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的願行

代序  國際佛光會的創會緣起

／星雲大師（佛光山開山祖師暨國際佛光會創會會長）

佛教乃僧信四眾所共有，然而傳統佛教卻一直以僧團為主，因此使得廣大信眾的力量未能完全動員，而且造成佛教漸與社會脫節。為了讓佛教實踐「從僧眾到信眾、從寺廟到社會、從自學到利他、從靜態到動態、從弟子到教師、從本土到世界」的理念，以順應時代的潮流與需要，國際佛光會於是應運而生。

國際佛光會成立於1992年5月16日，然其創會歷史應溯源於1990年8月10日在臺北召開的第一次發起人座談會。當時有108名發起人與會，會中確定了國際佛光會的名稱、宗旨、任務、組織章程等主要架構，以及未來籌組工作的重心、步驟與發展方向，並隨即於8月19日聯名具函內政部，申請准予籌備。9月24日接獲內政部覆文准予籌組，自此籌備工作進入具體實施階段。11月3日，在第二次發起人座談會上選出籌備委員王金平、趙寧、潘維剛、陳順章等31人，公推星雲為主任委員，同時依法公開徵求會員。

1991年2月3日，中華佛光協會正式假臺北國父紀念館召開成立大會，成為國際佛光會的開路先鋒。會中，星雲經5,000餘名與會代表選出，擔任中華佛光協會會長。當天，李登輝總統特頒賀電，行政院長郝柏村致送花籃，歷任內政部長許水德、吳伯雄、邱創煥，以及國防部長陳履安、中央社工會主任鍾榮吉、臺北市長黃大洲等，均蒞會祝賀，典禮莊嚴隆重，是中華民國歷年來最盛大的宗教社團成立大會。

繼中華佛光協會成立之後，在美洲有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大洋洲有澳大利亞、紐西蘭；歐洲有法國、英國、德國；亞洲有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香港；非洲有南非、剛果等60多個國家地區也隨即成立佛光會，並於同年9月，首先以通訊方式舉行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一次籌備會；10月中旬，假臺灣佛光山召開第二次籌備會，世界各地均派代表參加。1992年5月16日，在十方因緣成就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順利在美國洛杉磯音樂中心舉行成立大會，並同時舉行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4,000多位來自全球45個國家的佛光會代表出席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星雲經全體會員議決，當選為世界總會會長；同時選出時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日本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嚴寬祜、澳洲企業家游象卿、斯里蘭卡國立大學副校長安那努達法師等人擔任副會長。此雲集各國佛教菁英的盛會，充分體現國際佛光會國際化與歡喜融和的性格。

國際佛光會是一個世界性的人民社團，以佛教信眾為主要組成對象，有別於其他社會團體。佛光會的會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不僅為自己求得心靈解脫、智慧圓滿，更以創造安和樂利的社會、增進和平尊重的世界為共同目標，是個「自他兼利，同體共生」的團體。佛光會創會以來，一直以教育、文化、修行、服務為發展方向。它的成立，不但使得廣大的在家信眾擁有更多的機會奉獻心力，成為佛教慈善的推動者、文化的播種者、佛法的弘化者與大乘的修行者。尤其每年舉辦的國際佛教僧伽會議，更把藏傳、南傳、北傳，乃至顯密佛教的僧信團結融和在佛陀的慈光之下，是個真正超越國界、種族、宗派的國際性社團，因此普獲各國人士的肯定。佛光會創會36年來，已在世界五大洲各個國家地區成立了170多個協會、1,000多個分會，會員已達300多萬名會員，並在瑞士日內瓦及美國紐約設立駐聯合國辦事處，從地球極北的挪威到喜馬拉雅山上人煙罕至的印度拉達克，都遍布佛光人，只要「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佛光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佛光人」，形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國際化格局。

佛光會2003年獲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同意，正式取得聯合國非政府組織諮詢委員會的會員身分（UN ECOSOC），在聯合國認可的1,000多個非政府組織中，是極少數由華人組成的國際性NGO組織，也是唯一的中國佛教民間團體。國際佛光會的創建，是佛光山國際性格的體現，不但實現了佛教國際化的目標，而且已將佛教帶入另一個嶄新的紀元，並為佛教的未來發展寫下新的里程碑。

（本文原刊於《星雲大師全集》第三類「教科書」○八一《佛光山教科書11佛光學》，頁三六－四三。）

出版者的話  以「和平幸福」實踐星雲大師的願行

高希均、王力行（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
問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

──錄自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2015），這是大師一生弘法的自我寫照，也是國際佛光會成立的終極願景。

我們與星雲大師相識於1989年2月，當時他初訪大陸返臺，《遠見》邀請他與臺灣讀者分享闊別中國大陸40年後的訪問經歷，極其寶貴；他以一位和尚、一位宗教家，在當年的北京大學演講，在隔海的臺北造成轟動；我在2015年曾以經濟學的「紅利」（dividend）概念，表彰大師的人間佛教在兩岸創造了「無處不在的人間紅利」。今日回首再看，星雲大師在1992年創辦的國際佛光會正是將這份「人間紅利」遍灑海內外的重要創舉，而且現在可以進一步說，人間紅利就是「和平幸福」。

