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茫暮色裡的趕路人：何凡傳

也是城南舊事 追尋父親的一生，我才發覺，原來兒時難忘的事物，竟然有許多由低調不多言的父親主導著。那時母親在《聯合報》編副刊，每天下午上班，晚飯後才能回來，週末也常常要上班。 第一次吃蛋捲冰淇淋，就是父親在週末買給我的。那時台北正上演「羅馬假期」，清純的奧黛麗赫本在片中飾演溜出皇宮、想嚐嚐平民滋味的公主，她在羅馬街頭吃蛋捲冰淇淋的樣子，風靡了寶島觀眾。父親帶我和姊姊看完電影，立刻擠出人群，排隊去買那家號稱首創的蛋捲冰淇淋。那時代排隊觀念較差，父親經常為文倡導遵守公共秩序。只見他在行列裡，不斷揮手阻止想插隊的人。二十分鐘後，終於見到父親高舉著三個快融化的冰淇淋過來。 早年中山南北路間有座高架橋通行車輛，落成那天開放給民眾上橋觀賞。父親一向關心台北市政，就帶我和妹妹隨大批民眾上橋走一遭。我們從南端向上爬，到了橋頂一看，半個台北盡收眼底。父親興奮地指著遠方說：「你看，那兒是城南，咱們家就在那兒。」接著又指向左邊：「那兒是城東，咱們剛到台灣時，就住在東門你二姨家。」那時我剛念小學三年級，自此以後，能被人一問就指出台北的東西南北。 那天中午，我們在橋下的一家客家館子「新陶芳」吃午餐，父親叫了臘味飯給我，那是我第一次吃臘味飯，至今還忘不了那美味。 一九五六年，美國白雪溜冰團第一次來台，在台北三軍球場表演，非常轟動，當時一票難求。父親以前在北平是溜冰好手，當然不會錯過這次機會。我們全家出動，還帶了在北京住過二十五年的外婆及張舅婆（文壇前輩張我軍夫人羅心鄉女士）。張舅婆那天先到我們家吃飯，還和外婆喝了點酒助興。 表演一開場，我們就傻了眼。那些皮膚雪白，像洋娃娃般的美女，穿著亮晶晶舞衣在冰上穿梭，背景是五彩燈光，令人眩目。我右邊的張舅婆興奮地對外婆說：「姑奶奶，你看這些洋妞兒多漂亮！」我左邊的外婆拉住我的手說：「是啊！如果我當年不是裹了小腳，在北平也能學溜冰！」 我老氣橫秋地說：「婆啊，你喝醉啦！」 看「白雪」，票價不便宜，父親不知要熬夜寫多少篇稿子才行。 一九六二年六月，台北市第一家速簡餐廳開幕。父親多年來不斷提倡飲食衛生、速簡，於是帶領全家老小光顧，率先支持。我們進了那家大餐廳，父親像個識途老馬，教我如何端大鐵盤，從大玻璃櫥裡選菜。「吃多少拿多少，拿多少吃多少！」 我們對父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日日埋首書桌寫作。白天他在報社伏案工作，下班一進家門又鑽進書房。寫稿、改稿、看報、查資料，直到晚飯上桌才會見到他。 父親遵守自定的「吃飯少說話」衛生原則，總是第一個吃完離開飯桌。母親常說：「吃飯這麼快，好像當過兵一樣！」 吃完晚飯，他又奔回書房，繼續伏案，一直到深夜才睡。那年頭撫育一家四個孩子並不容易，父母親只有努力爬格子才能維持一家六口生計。不過，他們辛苦得有成果、有成就。他們總不嘆苦，喜歡苦中作樂。身體長年透支，精神卻飽滿充實。 一九九一年，父親自︽國語日報︾退休，與母親飛來澳洲小住。二老都有晨走習慣，性急的母親常常等了兩分鐘就說：「咱們大家各走各的。」說完先健步出門。父親等我把孩子送上學後，才一起出門。沿門前那條月彎路走了一大圈後，都沒見到人影，父親有感而發：「台灣的問題就是人太多了！」 有天他想看看澳洲的公園設施，我們帶他去湖邊散步。他看見小朋友在公園裡騎三輪小腳踏車還戴安全帽，感慨地說：「台灣機車騎士戴安全帽的法案，在立法院一躺二十年不通過。關乎國民生計的案子積壓如山，令人痛心。」 他回台灣不久，我在寄來的報上，看到他寫了篇︿騎士戴帽舊話重提﹀。 那次他在公園看到一塊木牌：「Leave your footprint, take your rubbish home.（留下足跡，帶回垃圾。）」囑我替他蒐集這方面資料。出了公園，我乾脆驅車帶他直訪市政府。晚飯後，他在燈下拿著大堆資料，細心消化了許久。母親說：「你爸爸出門旅行，到處不忘考察市政。」 第二天是我們這社區每週一次收垃圾日，父親特別趕在垃圾車清晨來到之前起床，出門看他們如何作業，收取分類垃圾。我告訴他，是市政府發包給民間收取的。父親回答：「這在台灣恐怕又會發生議員關說的困擾。」 一九九六年底，母親因糖尿病引發輕微中風。我們在海外聞訊，立刻趕回台灣。母親初病倒那幾天，父親常不自覺嘆氣，但是很快振作起來，對我們說：「教我怎麼用洗碗機、洗衣機、微波爐……。」 家裡一向由勤勞能幹的母親打點一切，父親不諳機械和電子用具，只是專心工作、寫稿。我們教了他好幾次電器用法，發現必須把使用步驟列表寫下，貼在各電器用品上。父親有空就照著我們寫的練習。他說：「我得在你們離開台灣前學會。」 有一天，我回家一進門，父親就叫住我：「我剛用洗碗機洗了碗，你去看看有沒有按錯鈕。」我打開洗碗機，只見霧氣中，個個碗盤都乾淨明亮。「爸，一百分！」 他又要我們教他怎麼去銀行、郵局領款。就這樣，那年八十六歲的父親和母親對換了角色。 父親的老友子敏，說他是個抗壓性很強的人。的確，他對母親的病一直抱著極高希望。