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立場不過是群體認同的延伸?《善惡》深度解析脆弱的意識型態如何被操控
你是否相信自己的政治立場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根據《善惡》所引用的心理實驗,事實可能恰好相反。研究顯示,我們的政治信念其實非常容易被操弄與扭曲,甚至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完全相反的立場辯護...
本書是羅蘭女士最知名的長篇小說之一,全書數十萬字,分一、二兩部。故事背景橫跨抗戰八年,地點則設定在淪陷區內的天津。它不只是一個故事,它是一些生命,這些平凡的人物,沒有參與戰爭,但他們直接受到戰爭的震撼,他們的人生在戰爭中變形......。
這不是一個抗戰的故事。
這只是一個淪陷的故事。
當災難來臨時沒有人願意淪陷;但事實上,總會有人淪陷。而且有不少的人淪陷。那不只是生命的淪陷,而更是夢的淪陷,愛的淪陷,前途的淪陷。
這裡面,沒有悽厲的戰爭—大戰捲來時,並非每一個地方都是悽厲的。正相反,有些地方是平靜的。悽厲的災難震撼一時,而平靜的災難震撼永遠。
這裡面,沒有悲壯的流亡—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流亡的。
這裡面,也沒有鮮血和呼叫。
這裡面,只是一些被剝奪了幸福的生命,一些被揉碎了的夢,一些在淪陷區的泥淖裡掙扎過的無辜的靈魂。
這故事,在我心中一直生存著。事隔三十年了,它纏繞著我,催促著我。它說:「你經過了那樣一個震撼的時代,你知道那個時代。你無權把你所知所感的東西任意埋葬。你有責任要寫出它,不管你寫得是好是壞,你要盡力而為。」
於是,我開始墮入這可怕的夢魘。那時,兩岸徹底隔絕之中,我手邊沒有一點資料。僅有的一點,是在我腦子裡。而這資料已經在我腦子的角落塵封了將近三十年。當我提筆要把它們拉回來描述的時候,才發覺它們是這樣的蛛網塵封。我像深山掘寶的人,或海底撈沉船的人。我發掘著,沉潛著,到處去找有關的資料,向有關的朋友請教著,討論著。我發覺有些很大的事情,都因隔了一段年代,而眾說不一。特別是關於一些地方性的重要事件,在正式的史料上很難找到,但又不能不顧到正確的時間。直到最後,我極偶然的翻到一本當時在天津的記者所寫的隨筆,才證實許多有關事件的正確日期和主要面貌。但是,仍有些事情是不易查到的。比如說,民國二十八年的天津大水災,我記得為期是四十天;而當水退的時候,剛好是中秋。但別人的記載卻都相當模糊,我只得相信我的記憶。
雖然說,小說不是歷史,雖然在我向朋友們詢問的時候,大家對當時當地的事蹟都已十分模糊,但我仍不願把其中和時代有關的環節,做不負責任的交代。而且我相信,總有讀者會關心那確實的時日。
這樣,就使我寫得很艱苦。我一次一次的探尋著,一次一次的失敗著,灰心著,一次一次的再賈餘勇去嘗試著。我說,我是著了魔。整整三年的時間,我坐在桌前,朝朝夕夕的在那裡寫了撕,撕了寫。當有成績的時候,我歡忭終日;當觸礁失敗時,我沮喪灰心。在這長長的三年裡。我嘗盡了乍喜又悲,乍失又得的神經質的情緒上的動盪。我做不下其他的事,寫不出其他的東西。腦子裡容納不了別的問題。我變得脆弱易怒,我變得寢寐不安。
我不止一次的問著自己,「你為什麼一定要寫?假如你放棄它,去寫別的東西,你可以輕易得多。」但是,我放不下它,丟不開它。後來我明白,我根本無權放下它,無法丟開它。因為它織在我生命裡。它不止是一個故事,它是一些生命,包括我的,和我朋友的;包括我們這老大中國的一些平凡人物的。他們沒有參與戰爭,但他們直接受到戰爭的震撼。他們的人生在戰爭中變形。事隔三十年,那些變形的靈魂仍在我心中哀泣—寫吧!寫吧!妳沒有力量背負時代的使命,但妳有權喊出心中的創痛,為妳自己,也為和妳同等的人群!
就在這樣的催逼煎熬之下,我寫著、撕著、塗改著、苦著、樂著、悔著、興奮著。
我未寫過長篇(《綠色小屋》是後來才寫的。嚴格說來,十萬字的作品也只算是一個中篇。)而第一部長篇我竟選了一個如此龐大的題材,難怪我深感力不從心。
當我為修改它而痛苦不堪的時候,許多朋友都曾勸我「發表掉算了」。但我深知,身為一個作者,對自己的任何一篇作品,都要充份的負責。「盡力而為」大概是個人所能做到的第一件事吧?
我已盡力而為。
它不是一個極富戲劇性的故事,而只是許多個誠懇的心靈的描述。我個人對它有份沉痛的偏愛,但願它也能引起一些讀者的共鳴。
羅蘭(一九七○年四月五日)
200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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