所以當覺培法師在一年多前告訴我們，希望出版一本國際佛光會的專書來記錄星雲大師當年創辦時的願行，以及弟子和信眾一起創造「和平幸福」時，我欣然答應。覺培法師長年在星雲大師身邊承擔各項重大任務的執行，同時兼任國際佛光會祕書長20多年（自2005年開始），為各種活動奔波，參與了各種文化、教育與跨宗教的實務推動，我看到一位年輕僧人的成長，承擔重任，成為以群體為念的弘法人。這一切轉變的背後，是來自星雲大師一次次看似平淡卻充滿智慧的提點與身教，作用在佛光山每一位弟子與信眾身上，盡在這本書中。

由此我們心中感到特別興奮：大師身後的新一代弘法者，已經開始慢慢傳遞及承擔人間佛教的精神與責任。

一、理念需要制度承接

星雲大師一輩子推行人間佛教，不止是依賴道場或僧團的力量，還必須有一個能讓在家信眾長期參與、學習與服務的平臺，才能一起「做好做大」。國際佛光會，便在這樣的初衷中成立起來了。它不是附屬於個人魅力的組織，而是一個嘗試以制度承接理念、以組織延續精神的實踐場域。

本書所呈現的，不只是國際佛光會的發展歷程，更是一段值得被認識與學習的社會實踐經驗。在臺灣與華人社會，宗教團體與義工組織並不少見；然而，能夠在長時間中維持穩定運作，同時兼顧信仰實踐、教育培力與公共服務的組織，並不多。國際佛光會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關鍵不在於活動的多寡或規模的大小，而在於它是否建立了一套能被承接、被複製，並隨著時代演進的制度。

二、制度設計需要價值選擇

從組織架構的設計、幹部與義工的培訓，到讀書會、生命教育與各類慈善、社會服務的推動，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國際佛光會始終將「信眾教育」放在核心位置。制度在此並非單純的管理工具，而是一種價值選擇：它讓參與者在行動中學習承擔，在服務中深化佛教信仰，並逐步累積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感與承擔能力。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佛光會對「學習」的重視，使組織不致流於消耗型動員。透過持續的閱讀、討論與實作，參與者不僅能夠完成任務，也能在過程中形成判斷力與行動力。這樣的設計，需要高度的克制與耐心，也需要長期投入的信念。它不追求立竿見影的成果，而是選擇陪伴每一位成員在一次次的練習中熟練、進步、成長，在時間的長河裡累積深度。

三、制度建立需要「人做對」

更重要的是，這套制度並不是要讓個人成為體系中的齒輪，而是要讓個人在群體中找到位置。對許多參與者而言，佛光會並不是「來幫忙」的地方，而是「來學習」的地方，是在善行中養成自我要求、團隊協作與面向社會的能力。制度既規範行為，也塑造文化。當文化逐漸成形，個人的投入不必仰賴意志力硬撐，組織也才能在世代更替中保持方向。

星雲大師一再指出，若希望理念能夠長久延續，不能只依賴少數人的熱情，也不能僅憑情感維繫，而必須透過制度建立承擔與交棒的可能。

四、「和平幸福」需要國際的力量

國際佛光會能夠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延伸其服務與教育工作，靠的不是同質性，而是共同的理念與共同的做法。理念提供方向，制度提供方法，兩者結合，才讓「國際」不流於名稱，而是可運作的事實。

在當前社會高度碎片化、公共信任逐漸流失的情境下，這樣的組織經驗顯得尤為珍貴。它提醒我們，真正能支撐社會的力量，來自制度與價值的長期結合，而非短暫的激情；來自願意被培養、也願意承擔責任的人，而非一次性的動員。這樣的力量，往往不易被立即看見，卻決定了一個組織能走多遠。

本書不只記錄國際佛光會如何承接星雲大師的理念，更呈現一種可能性：當一個理念被認真對待，並透過組織與制度加以實踐，它就有機會在世代之間被延續，並在社會中形成穩定而持續的影響。

我們與星雲大師相識34年，出版超過40餘本大師與弟子們的書籍，印製總量超過百萬冊，他總能為宗教的社會教化力量起頭典範，影響無數人。綜觀大師縱經一生的磨難，卻有一身的成功，而這當中最大的關鍵是「人做對」；他不僅自己做對而成典範，更能建立制度、培養人才，使願心代代傳承，繼續為世界的「和平幸福」，持續向前。

英國諾丁漢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博士，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組學士。現任《台灣光華雜誌》主編，長年從事新聞採訪、編輯與公共議題觀察，曾任《壹週刊》調查採訪組與財經人物組記者、《明日報》大臺中都會新聞中心副主任、《聯合報》中部採訪組新聞記者，並曾任國會觀察基金會觀察員。

國際佛光會由星雲大師創立，秉持「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四大宗旨，致力於將人間佛教落實在日常生活與社會實踐。本書透過長年推動會務、組織發展、國際弘法、教育文化與慈善公益的僧信二眾口述、回憶與資料整理，呈現大師創會願心，以及全球佛光人如何在各地承續理念，將信仰化為服務、將願力化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