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已故作者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或許張家都有著寫作及追求歷史真相的基因」。
張純如因耳濡家族二戰逃難經歷,動念書寫南京大屠殺,將寫作成就推至人生高峰,卻也因執著寫作而自我結束一生;讓人動容的是,曾是知名物理及生化學家的張純如父母,扛起女兒遺願持續奔走,只求「日本政府一個道歉」。
張盈盈回憶,張純如從五歲開始即展現強烈好奇心,不時要張紹進講述對日抗戰逃難情事,還有著異於同輩的個人想法,「或許張家都有著寫作及追求歷史真相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