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醫師是一份有使命的工作,讓我們以專業和善念成為病人的肩膀,陪伴他們在身心煎熬的黑暗中,看見光明、感受溫暖。

圖片來源:Unsplash, CC0 Licensed.
在病房裡上演的,既有重生的喜悅,當然也有死亡的悲傷。即使醫術再高明的醫師,也不可能救活所有的病人。因此,如何面對死亡,是醫師必須和病患、家屬一起面對的課題。
早年臺灣社會很忌諱談死亡,小孩子如果把筷子直插在飯上,因為像是在辦喪事的「腳尾飯」,一定會挨大人的罵;那時候也沒有安寧病房,一般人對於臨終前或身後事,通常就是避而不談。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91年,我在主治醫師第四年時,有一位男性病患,他是位公務員,由於已處於攝護腺癌末期,來日無多。他太太每次見到我,總是嚎啕大哭,跪著求我救他先生一命,因為我知道自己實在幫不上什麼忙,所以每次去查房時,壓力都很大。
有一天,我突然福至心靈,請他太太到病房外,問她:「陳太太,您先生是公務員,應該常有機會出差吧?」她點點頭。我再問:「他出差時,妳會哭成這樣嗎?」她說不會。我接著說:「那就對了,因為妳知道,妳一定會再跟他見面。」於是我開導她,從古到今,不論是哪一種宗教,都說逝去之人終將於天上再見,「妳為何不當成先生出了趟遠門,雖然時間比較久,但是你們以後一定會再相見?」
第二天,我再去查房時,這位病人的太太不再哭了,她說自己已經想開了,接下來,她要好好陪伴先生走完最後一程,並相約在另一個世界重逢。
坦白說,我原本並沒有預期可以說服對方,只是很誠懇說出我心裡的想法,不過她真的聽進去,改變了心態,接受丈夫將不久於世的事實。巧合的是,從那之後,安寧病房、臨終關懷的觀念漸漸浮上醫界檯面,代表整個社會也開始正視生死議題,離去的病人得到善終,讓喪親的家屬得到善生,而彼此也能夠善別。
|成為病人依靠的肩膀|
高中時期因為功課不錯,沒想太多就念了第三類組考上醫學院,畢業後當上醫師,一路走來愈做愈得心順手,至今我已過耳順之年,仍然在五家醫院看教學門診、做示範手術,以及擔任榮譽顧問,不但沒有倦怠感,而且還樂此不疲,真像馬偕博士說的「寧可燒盡,不願鏽壞」。
工作中很大的成就感,是來自跟病人的互動,尤其是看到那些來自基層、飽受現實磨難,卻仍然任勞任怨的病人,我總是會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幫助他們。
我始終相信,醫師是一份有使命的工作,我們不是上帝,無法逆轉生死,但是我們能夠發揮專業和善念,成為病人可以依靠的肩膀,讓他們即使在身心煎熬的黑暗中,也能看見光明,感受溫暖。
(本文摘自《我所求的是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