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助理如何重塑我們的日常?語音、手勢與AR等新互動模式正在改寫未來|《2050科技與商業藍圖》
未來的你,將不再孤軍奮戰於生活大小事中。從安排行程、篩選郵件、做健康管理到職涯建議,一個專屬於你的人工智慧助理正悄悄成形。這不再只是富豪的專利,而是你我都能擁有的未來生活工具。《2050科技與商業藍圖》一書深入探討AI助理的崛起、人機互動的新型態,以及語音、視覺、手勢如何重塑我們與科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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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顆被冷凍庫塵封 17 年的實驗分子,到全球矚目的抗疫藥物,輝瑞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將希望轉化為實際治療?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科學家靠著記憶、直覺與經驗,重新喚醒過去的研究,成功打造出 nirmatrelvir。《解藥》將帶你深入了解這段跨越近二十年的研發歷程,從蛋白酶的角色、研發困境,到藥物如何在危機中誕生,每一步都令人震撼。
為了提升員工績效,企業往往投入大量資源設計獎金與誘因制度,但結果卻不一定如預期。事實上,問題可能不在於「給多少錢」,而在於「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給」。行為經濟學指出,人們對「失去」的感受,遠比「獲得」來得強烈....
除了心理帳戶的概念外,行為設計師還應該注意到另一種行為現象,稱為「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這個概念來自於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與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於 1979 年發表的一篇經典論文。他們指出:「損失的感受往往比獲得更加強烈。」事實上,大約是獲得感的兩倍。希望你從未有過損失金錢的經驗,但如果有,試著回想一下那種感覺。損失一百美元所帶來的痛苦,通常遠遠超過獲得同樣金額時的喜悅。這也就是為什麼如果有遲付罰金,人們更可能準時付款,但是若提供早鳥折扣,反而效果不如預期。罰金代表損失,也象徵某種錯誤行為;而折扣則只是獲得,沒有任何道德暗示。損失規避也說明了為什麼薪資減少會帶來特別大的衝擊,因此企業會竭力避免減薪,避免損害員工士氣與動機。
那麼問題來了,我們是否可以將某項誘因「以損失的形式呈現」,以提升其激勵效果?先發獎金後再扣除的做法,並不常見,而且在法律上可能較為複雜,但是中國某家科技公司進行的一項實驗就提供了具體例證。該公司對部分員工(損失框架組)表示:「公司為獎勵生產力,將在每週工作開始前,預先發放一筆暫定 80 元人民幣的獎金。如果你的團隊當週的平均生產效率低於每小時 20 個單位,這筆獎金將被扣回。」另一組員工則屬於「獲得框架組」,他們被告知只要達到相同的績效標準,便可在週末獲得相同數額的獎金。
實驗結果發現,員工的行為符合損失規避的預測。兩組獲得獎勵的員工表現皆優於未獲獎勵的基準組,但害怕失去已經獲得獎金的「損失框架組」,表現明顯優於期待在週末獲得獎金的「獲得框架組」。這種效果在整整四個月的實驗期間持續存在,顯示激勵的呈現方式確實能產生顯著的差異。人們會努力爭取獎勵,但會更加努力去守住已經擁有的獎勵,不讓它從手中溜走。
如果你覺得將這些行為經濟學的洞見應用在推動公平進展上有些不太妥當,那麼你可以參考個人電腦公司惠普(HP)在 2017 年的做法。惠普公司的法務長金.瑞維拉(Kim Rivera)推出了一項新計畫,規定其外部法律顧問團隊中,至少須有一位關係合夥人或負責至少 10% 計費時數的律師,是來自性別、種族、族裔、性取向或身心障礙等任一少數群體,否則該公司將削減其 10% 的法律費用。所有在美國擁有 10 名以上律師的事務所若希望與惠普公司合作,都必須符合這一最低標準。
惠普公司進一步表示,這項人員配置要求僅是基本門檻,若法律顧問團隊中有更多元化的成員,將能獲得更高的評價。瑞維拉在2 020 年表示:「我們這項倡議的用意是在確保這個行業中的機會,能更平均地分配給所有人。」她還指出,在僅僅三年間,符合相關要求的律師事務所比例已從 64% 提升至 95%。
▍即時提供獎勵
許多公司都有員工推薦計畫,也就是現任員工若成功推薦一名新進員工,便可獲得一筆獎金。企業將這種由內部員工擔保的候選人視為較佳人選,因為推薦本身就構成一種額外的正面訊號。
推薦除了能降低招募成本之外,也被證實能提高員工表現、延長任職年限,並提升工作滿意度。因此,被推薦的求職者,獲聘的機率也通常高於未經推薦者。
推薦對於正在尋找工作的女性和有色人種而言,往往更加重要。推薦所提供的額外正面信號,對於那些在求職過程中需要面對偏見的人來說,可能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但是問題在於,員工通常會推薦他們認識的人,例如朋友、前同事和校友,也就是與他們背景相近、社交圈內的人。
英特爾公司決定正面應對這個問題,對來自代表性不足群體的候選人提供雙倍的推薦獎金。埃森哲及 Pinterest 等公司隨後也紛紛效法。在一項為期六週的實驗中,Pinterest 鼓勵所屬工程師推薦在科技領域中屬於代表性不足群體(即女性與有色人種)的候選人,結果這類候選人的推薦數量大幅提升。只要白人男性在組織內仍占多數,透過內部推薦所引進的新人,就不太可能代表更廣泛的勞動人口結構,除非我們能夠提高推薦人可獲得的獎勵。
值得注意的是,推薦員工在推薦成功後立即獲得獎金,這一點也並非無關緊要。當知道即刻就能獲得回報時,人們會更願意多付出一些努力。相較於傳統經濟模型的假設,人們傾向過度折現未來的收益,這種傾向有時被稱為「現時偏誤」(present bias)。這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提高獎勵,還必須把回報的「時間點」提前。拖得太久的獎勵,其誘因效果將大打折扣。
在印度進行的一項實驗旨在提升幼兒疫苗的接種率,就清楚說明了這一點。在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的鄉村地區,許多母親必須長途跋涉,才能帶小孩前往疫苗接種站施打疫苗。因此,接種疫苗對孩子而言不僅是不舒服的經驗,對母親而言,也要付出不少時間和金錢成本。更糟糕的是,由於當地醫療資源不穩定,有時即使到了疫苗接種站,卻發現疫苗不足或接種站沒有運作,白跑一趟的風險進一步打擊接種意願。為克服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研究人員事先讓母親能確保孩子可以順利接種,結果疫苗接種率提升約十個百分點。更令人驚訝的是,若再加上一些實質獎勵,例如贈送一公斤扁豆與幾個金屬餐盤,完成全程接種的比率更大幅提升,與無誘因的基準組相比增加了超過三十個百分點,也就是提高六倍之多。
因此,創造立即的滿足感正是我們所需追求的目標。當我們創造愉快的經驗來抵消某些不愉快或困難任務所帶來的成本,就是運用了凱瑟琳.米爾可曼(Katherine Milkman)、茱莉亞.敏森(Julia Minson) 與凱文. 沃普(Kevin Volpp) 所提出的「誘惑綁定」(temptation bundling)概念。我們特別喜歡的一個實證例子,即是在運動時觀看自己喜愛的影集,或收聽有趣的播客(podcast)或有聲書;雖然將公平比喻為運動可能有些過於簡化,但兩者之間確實存在某些相似之處。要在我們慣常的社交圈以外找到合適的推薦人選,確實需要付出額外的努力,然而這些努力可以透過即時獎勵來予以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