國內的草；甚至於菊花也不像國內的菊花，惟有蔚藍的天是相同的。
呆視著蔚藍的天，想起：「涼風起天末」來。　

一九七七年二月於休士頓

旅美小簡 序

有一個詩人，作了一首詩，他說這個時代就是塊荒地。到處是怒吼的雷聲，卻沒有一滴雨；人們為雷聲所震聾，卻被無水所乾斃。除非是不知不覺不聞不問的幸福人，在這個複雜得可怕而又空虛得可憐的時代，有這種同感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提起筆來寫旅美小簡，似乎就落在憂鬱的影子裏：即使是笑聲也是寂寞的，即使是笑容也是蒼白的。所以有個朋友批評我，一篇一篇讀你的小簡時，似乎天地越來越陰沉，就是偶爾有一線陽光，而瞬息過後，卻帶來更重的陰霾。

我自己看一遍這些小簡，也覺得它有病，但也找不出病在什麼地方。我是一個不大會說謊的人：心有所感即秉筆直書。我既感不出將悲觀情緒傳染給人是否道德，也不計較將憂鬱氣氛侵蝕自己是否合算，但求一吐為快而已。

到美國以後的生活是這樣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課室去上課，下半天到喧囂的實驗室玩機器，晚上在寂靜的燈光下讀書。常到週末，心情上不自主的要鬆一口氣，遂靜靜的想半天，寫一篇小簡，寄回國去。

心情之亂，頗像我的書桌：上面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愛默生的散文；由馬克士威爾的電磁學到托馬斯伍爾夫的小說；由微分分析報告到雪萊的詩集與馮夢龍的山歌；這些可以烘托出一個青年精神掙扎的側影。如此，兩年過去了。

兩年過去了，春天又來了。春風會帶來百草，百草會浮起千花，而於一個異國飄零的人似乎卻帶不來什麼。我在年初的日記上寫道：這個世界往壞處轉，是歐威爾筆下一九八四年的提前到來：以奴役為天堂；往好處轉，是赫胥黎筆下《美麗新世界》的重現世上：具衣冠之禽獸。看不到輕靈可人的燕子，也看不見明媚悅目的春光。

這兩年來，我一面思考，一面攻讀，卻得到這樣一個悲哀的結語；而這二十幾篇小簡變成了一個寂寞旅人在荒村靜夜中的嘆息聲。

黛玉諷刺惜春畫事之慢，說：大觀園蓋才蓋了一年，惜春畫個大觀園，又蘸筆，又磨墨，畫兩年半不為多。我比惜春畫事還慢，兩年不過畫了二十幾小幅零落的畫。沒有畫大觀園的萬紫千紅，沒有畫大觀園的釵光鬢影；沒有畫大觀園的溫柔富貴，沒有畫大觀園的倜儻風流。而卻把歌舞場的未來，寫成了衰草枯楊；把滿床笏的底蘊，繪成了空堂漏室。這不是很對不起讀者嗎？

然而，這二十幾封苦悶愁人的短信，投出去後，得到的覆信可真多。多半是年輕的朋友們，有的在幫助我嘆息，有的在詢問我短長，最動人的還有一個小朋友，為了這些信，竟從那半個地球來看看我。

我感謝這些知音，尤其是在這個時代，「別後寄寺能慰我，似逃空谷聽人聲」。我不會作詩，但，如這些信到朋友的手中，也會帶給朋友們一些靜寥中的歡喜，那是我太大的欣快了。

謝謝《自由中國》讓我把這些短簡集成小書交給書局出版，謝謝編者朋友華苓的始終賞識，謝謝讀者們的鼓勵與讚揚。

最後，我願意把這本小書獻給相知最深，談心最多，前年卻被瘋狗咬死的星沐，我將請一位朋友替我焚化一本小簡，在他荒草沒脛的墓前。

著者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 一九五七年元月十五日

一九二五年生，北洋大學電機系學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

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副研究員，休士頓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波士頓大學研究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 年輕時即是胡適的忘年小友，梁實秋的暢談夥伴。

除了科技領域的一片天，他始終在心裏為文學保留著一席之地。著有電機工程論文百篇，《系統導論》及《人工智慧語言》專書兩冊；散文集《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蔚藍的天》、《旅美小簡》、《在春風裏》、《劍河倒影》、《一星如月》、《時空之海》、《散步》等；作品多篇選入台灣和香港的中學教科書，對青年學子產生極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