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讓我們活下去的理由一直都存在，但是當災難發生，就需要重新思考過去所認定的理由是否還能成立？在世紀轉變的關鍵時刻，發生許多災難，挑戰我們的生命信念，卻也給了我們機會，重新思考活下去的理由。
圖片來源：unsplash
讓我們活下去的理由一直都存在，但是當災難發生，就需要重新思考過去所認定的理由是否還能成立？是否需要稍稍調整，甚至有所改變？我們的存在所依靠的是：世界的安全處境，生活的固定軌道，穩定而高尚的目標，與社會的自由風氣。在這樣的氛圍中，人也可能被外在的影響所同化。在世紀轉變的關鍵時刻，發生許多災難，挑戰我們的生命信念，卻也給了我們機會，重新思考活下去的理由。
面臨災難的反應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情感上的反應，其次是信仰上的需求，最後是理性上的思考。
我們這一生與許多人建立情感，災難的發生會逼迫我們去思考，誰對我是最重要的？？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每個人對父母、妻子、子女的情感是不同的，無法用對方的身分或是名分加以界定，而且不管選擇哪一個，都會帶來終身遺憾。
人生不能沒有遺憾，很多遺憾是無意中造成的，如果是有意識的選擇，那種傷痛恐怕很難化解。災難發生的時候，首先造成的衝擊就是：誰對我的生命是最重要且最有意義的？如果沒有對方，我的生命會被漂白，或者變成空洞的幻影。
災難發生之後，不免會有一切都不可靠之感，於是產生明顯的宗教情操。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發生災難之後，宗教信仰會受到普遍的肯定？當人對世間的一切都缺乏信心，很自然會出現一種絕對依賴的感受，這種感受與生死是同樣的位階。
如果不為這種感受找到依託的對象，那麼人活著只是隨時準備接受下一次災難，而沒有能力建構生命的意義。人在面對災難發生之後的第二個階段，會從情感的世界跨越到宗教的世界，然而宗教的世界只是個過渡階段，因為身心早晚總是會安定下來。
給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第三個階段當然是理性的理由，否則只談論情感與宗教信仰，會衍生出許多枝微末節。讓我們活下去的理由，更積極的方向是要有創造性。如果過去與現在、現在與未來的生活都是相同的，或只是再走一遍別人走過的路，而結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糟，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人生就是不斷抉擇的過程，不經過考驗無法顯現出生命的意義。我們要練習活在當下，並且讓自己擁有豐富的樂趣；別人可以帶來某些快樂，但是要享受或品味，只有靠自己。
【書籍資訊】
《品味人生12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