每次看到報上有治療糖尿病的新藥，就把剪報寄給我，要我在國外求證。母親的中風影響聽力，配了助聽器也不管用。父親知道澳洲還在研發新型助聽器，滿懷希望對我說：「你媽一定趕得上使用新發明。」 那些年，家中雖然請了二十四小時看護，我們仍然輪流排班回台照顧他們，陪伴二老。當然，也為了和他們有更多相處時光。 一九九九年初，我開始寫母親的傳記，經常和父親聊天、談往事。有一天，父親對我說：﹁你寫你媽媽的傳，誇獎地方要少一點，反正你媽媽也不競選了。﹂我下筆時切記，儘量以平實自然的方式呈現。那段日子，和父親更加親密起來。我發現，父親沈默、內向的性格背後，有著大智慧和無懼。 二○○一年十二月一日，母親病逝，享年八十三。父親說：「我比你媽大八歲，理應比她先走，沒想到她先走了。」 母親去世後，父親晚上一如平日，一個人在房間看書、看報。我發覺他看的是同一本書︱︽林海音傳︾，他先前不知看過多少遍了。一天黃昏，父親精神不錯，出來和我們聊天，他說：﹁我看了書裡我跟你媽年輕時那些事，真有意思啊！我也可以寫個︽城南舊事︾續篇，把你沒寫的寫出來。﹂他臉上閃過一絲滿足。 母親走後這一年，父親體力日衰，多次進出醫院，當然，也不可能再寫文章了。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父親在家中睡夢裡安詳過世，享年九十三。 父親去世後，我常憶起那年出國去澳洲前，攝影家王信替我和爸媽合影，停格的美好時光。父親一手一個，摟著我和媽，他臉上沒有離情，是滿足的笑。人生的列車，他與母親到站下車，留給我與他們共有的記憶光影，在我餘下的旅程咀嚼、回味。 本書分為四大部分，也是父親一生的四大階段。 第一部「家族與成長」，寫父親一九一○年到一九五○年，在北平成長、讀書、就業、結婚，及初抵台灣的歲月。這部由我執筆。 第二部「一生的事業」，寫他一九四八年來台加入︽國語日報︾，從編輯做到發行人，長達四十三年的報人生涯。由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的張至璋執筆。 第三部「寫作的成果」，為他在台灣長達半個世紀，譯寫一千多萬字的編寫生涯。由在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任教的應鳳凰博士執筆。 第四部「社會先行者」，是他一生的文格、人格、風格、生活、婚姻，及思想觀念。由我執筆。 四部完成後，再由我做總整理編排。他們二位的參與寫作，使本書更完整。 本書前四章涉及中國近代史部分，由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系林德政副教授審閱。林教授在前年讀過《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後，主動找到我，對書中文學及史料兼具，給予肯定。一年來，我多次隔海向他就教，他說：「民國前二年出生的何凡，經歷民國締造、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國共戰事，以及撤退來台，歷經台灣五十年來的社會及經濟發展。何凡九十三年漫長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民國史。」 《國語日報》林良董事長、蔣竹君副社長及多位先生女士接受訪問，提供資料，使我們對父親一生的重要工作，認識更深。 兩年多來，我也幾度以錄音方式，在台灣、美國與祖焯、祖美、祖葳回憶在台北城南的歲月。無數次的相聚，無數次的懷念。 北京、南京、上海的夏家長輩和堂兄姐們，特別是承楣七叔和承瑜九姑，以及台灣的燕生舅舅、燕玢五姨，墨爾本的燕珠三姨，也都提供了不少協助。 北京、南京的學者、作家們，在我找尋資料時多方協助，尤其是北京首都大學王景山教授提供先祖父︱枝巢老人夏仁虎的資料。近八十高齡的王教授，多年來在北京各圖書館一字字抄錄下相關資料。在零下氣溫時，雙手都凍僵了。如果不是出於對夏仁虎的重視，以及保存史料的熱忱，難以想像如何憑一己之力彙集如此翔實的史料。 而文壇先輩張我軍先生在北京的長子張光正先生，以及台盟，協助找出了先父當年在《北平日報》上所寫的兩百三十三篇「玻璃墊上」。 而文壇先輩張我軍先生在北京的長子張光正先生，以及台盟，協助找出了先父當年在《北平日報》上所寫的兩百三十三篇「玻璃墊上」。 為本書寫序的台大榮譽教授齊邦媛女士，是父母親生前的好友。齊教授的為人為文，令人敬佩，多年來對我們兄妹啟發甚多。作家亮軒先生慨允將他追念何凡先生的文章收入本書，亮軒是父親寫作上的知音。 書法家董陽孜女士再度揮毫，為本書封面題字，氣勢恢弘。攝影家王信生動的封面作品，也使這本傳記增色。還有這兩年來在台灣、澳洲、美國許多朋友：桂文亞、鄧佩瑜、王開平、尚孝純等人的精神支持。 最後感謝天下文化專業也敬業的工作群，使得這本《何凡傳》順利呈現讀者面前。 二○○三年十一月於墨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