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知道會這樣了」「我早就說了......」，生活中總是不乏放馬後炮的人。康納曼在《快思慢想》中提到，實驗發現，也許我們都比自己想像的更會放馬後炮！當我們採取了對世界的新看法後，將立刻失去提取過去信念大部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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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造過去故事的心智是一個「找理由」的器官。當一個不可預測事件發生時，我們立刻調整對世界的看法來解釋這個驚奇。
想像你自己在一場足球賽中，兩邊勢均力敵，所有輸贏記錄都一樣，現在球賽結束了，一隊贏了，一隊輸了。在你改正過的世界模式中，贏的那一隊比輸的隊強得多，你對過去的看法和未來的看法都因這個新的看法而改變了。從驚奇中學習是合理的事情，但是它可能有危險的後果。
人類心智的上限是它有這個能力去重新建構已經改變了的過去知識或信念，但是這個建構歷程不是很完美。一旦你採取了對世界的新看法，你立刻失去提取過去信念大部分的能力。
許多心理學家研究當人們改變他的心意時，大腦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請選擇一個題目，這個題目是你還不確定你要怎麼投票的，比如說，死刑。實驗者仔細測量人們的態度，然後，請受試者聽一段贊成或反對這個主題的辯論。實驗者再來測量受試者的態度，他們的意見通常跟所聽到且有說服性的訊息更相似了。
最後，實驗者請受試者報告他們在沒有聽到辯論錄音帶以前的信念。受試者發現很難。實驗者是請他們去重新建構以前的看法和信念，結果他們卻把現在的寫出來了。這是一個立即的替代。許多人甚至不能相信他們原來的想法不是這樣。不能夠重新建構過去的信念，這會使你低估你對過去事件所引起的驚訝。費希霍夫是第一個在實驗室中展示「我早就知道」（I-know-it-all-along）現象的人。我們把這現象稱為「馬後炮的偏見」（hindsight bias）。
馬後炮的偏見在評估政策的制定者上會產生有害的效果。它使得觀察者在評估決策品質時，不是從程序對錯來著眼，而變成由它的後果好壞來判定。請看一下一個低風險的開刀治療，因為不可預測的意外發生，病人死亡了。陪審團傾向於相信這個手術其實是很危險的，叫病人開刀的醫生應該要負責任，知道有危險，醫生就不應開刀。這個後果（因為病人死了，所以手術是危險）的偏見使得陪審團幾乎無法評估這個決策究竟是對還是不對─陪審團應該看，在做這個決定時，開刀這個信念是不是合理的.。
馬後炮對那些替別人做代理人的決策制定者特別不公平─醫生、理財顧問、三壘教練、執行長、社會工作人員、外交官、政客。我們傾向於責怪做決定者，不論那個決定本來是好的，只是執行壞了。即使政策成功，我們也很少給制定者應得的感謝或承認。這裡有很顯著的「後果偏見」（outcome bias）。當後果不好時，客戶通常責怪他們的代理人，沒有看到牆上寫的字，卻忘記它是用隱形墨水寫的，只有在事後才看得見。一個在事前看起來是很謹慎小心的行為，可以在事後被看成不負責任的行為。曾有一項根據真正法律案件所做的實驗，加州大學學生被要求去判斷，明尼蘇達州杜魯斯市（Duluth, Minnesota）是否應該花很大一筆費用僱一個全職的守橋人去保護市民，因為河水裡有許多漂流木會阻擋河水的流動。一組受試者只被提供當時市議會做決定時可用的資訊：24%的學生覺得應該請個人來監控河水，第二組受試者則被告知漂流木阻擋了水的流動，造成氾濫，即使這些學生已經被特別告知，不要讓馬後炮扭曲他們的判斷，卻仍有56% 的學生覺得市政府應該出錢請人來監控河流。
後果愈糟，馬後炮的偏見愈大。在大災難時（例如911），我們特別容易相信政府官員沒有預期到災難的發生，他們不是瞎了，就是怠忽職守。因為緊跟著標準作業流程（SOP），所以很難在結果都出來了以後，去批評質問那個決策（因為他是按照SOP做的）。事後去責怪那些做決策的人會使他們採用官僚的保護系統或解決方式，即極不願意冒任何風險。當醫療糾紛使醫生被告的機會增加後，醫生改變了他們的看病方式，叫你去做各種檢查，把更多病人轉給專科醫生看，用保守的治療法，即使這個方法沒有效。這些動作保護了醫生，但對病人不見得好，它製造出利益衝突。
雖然馬後炮和後果偏見一般來說培養了風險規避（risk aversion），它們同時也給不負責任的尋求風險者不該有的報酬，就好像將軍或企業家冒險一賭，贏了。那些一直很幸運的領導者從來沒有為他們冒太大的風險而受罰；相反的，他們被認為有前瞻性、預期會成功。那些有理智的人─當時懷疑領導者這樣做是否得當的人，現在反而被馬後炮的偏見認為是膽小、差勁、沒有用的人。一些幸運的賭盤使魯莽不負責任的領導人冠上了皇冠，享受著先知、前瞻和勇敢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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