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開除華爾街銷售天才！帶領摩根士丹利稱霸華爾街的麥晉桁體悟，「並不是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得像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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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我的眼睛都會從時鐘快速移到塔樓的一張空椅子上。一直都是同一張辦公桌。這個座位應該有一位從哥倫比亞大學應屆畢業的頂尖人才瓊安．迪．阿系斯（Joanne de Asis）坐在那兒。7點35分、40分、45分、50分。時而惱怒、時而擔憂令我無法專注。她人在哪？是發生意外嗎？她人還好嗎？1977年的紐約不是個頂安全的城市，最後，她終於在7點57分衝進來，再次為了叫不到計程車道歉。

「準時」是我的鐵律之一。我記得自己跟她說得很清楚，上班時間是從早上7點30分準時開始。（她不記得這點。）但瓊安還是繼續遲到。耶誕節前幾天，我對瓊安說，我想在交易大廳跟她聊聊。當時我還沒有個人的辦公室，我們坐在一間小會議室。「瓊安，妳是個滿好的人，」我對她說，「但妳不適合這份工作。我接下來要去北卡度假，等我回來時，要請妳把妳的位子空出來。」 我簡短、堅定，而且有禮貌。瓊安的臉隨著我的話語垮了下來，她被開除了。但是1月2日我回到辦公室時，瓊安還坐在她的位子上，頭一次提早到辦公室。我立刻走進費雪的辦公室了解情況。「約翰，你不能開除她，」他以公事公辦的語氣說，「我們決定再給她一次機會，你要輔導她。」

瓊安顯然是趁我度假時，跳過我去找救兵。我很生氣，但是一反常態地不發一語。我走回交易大廳，來到瓊安的辦公桌前。「我要移動妳的位子，」我劈頭就說，「從現在起，妳坐我隔壁。」如果不能把她弄走，我就要張大眼睛—和耳朵—好好盯著她。我讓瓊安跟我的業務助理和另一位哥大MBA彼得．卡爾契斯（Peter Karches）坐在我的塔樓。彼得在布魯克林出生，讀喬治城大學時， 靠著當服務生半工半讀。他的藍領氣質勝過優等生氣質，與我的焦土政策很合。我很快就喜歡彼得的原因之一，是他生性不退縮，他會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告訴我，而且他極度有效率。當我請彼得做某件事時，他會記在黃色記事本上，下班前一定辦好，二話不說，而且不須手把手，事情交給他就再也免煩惱。

我注意到瓊安老是用我不懂的語言在電話上聊天，這令我頗為不悅。我跟彼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交換眼神。「她到底在跟誰講電話？」他小聲對我說。

我看了看銷售日誌。讓我大吃一驚的是，瓊安業績紅火，賣了許多債券給美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銀行。這個肥水多多的利基，是團隊裡其他人無從得知的， 更別說是染指。她能流暢使用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以及他加祿語（Tagalog）—她從小長大的菲律賓的一種語言。有時我還聽得出法語。

我記得在每天早上8點的業務會議上，大夥圍成半圓形坐。我催促團隊去賣1988年的委內瑞拉八（Venezuela Eights），也就是八年期委內瑞拉政府公債，利息8%。「誰他媽會買委內瑞拉的債券？」一位銷售員開罵，「委內瑞拉？ 連去度假的人都沒有！」

第二天早上會議開始後，瓊安入座。「約翰，馬來西亞的中央銀行會買委內瑞拉八，用含息價。」她宣布。

我不可置信地問：「服了妳了，這究竟是怎麼辦到的？」

「昨天晚上八點鐘，也就是對方星期二的早上九點，我打電話給馬來西亞國家銀行（Bank Negara Malaysia） 的副行長南利． 賓． 阿瑪德（Ramly bin Ahmad）先生，他們的時間比紐約快13小時。我跟他說：『先生，委內瑞拉產石油，跟馬來西亞一樣，他們的債券是AAA等級的。』」

「我不用說更多，馬來西亞很有錢，經濟在飛速成長。」

她對我、彼得和其他銷售員露出一個滿意的微笑。

瓊安晚上打了很多電話給東南亞的客戶，不久摩根士丹利就在她的公寓裡設置了一條專用電話線。接著，為了配合她愈來愈頻繁的跨國出差，我們必須換旅行社，因為之前那家旅行社從沒聽過吉隆坡，也不曉得該搭哪家航空公司的飛機。那年頭無法用「Siri，哪家航空飛馬來西亞首都？」來解決問題。

瓊安讓我明白，並不是每個銷售團隊的人，都得像我一樣。她開拓了我做為管理者的視野。剛開始監督她的時候，我沒能了解瓊安具備獨特的技能。費雪把她留下來是對的。看著她的成功，令我了解到，我的職責是幫助她擴展才能。

我還學到了其他教訓。有一回，我在尋找助理，於是跟一位應徵者約了面談。這位女士如我們在電話中約定的，在下午一點來到摩根士丹利位於埃克森大樓的總部。當天有個金額龐大的債券發行，銷售員都忙著推銷，我正在交易大廳忙著救火，以致於完全忘記約定會面的事。當這位可能成為助理的人抵達時，我叫接待員請她聽電話。「聽著，我今天沒空見妳，」我因為工作被打斷的不耐，透過電話完全傳送出去，「妳必須改天再來。」

我掛了電話。

當天下午我的電話響了。我拿起電話，聽見曾經讓海軍上將為之顫抖的低沉聲音。詹森總統過去的海軍副部長，也是二戰時的海軍軍官，正在電話線上。「約翰，我接到菲莉帕．皮爾斯（Philippa Pierce）＊憤怒的電話。」鮑德溫說。

我搜索記憶，心想，菲莉帕．皮爾斯究竟是何許人也？

鮑德溫洞悉我的想法。「你今天下午應該和那位小姐面談的，她犧牲午休時間來見你。她說你放她鴿子，約翰。她還說你沒禮貌，說你沒有為取消而道歉或者給個解釋。聽好，我了解你的工作有時會很麻煩。她是我們家的一位朋友，約翰。但重點不在此，你不能用那種方式待人。」

我打電話給菲莉帕．皮爾斯解釋取消的理由，並且向她道歉。幾天後，我請她回來面談，我沒有雇用她，但她後來在公司裡找到另一個工作。

鮑德溫提醒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尊重他人，無論對方是誰。

我父親就永遠不會像我對待菲莉帕．皮爾斯那樣對待任何人。

有件事可以說明父親的為人。有一回他在路途中停下來向在莫爾斯維爾經營葬儀社的一位朋友凱文（J. P. Cavin）打招呼，注意到有一副準備埋葬的棺材，上面沒有花。「凱文，這副棺材的花呢？」父親問。

「那家人哪裡有錢買花，」凱文說，「他們連松木棺材都買不起，查理。」

「希望他們也能有花。」父親堅持，於是把一張20元的鈔票交給凱文。「從現在起，如果有哪個家庭沒錢買花，請跟我說，我來買單。」

這就是查理．麥克。我從他身上學到慈悲。

忘記父親設立的榜樣令我耿耿於懷，我因為當下的緊急事件和亟欲在摩根士丹利出人頭地而無暇他顧，把其他事全拋諸腦後，包括應有的禮貌和設身處地為人著想。換言之，我把自己的壓力轉嫁到菲莉帕的身上。

在華爾街，壓力一直存在，位階愈高，壓力愈大。

鮑德溫說得對，不可以輕視他人，不能因為自己有壓力就發飆。這道理不光適用於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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