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休兵」後，中美未來會如何發展？

圖片來源：pixabay、pixabay

全球化的意義就是資訊、資金與人員的自由交流，從而促成一個更加相互依存的整合世界。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一面控制理念、人員與資金的流通，一面侈言領導全球化。

這種排斥開放市場的理念與資金雖然帶來無效率與浪費，但中國領導階層為實現較長期的戰略目標，願意付出這樣的成本。美國需要認清習近平這場「第三次革命」代表中國內政與外交行為的新模式，並從而調整對中國的期望與政策。

習近平要中國在世界規範與機構塑造的過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它以更強悍的手段在周邊地區伸張勢力，也讓美國（與其他國家）重新思考中國，以及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不過，在中國的終極目標或美國應該如何因應的問題上，美國學者與決策人士卻眾說紛紜。其中有些人，如美國外交政策學者羅伯．布萊威（Robert Blackwill）與艾希莉．德里斯（Ashley Tellis）認為，中國意圖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削弱美國的同盟體系，取代美國成為掌控亞洲的大國。

他們認為，華府明智的反應是要像當年制衡蘇聯一樣去制衡中國。這類制衡措施包括：與盟友締結刻意將北京排斥在外的優惠貿易協定；如果中國不在貨幣與貿易這類領域減少政府干預，就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阻止中國取得能對美國造成「以小搏大式戰略傷害」的軍事能力；以及加強中國周邊華府盟友的實力。

包括軍事專家萊爾．高斯坦（Lyle Goldstein）與麥克．史維恩（Michael Swaine）在內的其他學者則認為，中國並不打算把美國逐出亞太地區：中國不過是想搶占一個空間、滿足在國力不斷增強後的安全需求罷了。

他們說，中國轉趨強硬是來自恐懼、不確定、不安全感，以及某種程度的機會主義。根據他們的看法，美國多年來在亞太地區享有的掌控權讓中國感受威脅，隨著中國應付這種威脅的能力不斷增加，中國的向外擴張是自然產生的結果。

他們認為美國的政策造成中國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導致中國轉趨強硬。這派分析家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美國與中國都必須進行戰略重估：華府應該「重新思考它的首要目標」，北京應該「重新調整自己的實力意識」。

根據這派人士的看法，軍事與經濟權力均勢正逐漸從美國倒向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認為一個國家能掌控一切是不實際的想法。

因此美國應該想辦法讓中國達到合理願望，在國際事務與機構中有更大的發言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中國也應該想辦法讓鄰國消除疑慮。在調整各自的底線之後，雙方才能展開一連串互惠行動，降低緊張與不信任，透過相互克制來營造信心。

另一派以中國問題專家湯瑪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為代表的人認為，要判定習近平的真正意圖還太早，因此美國需要為一切可能的狀況作準備。

根據克里斯坦森的論點，美國的政策應該在強調保有亞太地區強大影響力的同時，還要更深入參與：華府需要加強外交努力，在區域性與全球性治理議題上因應中國的挑戰，同時在亞太地區維持強大的軍力。

因為美國軍事活動增加而為中國帶來的任何不安全感，都可能促使中國官員更加妥協，從而嘉惠美國。華府也應該為中國的鄰國提供機會，讓它們在盡情與中國從事正面經濟與外交往來的同時，還能在安全、經濟與外交關係事務方面與美國合作。

以上這三派理論對美中關係的性質、對美國的政策建議雖然各有不同看法，但綜合起來可以在美國思考對中政策的問題上提出幾點重要參考。

首先，美國應該將美國利益擺在最前面、最中間。在中國似乎每天都有新方案公布的情況下，美國很容易淪為被動，見招拆招。

這會讓中國占盡優勢，讓美國在沒有戰略或背景了解下忙著因應。其次，有鑒於國際權力均勢消長，美國應該不斷評估長期利益與能力。中國以全球大國的聲勢崛起，特別在亞太地區，已經具備在今後十餘年大幅改變權力均勢的潛能。

美國現在就必須考慮亞太地區十年以後的樣貌，考慮美國屆時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達到預定目標。

最後，自一九七九年美中建交以來，一直作為美國對中政策主軸的「打交道，但不忘避險」的做法，往往能將兩國關係導上正面發展，一旦中國不懷好意，也總能保護美國利益。

【書籍資訊】
《習近平與新中國》

出版日期：2019.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