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那一天我為什麼會走到新街口,看見那追思禮拜的布條,我終生不能解答。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歷的奇蹟,不必向人解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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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啟示錄〉
南京是我記憶中最接近故鄉的地方,除了在那裡讀完小學,最重要的是我看到父母在南京重逢,母親經營一個舒服幸福的家,三個小妹妹平安地誕生,家中充滿歡笑。寧海路齊家,曾是黃埔軍校無數思鄉的東北學生星期天來吃道家鄉菜,得到我父母關懷的地方。
因此,一九三七年初冬我們倉皇地逃離,國破家亡的悲愴和日軍進占後的南京大屠殺,不僅是我的國仇,也是我的家恨。到南京後,住在政府的臨時招待所。那時許多機構都加上「臨時」兩字,擠在南京和上海等地。早上爸爸去上班,我就一個人在雨中出去走路,尋找八年前的舊居和小學。
經過八年異族盤據後,逃生又回來或者新遷入的居民,其「臨時」活著的態度在曾經倡導新生活運動、充滿蓬勃氣象的首都變得一片殘破,年輕如我,也不免腳步躊躇了。
只有鼓樓仍可辨認,由它的草坡下來右轉,漸漸走進一條破舊的大街,擠滿了破房子,是當年最繁榮的市中心,新街口,這裡是我從小學三年級起每週日由爸爸那不苟言笑的聽差宋逸超帶著去買一次書,跟姥爺看了第一場電影(默片《 聖經的故事》)的文化啟蒙地。往前走了不久,突然看到一條布帶橫掛在一座禮拜堂前,上面寫著大字:
紀念張大飛殉國周年
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劍刺入我的眼,進入我的心,在雨中,我癡立街頭,不知應不應該進去?不知是不是死者的靈魂引領我來此?不到十天之前,我剛剛意外地飛越萬里江山,由四川回到南京──我初次見到他的地方──是他引領我來此禮拜,在上帝的聖堂見證他的存在和死亡嗎?
教堂敞開的門口站立的人,看到我在雨中癡立許久,走過街來問我,是張大飛的朋友吧,請進來參加禮拜,一同追思。我似夢遊般隨他們過街,進入教堂,連堂名都似未見。進門有一塊簽名用的絹布,我猶豫了一下,簽了我哥哥的名字,齊振一。
至今六十年我仍在自我尋思,那一瞬間,我為什麼沒有簽下自己的名字?也許自他一九四四年秋天停止寫信給我,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他由河南信陽上空殞落,那漫長的十個月中,我一直不停地猜想,什麼樣的一些人圍繞著他生前的日子,如今又是哪一些人在辦他的追思禮拜呢?這些人能夠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義嗎?戰爭剛剛停止,萬千顆流血的心尚未封口。
那場禮拜極莊嚴肅穆,有人追述他在軍中朝不保夕的生活中,保持寧靜和潔淨,因而被尊重。在許多經文之中,又有人讀《 新約.啟示錄》,「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這些經文在我一生中幫助我度過許多難關。我坐在後排,禮拜結束立刻就離開了。
那一天我為什麼會走到新街口,看見那追思禮拜的布條,我終生不能解答。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歷的奇蹟,不必向人解說吧。我自一九三七年底逃出南京城,今生只回去過兩次。這一次參加了大飛哥的追思禮拜,第二次,一九九九年五月去了三天,由中學好友章斐之助,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拾級上去,摸到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刻著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
【書籍資訊】
《巨流河》
出版日期:2020.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