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重焦慮不是你的錯!減重名醫蕭捷健《碳水循環》:你不是意志力不夠,而是選錯了方法
蕭捷健醫師在《碳水循環》中溫柔呼籲:體重焦慮不是你的錯,你只是選錯了方法。本書針對常見減重迷思,提出與身體合作、非極端的科學方法,幫助你改善代謝、找回健康與快樂。無需禁澱粉、不必自我折磨,讓瘦身成為自然且可持續的生活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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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希望能用科技來解決這些問題,覺得當歐洲、美國或中國開發新科技之後,就能移轉到開發中國家使用,推動當地經濟成長。國際貿易與全球化也是推動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為開發中國家運用先進科技生產的產品,之後就能銷往國際。然而,開發中國家究竟是否真能從技術的發展中獲益?又是如何獲益?情況通常不如想像的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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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AI幻覺付出代價的不只是工業化世界的勞工與公民。儘管過去五十年來,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已經有所成長,但仍有超過三十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六美元,光求三餐溫飽就不容易,遑論提升住宿、衣著與醫療照護的品質。許多人希望能用科技來解決這些問題,覺得當歐洲、美國或中國開發新科技之後,就能移轉到開發中國家使用,推動當地經濟成長。國際貿易與全球化也是推動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為開發中國家運用先進科技生產的產品,之後就能銷往國際。
像是南韓、台灣、模里西斯與近期的中國,這些經濟快速成長的成功案例,似乎證明這樣的理論確實可行。這些國家都在三十多年間達到每年超過5%的人均成長率,而工業技術的運用以及對世界市場的出口,也都刺激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
然而,開發中國家究竟是否真能從技術的發展中獲益?又是如何獲益?情況通常不如想像的那麼簡單。包括法蘭西斯.斯圖爾特(Frances Stewart)在內的幾位經濟學家在1970年代發現,技術進口不只可能行不通,可能使不平等與貧困更加惡化,原因在於,將西方的技術直接引入開發中國家,常常並不符合當地需求。從非洲的農業就能看出這種問題。農業技術研究的經費幾乎都是來自高收入與中等收入國家,研究的主題則多半是自古以來揮之不去的問題,像是作物害蟲與病原體。據估計,全球農業產量可能有高達四成是毀於這些病蟲害。舉例來說,歐洲玉米螟主要破壞西歐與北美的玉米,在研究上得到許多關注,已經研發出具抗性的作物品種(包括五千多項生物技術專利及各種基因改造品種)。在研究上同樣受到關注的問題,還包括西方玉米根蟲(同樣影響美國與西歐部分地區的玉米)與棉鈴蟲(曾是美國棉業的主要威脅)。
然而在非洲與南亞,當地農業面臨的是不同的害蟲與病原體,因此西方的研究實在貢獻有限。像是非洲玉米秸稈螟危害著當地的玉米;沙漠蝗蟲則讓非洲和南亞大部分地區的所有作物都飽受摧殘。這兩種害蟲嚴重影響所在地區的農業生產力,但受到的關注卻遠遠不及(相關的申請專利極少,也沒有基改作物品種)。整體來說,對於低收入開發中國家的問題,相關研究資金與創新的數量少得可憐。據估計,要是把針對西方病蟲害的生技研究主題轉向開發中國家的病蟲害,全球農業產量可能大幅提升42%。
像這樣對新作物與農藥的研究都以西方農業為主,就屬於引進不適當技術的例子。斯圖爾特強調的重點其實並不在於病蟲害本身,而在於新的生產方法有多麼資本密集。舉例來說,無論是製造業中極為複雜的工業機器或是農業的聯合收割機,都不一定符合開發中國家真正的需求;開發中國家的資本稀少,它們真正需要的其實是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為人民創造就業機會(而且是好的就業機會)。
供給與需求的配合不當,會讓經濟發展付出昂貴的代價。到頭來,新技術有可能因為不適合開發中國家,或因為太過昂貴而無法應用。美國研發的農作物品種其實很少出口到較貧窮的國家,除非兩國的氣候與病蟲害極為相似,而且就算將先進國家開發的新技術引進開發中國家,好處也十分有限,因為接受新技術的國家或許並不具備高技術勞工,無力維修或操作那些新機器。此外,富裕國家進口的技術常常又會形成一種二元結構:有一個高度資本與技能密集的產業部門,能付出優渥的薪酬;但同時又有一個規模大得多的部門,卻提供很少好的工作機會。總之,引進不適當技術非但無法減少世界的貧困,反而可能會加劇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或是開發中國家內部的不平等。
許多開發中國家已經將這些問題列為當務之急。二十世紀最具顛覆性的創新, 就是由一群墨西哥、菲律賓與印度研究人員倡議的「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西方雖然也曾發明新的水稻品種,但並不適合這些國家的土壤與氣候,直到1966 年,菲律賓成功培育出雜交水稻新品種「IR8」,這項突破才讓菲律賓的水稻產量迅速翻倍。IR8與其他和印度研究機構合作研發的品種迅速傳到印度,讓印度的農業徹底改觀,某些地區的產量翻了十倍。而另一項重要協助則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國際資金以及科學家的領導,特別是農業學者家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拯救超過十億人免於饑餓,因此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如今,我們看到「不適當技術之王」正以AI的樣態降臨,但這次並沒有像「綠色革命」那樣強大的力量能與之抗衡(更沒有多少AI研究人員願意勇敢承擔起布勞格當年所扮演的角色)。
南韓、台灣、中國等地之所以能減輕貧困、使經濟高速成長,並不只是因為引進西方的生產方式,而是因為有了新技術之後,能夠更有效運用人力資源、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才得到經濟上的成功。此外,國家也願意投入更多教育經費,讓人民的技能跟得上技術的發展。
但AI目前的發展方向卻排除了這種路線。出現數位科技、機器人科技與其他自動化設備之後,全球生產製造對技能的要求更高,也改變國際的勞動分工。舉例來說,在許多主要為低教育程度勞工的開發中國家,已經開始出現去工業化的現象。
這個過程的下個階段依然是AI的舞台,但依據AI目前的發展路線,並不會為貧窮與中等收入國家的大多數人創造工作與機會,因為這時AI需要的是資本、高技術勞工,甚至是更高技術的服務(例如管理顧問與科技公司的服務)。而這些正是開發中國家最缺乏的資源。如果看看出口導向型成長與綠色革命的例子,會發現這些國家常常擁有豐富的資源,能帶動經濟成長、減少貧困。但如果技術是沿著AI幻覺所指示的路線發展,這些資源將成為一座不去開發的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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