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復一生的回顧：那一年，我遇到一位貴人改變了我的一生｜《錢復回憶錄．卷四》

由童年開始我體弱多病，最嚴重的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在學校體育課時，同學們打球，球向我飛來我不知躲避，一個體魄壯碩的同學跑過來將我推倒，並踩到我的左大腿，當場骨折，送醫院開刀，因日本人占領上海，對麻醉藥和消炎藥如盤尼西林都是嚴格管制。所幸我們家認識一位留俄的外科醫師魏立功先生，他說沒有麻醉劑不能開刀，他用長竹竿對剖，將一半彎起來固定在腳踝和大腿根，要三十天不能下床，這是很痛苦的事，卻也訓練了我的耐性，三個月後將竹竿撤了，我下床已可站立，不久就可走路，也就是說骨折經固定三個月後就能自己癒合。

一九四七年我和母親赴北平與先北上的父親及二位兄長團聚，我讀了初二和初三上學期，此時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共軍已包圍北平。蔣公要王叔銘將軍立刻派三架運輸機去北平接教授南下，三架可乘約百人，但當時絕大多數的教授都認為這只是改朝換代，一動不如一靜。我們家五個人，父母親、兩位兄長都認為必須離開，我年紀太小，沒有意見，一切聽父母的，但是此時南苑機場已被共軍占領，只能在天壇前闢一臨時道路，每人只許帶一件中型箱，由北平飛南京約五小時，到達時看到胡適公公、陳雪屏伯伯等人在接，其實還有傅斯年先生，但是我以前沒見過。在南京停了幾天，父親接受了傅校長的聘請去台灣大學任教，我們在上海住了一個月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到台北。這段經過我們一家在之後數年看到大陸上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父親的好同事曾昭倫教授（他是地下黨）曾一再勸父親留在北大，化學系一位教授和袁瀚清教授先後自殺，都認為倘若我們沒有離開北平，說不定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人生的境遇往往在一念之間。

那一年，我遇到一位貴人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在台北讀書順利，建國中學畢業後一九五二年考入台灣大學的政治系，在這四年間我遇到一位貴人，又改變了我的一生，我在三年級時上了一位美國訪問教授饒大衛（David N.Rowe）的課，他是耶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教我們國際政治，因為是用英文講授，我兩學期考試都得到最高分，饒老師十分喜歡我，告訴我畢業後一定要去耶魯讀研究所。我因畢業後尚有二年預備軍官役，而且家中也無錢供應我去美國，所以對他的話沒放在心上，反而積極準備外交官領事官的高等考試，一九五六年也順利通過。但是饒老師於一九五八年初給我寫信問我，為什麼還沒有申請入學，我只能老實地向他報告，家庭經濟環境無法負擔學費和交通費用。

饒老師立刻回信說兩者都不是問題，學校會給我免學費的獎學金，亞洲基金會替我買台北到紐約的機票；另外二哥承諾每月給我一百美元的生活費，因此我立即辦理入學申請，很快得到許可；預官訓練結束後我即頂著烈日趕辦出國手續，在開學前一週抵達學校，二哥還很貼心地駕車由紐約送我到學校代訂的住宿家庭。

在耶魯三年，我順利地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對我未來的工作非常有助益，但是最大的收穫是三年在耶魯法學院用餐，這是父親的朋友李田意教授告訴我的，他說耶魯法學院是全美第一，所有的學生都是最優秀的，許多被選為總統、州長、參議員，你和這些人交往可能比讀書更有益。的確如此，那時正值八二三金門砲戰，台灣的新聞初次上了媒體的首版，同學們十分感到興趣，見到我是剛由台灣去的，所以我的座位旁邊立刻圍滿了許多同學，逐一提問，我也細心的答覆，不久之後我

一進餐廳就有同學說：「Fredrick holds the court」（錢復開庭了），同學們就圍著我發問，每餐飯不到二個小時無法結束，這些同學的問題有的是希望知道事實真相，也有的是作devils Advocate（魔鬼的代言人），無論哪一類我都心平氣和詳細地作答。

之後我才瞭解，這個每天約四小時的用餐實在是對我最好的磨練，有美國朋友說你花一百萬美金也不容易得到這項訓練，當然他們開始是問金門砲戰，之後是兩岸關係，特別是大陸的現況，甚至亞洲其他地區的問題，我要不斷地充實自己才能應付。所以我說饒老師是我的貴人。不過老師因為一生反共，在自由派的學校頗受排擠，他在耶魯作了二十四年的正教授，年薪始終是一萬二千美元，師母是小學老師待遇比他還高，老師一九七四年六十九歲時退休，在亞利桑那州一個專門供老人居住的小鎮太陽市（Sun city）定居，偶爾還到亞洲訪問，一定到台北看我，我任駐美代表曾先後去鳳凰城（Phoenix）和土桑（Tucson）演講，他都駕車來參加。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我在辦公室接到師母的電話告訴我老師去世了，兩個兒子都找不到，我勸師母不要擔心，我會請人來幫她，我們洛杉磯辦事處派人去協助師母辦理後事也把兩位公子找到，算是我對老師盡了一點心意。

一場接待活動，認識了我的太太

我在青年時代積極參加蔣經國主任於一九五二年創辦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的負責幹部對我很器重，一九五五年夏季有青年訪問團赴中東、歐美訪問二個月，我負責實際工作任務，一九五七年夏又赴美參加道德重整會（Moral Rearmament）的活動，為時一個半月。這兩次出國使我增加不少見聞，也交了很多國外的朋友。但是參加救國團活動最重要的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我去耶魯大學前夕在一次接待菲律賓青年的活動中結識了政大西語系的田玲玲女士，也是我的太太。我們兩次見面彼此都有相當的好印象，我到美國後藉著通信繼續連絡。

一九六○年初她來美深造，我陪她去學校安頓，次年她選擇到紐哈芬的圖書館實習，我返國前在紐約訂婚，兩年後在台北結婚。婚後我逐漸發現她有許多個性是我欠缺的，如她待人溫和，講話總是輕聲細語，而我則性情急躁，常口不擇言；她和任何人很容易交友，而我則天性害羞，所以兩人可以互補，特別是奉派美國工作，我必須時常宴請重要官員，但是我怕打電話去會碰釘子，她就會先和對方夫人結識，設法交換電話，每次都是她打電話給對方夫人邀請，幾乎無往不利。所以不少美國友人對我開玩笑說：「Fred,you marry up.」，意思是我娶到她是高攀了。的確，她對我父母的照料是無微不至，所以大舅張茲闓先生常對母親說：「妳三個媳婦只有玲玲對妳最好。」大舅晚年將他多年搜集的滿清翰林所繪的扇面十二幅一版送給玲玲。她不但對我的家人好，對我的同事也好，常常關心他（她）們的家庭，一直到現在很多在國外的同事回到台北一定要看她，表示當年受她照顧的謝意。今年是我們結婚六十週年，所謂「鑽石婚」，我深感她是我此生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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