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律,臺灣經濟發展的活歷史
蕭萬長
理律是我在國貿局服務時互動密切的法律事務所。
一九七○年代起,臺灣經濟發展走向自由開放,吸引外國企業高度注意。外商紛紛來臺洽詢商機,但對我國法令規章並不熟悉,大都是透過理律與政府打交道,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與理律建立關係。
當時,我推動外商來臺投資,希望臺灣經濟早點與國際接軌,積極與各國業者接觸。在爭取外商投資過程中,涉及智財權的談判、開放市場的磋商等許多議題,理律從旁提供重要參考意見。就我來說,理律是一個免費又有效的諮詢機構,讓相關工作能順利進行;對理律而言,也因此受到更多的外商重視,爭取不少生意,可說是雙贏互補。
回顧戰後的臺灣,可說是內憂外患、景氣蕭條、百廢待舉、人民普遍貧窮落後,大家最重要的目標是「脫貧求富」。政府面對艱困的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務實地從事經濟建設,以捍衛復興基地,社會上所展現出來的是一股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那時,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臺灣的生存和發展必須靠經濟,更要與國際體制接軌、吸引外資和技術、培養產業基礎和人才。
政府從一九七○年代起,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政策,臺灣經貿體制從閉鎖逐步走向開放,其間雖經歷很多的掙扎、取捨,再找到平衡點,非常的波折,但大家都熬過來了。
這一段歷程,正好是理律成立的背景。理律協助政府建立法制、推動變革,讓外商對臺灣的投資環境產生信心,而理律的業務與臺灣的經濟同步發展,既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
這些見證與參與,在《理律.臺灣.50年》這本書中,歷歷如繪地一一還原。
(本文作者為前中華民國副總統)
摘自《理律・臺灣・50年》推薦序
隨臺灣經濟發展起飛──「理律」五十年的成就
高希均
(一)民間貢獻
八月下旬去杜拜開會,為自己帶了一本要讀的書稿《理律.臺灣.50年》。一路上深被書中五十篇文章所吸引。它們清晰而生動地描述了「理律」五十年的成就,使我一再驚喜地發現這些律師群默默地在臺灣貧窮與落後的過程中,做了這麼多促進經濟起飛、社會進步、正義伸張、人權維護等等的大事。
室外是攝氏四十五度的炎熱,旅館裡室內冷氣低到攝氏二十度。為了迎接二○二○世博會,杜拜還在興建更奢華及炫耀的建築,我想他們最缺的不是更多的摩天大樓,而是一個專業的、誠信的、盡社會責任的法律事務所;或者更廣義地說,是一個法治社會。
「理律」是臺灣最負盛名的律師事務所,我對他們的工作似乎不太陌生,但實際上對他們做的貢獻所知太少。讀完這本書,才知道「理律」的成就;也才更清楚:在我們討論臺灣經濟奇蹟時,一直忽略了像「理律」一樣的民間專業機構,在不同階段中所做的貢獻。在一個分工細密的年代,我們太需要相互溝通,瞭解彼此的貢獻。
(本文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理律五十,為善者成
陳長文
理律五十的今日啟示
我也希望理律這五十年的奮鬥史,能給當下的臺灣一些啟示與參考。
在半世紀的時間之河裡,理律和我、許多有些年紀的朋友,聽過一九六○年代,時時在臺灣上空盤旋的戰鼓之聲,兩岸的戰火雖沒有直接加臨臺灣本島,而只到金馬前線,但當時的臺灣人民,無一不懷有亡國滅家的憂患意識,擔心有一天「共匪」血洗臺灣,如果不是反攻大陸的話。
我們經歷過一九七○年代的外交孤立,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被眾盟邦所棄的悲涼,臺灣像一葉扁舟,孤漂在狂風巨浪裡。
我們經歷過一九八○年代的解嚴;經歷過一九九○年代動員戡亂終止;走過二○○○年的政黨輪替與朝野對立的加劇;○八年的政黨再度輪替,兩岸開啟一甲子來最和平階段,但同時臺灣年輕世代對大陸的種種疑慮乃至情緒卻也飆上了歷史高點,民主政府的失能化,使得臺灣進入了停滯的迷宮……。
每一年代都有危險與機會。如果讓我從理律參與臺灣五十年發展歷程的角度出發,幫臺灣找出一條最重要的生命線,我會說是:經濟。
然而,今天臺灣面對的最嚴峻事實是:經濟,這條生命線似乎正在萎縮。
早期政府或民間,在中共武嚇、外交危困等重大威脅下,那份拚經濟的奮進之志,在今天好像消退甚至消失了。政治人物不再以經濟政見為主訴求,取而代之的是撕裂彼此的政治語言。這是臺灣一大危機。
在理律五十週年研討會,這些憂心,也都化為一聲聲的疾呼。
前副總統蕭萬長先生盼望各界「不再陷入路線的爭論,而能積極務實的面對開放,找到經濟發展的新活路」。高希均教授沉痛的說:「政治正確,殺了臺灣!」
張忠謀董事長呼籲:「不要講空話。」徐旭東董事長向政治人物喊話:「不要跑掉,回答我下一句!」張安平副董事長說:「每位候選人都想選第二任,臺灣就沒有希望。」黃坤煌總裁說:「臺灣退無可退!」詹益森董事長說:「取消外資、陸資投資雙軌監理制,對陸資管理改採負面表列。」范炘總裁說:「亞太營運中心機會早已錯失。」
這些警語,關心臺灣的朋友都該聽聽。而我認為,危機的解方,其實往往藏在歷史之中。我們希望這段歷史,有助於臺灣,回顧並深思,如何在深具潛力、多元且成熟的臺灣找出突破困境的方法。
最後,佛家說「世事無常」,再過數十年,我們相信還會有一家名叫「理律」的法律事務所在臺灣、大陸甚至世界其它地區繼續提供法律服務,但是裡面的那些人,是否還會記得當年的理律人對於專業精進的不懈?對於法律倫理的堅持?對於社會公益的追求呢?我盼望他們會堅定的回答:「是的,我們不但記得,而且會做得更好。」
為善者成(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理律五十年,我們一直要用這樣的心情實踐法律人的理想與志業,過去是、現在是、未來,我們期待,也一定是。
摘自《理律・臺灣・50年》代序
寫不完的精彩──理律,豐富的臺灣傳奇
羅智強
我喜歡說故事,因此,在談《理律.臺灣.50年》這本書的寫作歷程前,我想先說兩個故事。
一位理律的退休同仁,回憶她剛進入理律時,就代表銀行扣押了前南越總統阮文紹在一九七五年偕家人飛來臺灣的座機。這架飛機,是阮文紹在西貢陷落後,乘坐來臺的波音七二七,現在還陳列在新竹縣橫山鄉的中華科技大學。她說她「當初嚇死了」。這段回憶也成為一種「另類」的歷史見證。
一九八三年,伊朗共和國國防部長穆罕默德.沙里密來臺興訟,原來伊朗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向臺灣購買「一批軍用物資」,並將一千五百萬美元匯入彰化銀行,不料這筆錢被盜領,而我國官員卻表示並沒有這項交易。這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巨額軍品交易成了羅生門,也成了當時臺灣有史以來發生最大,也最離奇的一起詐騙案。伊朗方面,在臺灣委託的法律事務所,就是理律。
以上都是理律曾參與過的歷史故事之一,也是理律伴隨臺灣一路發展的傳奇片段。這樣的傳奇,我在查找新聞時比比皆是,但卻無法一一蒐進此書。因此,這本書雖然寫的是理律的故事,但卻寫不完,理律的精采。
摘自《理律・臺灣・50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