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沈珮君文中提及《巨流河》、《天空的情書》,張大飛與作者齊邦媛的少年故事,高志航、陳懷民於戰爭中犧牲後,家人對他們永難抹滅的記憶。
文/沈珮君
「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妳』呢?」這是張大飛遺書裡的話,讀過齊邦媛〈巨流河〉的人,都不會忘了他。抗戰紀錄片「冲天」有張大飛的照片,及許多和他一樣的年輕男孩,他們在天空殉國時,都才二十出頭。
自稱「必死之身」,是因他們進航校時就銘記「誓死報國不生還」,這是空軍精神。明知會死,還要進去,也因為這麼多人敢死,我們才未亡國滅種。張大飛是飛虎隊第一批中國飛行員,在勝利前三個月殉國。如果不是齊邦媛把他寫在巨流河裡,張大飛就如陣亡的三百四十多萬抗日將士,只是數字之一。齊邦媛讓我們聽到他心跳的鼓聲。
「冲天」讓我們聽到其他飛行員的心跳。愛情最容易讓人懂,從愛情來看抗戰,那些年那些人就不再只是歷史課本的一章,不是大理石上冰冷、陌生的名字。他們和我們一樣,是活的,會哭,會怕,他們的戀人也才剛過了她們的少女時代;他們和我們不一樣的是,我們因為他們不要命的捍衛,我們的家族活了下來,他們卻在空中回不來了,他們的父母妻兒生命從此被轟出一個大窟窿,影響至少上下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